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严凤英仙逝三十载（中）
朱志恒
丈夫眼中的妻子
严凤英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也是曲折的，有幸福、也有痛苦，更有着某种无奈。所以这方面一直是人们关注、谈论最多的一个焦点。
王兆乾这位当年接管安庆文艺工作的部队南下干部，至今他仍清晰地记着第一次见到严凤英的情景，50年代初期，那是在他以军管干部的身份主持召开第一次安庆旧艺人座谈会上。当旧艺人们都到齐后，他从外面走进屋内，在刚落座的一刹那，突然被对面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所吸引，定神一看是严凤英。但当时王兆乾对严凤英的印象差极了，她的穿着打扮都不属于无产阶级。自己是革命军人，是来改造他们的。他一再叮嘱自己不能为此乱了方寸，不能被糖衣炮弹所打倒。王兆乾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被“打”倒了，而且是那样的心甘情愿。
王兆乾因工作关系对严凤英的帮助教育比较多，加之他也进行黄梅戏音乐的创作、改革工作，他们的接触也就更多了。严凤英是旧艺人中进步最快的一个。因为她对旧社会充满了刻骨仇恨。当严凤英他们在建国后第一次将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引起轰动，让安徽文艺界振奋不已。严凤英他们载誉从上海坐船回到安庆，在码头上受到热烈欢迎。王兆乾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当晚他俩在码头附近的小酒店里喝起了接风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当时的灯火管制时间的到来。那天晚上他俩有说不完的话，说着上海的见闻，说着安徽的反映，说着他们彼此过去的经历，不知不觉间两人竟喝完了两瓶白酒。他们尽兴地说着笑着，此刻他们已不再是帮助与被帮助的对象，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江风席席，吹拂着他们滚烫的面容，滚烫的心。站在严凤英老宅的台阶下，王兆乾向她道别，突然台阶上的严凤英一转身给了王兆乾一个终生难忘的吻。这一吻使得王兆乾的生命中有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经南京军区领导批准，他们俩结合了。严凤英之所以看中王兆乾，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有文化，而对好学的严凤英来说无疑是最为需要的。一度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要调他们二人过去，严凤英因无法割舍黄梅戏而婉拒好意，王兆乾也因严凤英选择了留下。这一留就是半个世纪。相爱是甜蜜的，分手则是痛苦而无奈的。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南京演出，住在夫子庙附近。南京是严凤英解放初期的落难之地，在那她被迫沦为歌女，是当地的一个姓甘的富家子弟救了她，并与她真心相爱。后因要求进步的严凤英思想发生了变化，选择了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文化工作效力，而与对方告别。到了南京后，极重感情的严凤英利用演出间隙去看望了甘家的人。年轻气盛的王兆乾知道后非常恼火，当众打了严凤英一耳光。自尊心极强的她痛不欲生，甚至将携带的被子都扔进了秦淮河中……
很多年之后王兆乾都很为当初的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而后悔。分手归分手，他们依然还是朋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王小亚。严凤英在自杀前曾给王兆乾去过一封信，至于内容他始终不愿透露。30多年来王兆乾一直小心仔细的收藏着那封不知其详的信。
69岁王冠亚在严凤英去世后的3O年中孤单一人，家中的摆设近乎是原样。如果说变化就是屋里添置了一台电脑。老友们不解地问过他为何不续弦再婚，也好老了能有个伴。王冠亚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主要是现在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象严凤英那样的人了。”
“我就是看了她的《游春》爱上了黄梅戏，我认为这是地最迷人的一出戏，严凤英的“菩萨调”叫你在美的享受里，体会到安庆农村山民们的智慧和幽默，使你发出会心的微笑。
1956年我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转业时，就选择了回安徽搞黄梅戏。不久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合作，那是为了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们排鲁彦周的《王金凤》，她主演，我导演。共同的合作使我们产生感情，感到很快活，感到志同道合的乐趣。共同的语言多了，鲁彦周和他爱人张嘉讲：“纸糊灯笼给他们戳戳通吧！”于是很自然地从友谊发展成为爱情，她爱得勇敢，正像七仙女对董永的爱：“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什么门当户对，什么聘礼嫁妆，一切爱情之外的东西，一概在所不计。
