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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鉴昔知今——《信阳方言志》跋语

(2019-02-09 07: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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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语言文字

方言

历史

王散木

分类: 文艺评论
盛世修志 鉴昔知今
——《信阳方言志》跋语
盛世修志鉴昔知今——《信阳方言志》跋语
盛世修志鉴昔知今——《信阳方言志》跋语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之所以盛世修志,一是盛世能为修史修志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与环境条件,二是修史修志能鉴昔知今抑恶扬善承前启后,是一个精神强大的民族传递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很荣幸地获聘为信阳地区地方志特邀编辑,负责编修全区的方言志,从此与地方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完成了固始、淮滨、息县、新县、光山、潢川等县和全区地方志方言专章的撰写任务,并独立完成《固始方言志》《信阳方言志》两部专著。

   对信阳方言的深入研究,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主任卢甲文先生,信阳师院中文系教授吴力生、龚佩莲二位先生和江苏师范学院张拱贵教授。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了《固始方言调查报告(初稿)》,并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固始话声韵调系统及其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在河南省推广普通话研究会会刊发表了《淮滨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并获得优秀论文奖。一九八五年,又在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学先生和卢甲文先生的指导下,按照《河南省方言志丛书》规定的体例,写出了《信阳方言志》(初稿)。一九八七年,我把书稿寄到语文出版社,时任社长兼总编辑、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读后予以充分肯定,并决定立项出版。随后,按出版社初审意见,我又进行了两次修订,原想很快便能出版,不料因为资助资金未能到位,加之李行健先生受国家有关部门派遣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样,就将本书的出版搁置了下来。一九八八年,我参加国家语委在北戴河举办的语文现代化研修班,我又将油印的书稿奉呈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审阅,一周后,周老再来研修班授课时,专门跟我谈了他和他的夫人、著名学者、编辑家张允和先生共同的读后感受及具体而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其所谈重点与语文出版社三审意见不谋而合,都要求我增加连读音变、特殊虚词、特殊的词头词尾用法等内容,按照先生和出版社的要求,我认真将上述内容补写了上去。时过三十多年后,本书总算得以公开面世,本人深感欣慰。这是一项艰巨、繁杂而又充满挑战的系统性工程,如果没有上下左右的全方位支持,是很难完成的。因此,这项系列成果与其说是我自己不懈努力的结果,更凝聚了众多参与者的心血、汗水与智慧。尤其要感谢信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信阳年鉴》主编陈晓玲女士拨冗为本书作序,感谢信阳八县两区史志办领导、史志专家和我的学弟杨培建,他们都为我对本书的最后修订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支持。

  方言志的编修,不仅学术性很强,而且原则尺度都是很严格的。在突出“资治、教化、存史”三大作用的大前提下,坚持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统一、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保存方言资料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方言作为古汉语研究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方言资料将会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在方志的编纂中,由于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常把方言单独列专志,在市、县志的编纂中,方言常作为章节收入,也有民俗研究的专著把方言收入的。在各类方志的编纂中,方言的撰写是一项比较费脑筋的事情,著述者在对域内的方言面貌进行典型的描写,使读者对这一区域的方言事实有一个既概括又深入的了解,是需要精细布局和深入研究的。记录方言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关系到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对这一地区语言的认识。纵观现有的方言志,在水平上参差不齐,有的学术性过强,语言艰涩难懂,背离了方志的普及性及可读性方向;有的出于非专业人士之手,讹误错漏较多,使方言的真实面貌严重失真。要达到科学编写的目的,坚持合理的原则在方言志的编纂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坚持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记录语言事实为主”,这是编写方言志的根本原则。语言事实的获得必须有充分的语料,这包括实地调查的人工记音、词汇、语法语料,还应包括电子语音音档。传统的方言采集侧重于人为手工操作,这在以往的方言调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记录的过程中不管是发音合作人还是调查者往往把个人的主观因素掺入到材料中,比如在汉语方言的调查中发音合作人由于受情绪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发音时自觉不自觉向普通话靠拢,也就是出现发音“不地道”的现象,再一点是调查者的个人音感的不同也会直接导致记录的差异,所以出现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语言事实的记录有明显差异并且争论不休的现象。传统的记录方法,只是瞬时行为,由于受个人的精力、调查范围、资料预备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常常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现象发生,如果以讹传讹更会导致错误结论的出现甚至讹误流于后世。现代化的语音记录和分析工具为我们的方言调查开拓了新的视野,比如数码录音技术,在语音切分与合成技术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使我们有条件借助计算机来进行语音、词汇及语法的分析;在保证样本容量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方言记录与分析的准确性。比如我们对某一方言的语音调值的分析,不同的人记录的调值往往不同,但是我们利用一些语音软件根据一定的声学参数可以准确计算出调值,并可以合成新的语音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印证调查结果的准确与否。