1956年9月结婚，1957年我们双双差点被打成右派，1958年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去了。
在我下放农场时，好多好心的同志劝她抓紧大好时机，和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她才28岁，追逐爱慕她的人那么多，个个条件比我好，何愁没有幸福前程？然而她宁愿随我到农场劳动，也不离婚。这在当时是极端错误和落后的。她一个带着两个孩子，抚养着我的老母，坚持着等我回来！我们几乎是两天一封信，通过鱼雁传递爱情。可惜这些信在“文革”中都被毁了，否则可以编成一本极有魅力的《两地书》。
我在农场染上了血吸虫病，她频频来信安慰我，寄高糖、高蛋白的药物来给我补养，甚至决心抛弃一切身外之物，到农场和我一起生活。
这时，她演的《女驸马》拍了电影。她饰冯素珍，为救丈夫出冤狱，她女扮男装远离家门，甚至闯进公主的深宫，冒杀头的危险，最后感动了公主，说服了皇帝，救出了亲人。严凤英的冯素珍不象是表演，而是自己真实感情的流露。冯素珍能做的，严凤英都能做到，所以她演来信念极强，理直气壮，感情真挚，自然可信。我觉得冯素珍就是严凤英，严凤英就是冯素珍，演员和角色很难分开了！
文革中我们夫妻俩一起挨斗逃跑，我帮她写检查，她帮我回忆问题。我们俩曾一起跑到北京躲起来，到处打听消息。有些材料都是她口述我记录，从笔迹上看有些是我写的。就在她给我遗书中还特别叮嘱我：‘你胆子要大一点，现在他们就是欺负老实人、软弱的人，你要跟他们斗，两个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带着他们好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有些衣料转移到一位姓王的大姐家去了，以后把它拿回来给小孩子改一改做衣服穿。’凤英的艺术，正处在黄金期，她想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这张似笑非笑的照片后来被放进了一本画册上，在安庆的照相馆里一下子挂了很多年，拍照时候妈妈躲在一旁偷看。通过这个小事可以看出，我妈妈那时估计可能是想让我学表演接她的班，上学以后她又希望我们多学文化，我们比较遗憾是住校时间太长，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少，我弟弟和妈妈的接触就更少了。”
花正红时寒风起
“三年日月浓如酒，
乡中人好水也甜。
我只说永作春蚕把丝吐尽
一生终老在人间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
再要回头难上难……
——《牛郎织女》织女唱段
在采访过程中，这是一段总被几位被采访的老艺术家们提起的唱段，而且都是那样的充满深情。我在听了严凤英的原唱录音后，心也被这段绝唱深深触动，也许这就是天意，高度概括总结了严凤英短暂的生命历程，成了她悲惨的人生结局的真实写照。不知1968年4月7日深夜，她在准备仙游天国的时候，可曾在心里默唱起这一曲人间悲歌，一曲发自她心底的最后呐喊呢！
由这段唱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另几位在文革中含冤离世的艺术家，上官云珠在跳楼前的心态被当时在场的人描绘成了，与她在《早春二月》里饰演的农村大嫂的自杀惊人相似；老舍先生凄然长坐太平湖旁的神情，与他在《四世同堂》里即将走向绝路的祁老爷是何等相似啊？！仿佛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安徽著名剧作家金芝先生，这位当年的见证人为我释疑。
“我同严凤英合作比较密切的大戏就是1963年创作的《牛郎织女》，当时编剧有陆洪非、我、完艺舟、岑范，我们的合作分工是完艺舟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陆洪非执笔，第三部分由我来完成的，后来又经过了一些相互的修改补充，我们这个戏有个惯例，所有的唱段不单独署名，要署名四个人全上，因此对外不多说，以后的出版物、音像制品都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严凤英这个人有个很大特点，这个人一旦进入到艺术创作状态，就把其它一切东西都抛开。那次为了体验人间以外虚无飘渺的生活，1963年3月初我们就上了黄山。上黄山时天很冷，她直接上到了山顶，我们就在山下酝酿创作，她做为演员很认真地参与到前期创作中，与我们一起研究、讨论。后来我们又上了九华山，这前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两地转悠，编剧、导演、作曲、主要演员都在讨论剧本，她一方面熟悉剧情，一方面以自己的感受有时也谈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这是那次合作中很突出的一个印象。在剧本讨论阶段，窗外桃花峰的桃花一层一层开，不断变化，与我们剧本一步步趋向成熟几乎是问步的，在我们告别黄山时桃花峰的桃花已开满坡了。严凤英从山上拍下来的照片冰棱子都很长很长。去九华山我们一起跑到当时尚未开放的天台上，很有趣的是送我们上山的小尼姑认出是严凤英，她也跟着唱黄梅戏。严凤英在艺术创作上还有一个特色。最值得现在演员珍惜和学习的，那就是她的生命在舞台上，她演戏从不感到疲惫，从不为演出讲什么价钱，创作很投入。她虽说38岁死的，可她演出的剧目创作的角色有那么多，她愿意探索和实践，她演过方言话剧《丰收之后》。她从神仙到古代的人，到现代的人，到不是黄梅戏舞台上的人她都乐意去塑造，乐意去探索，她能够体贴合作者们（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严凤英能够成为优秀艺术家主要的几个方面。