   方言志作为记录方言的重要资料,在编纂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料的完备性,它要求把区域内主要的语言的特征描绘详尽,同时又要避免资料汇集式的汇编方式。在地方志编纂中,方言志通常是采用分区域选择典型方言点做法,比如信阳地区的语言现状比较复杂,因其地处“楚头豫尾”,又曾为吴所辖,虽然总体上属北方方言的中原官话,语音与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有某些共同点,但本区与湖北交界的商城、新县、光山、罗山、浉河、平桥等县区的“楚语”地带,跟以汉口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固然大不相同,跟东面的下江官话也难以归到一起。因此在《信阳方言志》的编写中,我就对各县区的语言分布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描写,并且注重了描写的主次。这样,既符合信阳语言分布事实,在描写上也就避免了“孰轻孰重”的困惑。在县志的方言编纂中通常选择政府所在地的方言进行特征描述同时兼顾语言例外,在描写语言规律时又把东西南北的典型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自认这种方法是得当的。合理收录是保证资料完备的前提,但是我们常会面临着取舍的矛盾,“十里不同俗,隔河不同语”,这一俗语反映出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尤其是次方言的处理,它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各个层面的变体,对于这些内容的合理取舍直接影响到资料的主次和完备程度,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合理抽样、科学统计与分析方法。选择哪些区域的语言作为重点描写对象,选择哪些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多少样本可以保证满足数据统计与分析的需要,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借助现有的一些统计分析软件的功能来实现,利用这些软件进行数据的分布分析,并可以通过定义变量利用公式等计算出我们需要的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保证典型性和完备性。

  其次,要注重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统一。方言志的编写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它的编写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遵循方志编纂要求,进行创造性的编纂。它记述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编写者的活动却是主体化的,所以撰写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著书水平的质量。方言志的编写通常选择对方言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编写,他们要对地域内方言事实有深刻的把握,把资料与著述统一起来,实现主体意识和方言客体的有机统一。编写中能不能把学术语言的严谨性和著述的可读性有机结合也是一个衡量编纂质量的参照系数,因为“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决不是仅仅让专家学者来研究,它必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让群众来读懂,达到普及的目的。因此,在《信阳方言志》撰著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了语言的通俗性,记述精当而不虚拟。编写的学术性和普及性是矛盾的统一,二者并非相悖。我们见到的语言大师使用的语言都是平易的,他们以让读者读懂为己任,方言志的编纂也要坚持这一方向。当然对于像语音的国际音标的记音符号等术语性的东西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看懂,这需要采用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的办法,但是编写者所采用的行文词汇与语法应该是通俗的、基本的,不应该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偏离了为大众著书的根本原则。

  再次,要注重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社会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的,方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常认为词汇的变化是语言系统中变化最快的,语音次之,语法是最缓慢的。在方言的撰写中要对历史和现状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和合理取舍,就要对语音、词汇和语法与其他方言的差异进行“区别性”描写。在历时的描写中语言的底层是保留汉语原始面貌的直接证据,首先对于语音的描述就应该把文读(书面语言)和白读(口头语言)区别开来,在今天普通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广的背景下,白读和老派的语音特征记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年龄层次和地域的差别带来的语音差别,相当多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讲纯正的当地话,还有生活在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人或者因为交际的需要或者因为受求雅心理作用的影响,语音逐渐向区域内占优势的主流语音无意识靠拢,选择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进行描写就要确定好调查对象,往往年龄较大的、在本地区居住年限比较长的人的语言较为符合当地语言实际。在现在的方言研究中语音的研究比较深入,方言词汇和语法的描写远远不够。现有的调查手段,比如词汇调查表和语法调查表还远远不能满足调查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存在的有音无字词汇,常常是方言中保存古汉语遗貌的重要依据,它们是语言的口头传承,在历时的描写中就应该在现有条件下通过记音等方式重点记录下来。

  从共时的角度讲,方言由于受外部因素及语言系统内部元素的变化的影响,也会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产生变异,某一时段内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应该记录在方言志里面,才会真正体现“存史”的意义。比如粤语在改革开放后对港澳台词汇与语法的吸收速度远远高于内地的方言,这些使用粤语的地区在方言的某些构成要素上就出现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那么最富有代表性的变异就应该记录到方言中,也就保留了断代的语言面貌。

  最后,再回到《信阳方言志》撰述的具体话题。我是地地道道的信阳本土人,原汁原味的信阳方言伴着我长大成人,具有编纂信阳方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一部系统收集和整理信阳方言的著作,我特别注重了内容和形式的科学性、理论和事实的统一性。本书从实际的方言调查入手,广泛汇集了信阳8县2区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在记录方言原貌的基础上,简洁直观地集合了信阳方言的语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这部志书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确保了语言材料的真实可靠,并结合语言学理论和历史文献,在调查和梳理信阳方言特征和方言差异方面,作了认真的探索,以期对我们了解方言历史和承继方言遗产有积极的助推意义。现将编纂本志过程中的几点具体做法和获得的粗浅感悟,与各界读者分享。

  一、深入调查甄别,重视第一手方言资料的搜集。荀子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搜集和调查方言材料是方言研究的第一步。本志书坚持立足信阳方言本身,在调查和整理中,真实地反映方言的原始语言面貌。《信阳方言志》中包涵了丰富的信阳方言实录材料,在注意信阳方言历史性的同时,也注重信阳方言在历史演进中的形成,更贴近方言实际。该志书重视对信阳方言的实践调查,在辑录信阳方言事实的基础上,坚持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原则,扎实地进行方言本体的调查整理,形成对信阳方言的整体认识。此外,本书资料不是片面、零散的,而是在收录实际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二、立足信阳方言事实,注重方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记录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文化内涵。《信阳方言志》严格按方言志体例:以概述为引,由语音、词汇、语法与内部差异以及标音材料等篇组成,介绍了信阳的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记录和保存了信阳方言。本书在具体内容的设置上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既把握了信阳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中的共同特征,又注重描绘信阳方言的内部差异,在点、面结合中研究信阳方言。书中以信阳各个县区的方言为纲,围绕信阳方言的语音和词汇进行描写和记录,清晰地揭示了信阳各个县区方言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三、事实与理论并重,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方言作为汉语发展分化的地域分支,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阳方言志》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调查了信阳方言的发展状况,反映了信阳方言的地方性特征。既讲述了信阳方言的整体特征,又描写了各地方言的内部差异,在宏观和微观上力争做到科学、准确。因此,了解和把握信阳方言,有助于我们认识信阳方言的历史渊源以及这一方乡土的变化迁徙和社会文化。例如,从涵盖了从风土特色到农事活动,从经济发展到风俗文化等多个方面的信阳方言词汇,能够体会信阳方言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总之,《信阳方言志》是以地方史志的形式对信阳方言进行了客观系统的调查和整理,对记录千年方言之根,传承信阳乡音之雅有重要意义。在乡音逐渐流失,方言保护迫在眉睫的状况下,这部全面记录信阳方言的著作是致力于方言整理的切实体现,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信阳方言的特点及发展状况,并将引领我们在聆听每一处乡音中感受信阳“有别于他”的方言特色。

 


                             2019年2月8日记于往流镇八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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