《牛郎织女》当时我们都是想从人物出发，写“牛郎与织女”的分别，要有别于《天仙配》的那种写法了，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创作，所以我们在唱词中表现着一种反差很大的情绪“花正红时寒风起——”这段唱词我是顺着人物情绪来写的，人物情感达到了这个份上，写的时候我没有很特别的去思考它。这个影片 1963年底拍成后不久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4年初在合肥为省内文艺界放了一场，后来又在黄山放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看了一下，随后这部影片就进了仓库，被禁烟了十四年。所以我这部影片之后与严凤英之间以后的交流就没有了。
我在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牛郎织女》影片“花正红时寒风起”的唱词高度浓缩了严凤英的一生，还应该说我们当时浓缩的是织女，但是没想到织女的命运会在严凤英身上同时出现了，这是后来搞电视剧《严凤英》的艺术家们他们很敏锐地把这段唱词揉进去了，真可谓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啊！这不可能是我们能有什么预示，这种不是历史的绝对相似，而是历史的某种意义的重复，这是必然的现象。
作为编剧金芝先生没有跟完全程，在进入影片录音、拍摄阶段，最为了解情况的著名黄梅戏作曲方绍墀先生是其中之一。于是我追踪的电话打到了南京方先生儿子的家中。方先生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在电话那头边说边唱。
“我和严凤英合作了很多出戏，我觉得她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合作起来很愉快，总是感觉到激情能发挥出来。
1963年3月我刚好到北京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回到合肥。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上海参加《牛郎织女》一片的音乐创作。当时是我与时白林合作，他写前半部，我写后半部的影片音乐。从4月份到上海整个夏天都是在那儿度过的。
录“牛郎织女”后半部音乐、唱段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看了“花正红时寒风起”的唱词后就差点哭了，对那段词有些冲动特别有感情。当我在与严凤英的不断交流中，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她，她也感觉那段特别好，而且对我说：“你可要好好写”啊！”我用了一天时间全身心投入其中把曲子写好了，并哼唱给严凤英听，她听了认为很好，并当即指出“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一句的哭腔短了，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表达织女的悲伤情绪，她建议我将这个地方能否再伸展一下，并唱了很多种哭腔给我听，让我重新把“哭板”再丰富一下。我答应采纳她的意见去修改，仅这一点“哭板”前后修改了三次之多。
录音那天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录音棚监听室与导演岑范在一起，她那天唱的特别好，情感特别投入，当时除了上影厂外，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也架了机器同时录，由于严凤英特别动情地唱，那种如泣如诉，撕心裂肺的唱在音乐中大起大落，搞得两边的录音师和工作人员哭的都差点无法继承操作设备了。刚一结束我就和导演岑范从二楼监听室下来，导演按惯例征求大家意见，乐队指挥时白林和乐队同志都说：“太好了！太好！”这时严凤英含着泪走过来问我：“怎么样啊？”我上前激动地拥抱着她说：“太好了！太好了！”话没说完我自己就哭了。这部影片拍成至今35年已过去了，但那时的一幕幕都还在眼前，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着严凤英那时的一举一动，跟江苏作家顾尔谭多次谈过，我们俩人都觉得，她对这段唱特别投入、特别有感情，这种状态是在我们过去的合作中少见的，似乎那时她就有了某种预感。严凤英是用她心弦流出的神韵唱出了黄梅，也唱出了她值得骄傲而又令人惋惜的人生。”
惊梦之夜
回头不见亲人面
点点血泪洒人间……
在严凤英死后他们将我父母赶出了我们家，家中只剩下我和两个孩子，我又被赶到鬼棚里，大孩子小亚这个小哥哥带着上小学的弟弟相依为命成了孤儿一样，饭没人管，衣服没人洗，只能在社会上混。我妹妹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总机房调到托儿所给小孩洗尿片，后来又调去卤碱包药，10月因药物中毒得败血症死了，我父亲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靠我妹妹和我给他点钱生活，面对媳妇和女儿的死，一个儿子带两个孙子，这日子怎么办？老人家受不了这种打击，忧郁中因高血压在69年12月去世了。两年家中死了3位亲人。从此我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生活，生活压力、思想压力都很大，我还没有平反。
别时娇儿梦正甜
只流泪水未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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