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 翁同龢藏书画珍品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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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慈禧
同治
光绪
《苏台纪胜》
作于1484-1504间
【明】
沈周(1427-1509)
纸本设色,纵34
横59.2厘米
沈周一生绝少远游,游迹几乎只在江浙一带,而纪游的画作却很多。此册从其诗题看来,当是先有纪游诗,而后才以画配诗,足成此册的。画的都是太湖流域景色,平岗浅屿,水天空阔,用笔劲硬,墨含苍润,从画风及所用“白石翁”印来看,已是六十以后所作。本人未书上款,但从册后吴宽跋看来,极有可能是为友人杨一清而作。一清丹徒人,祖籍云南安宁,故吴宽有“大理杨公”之称。成化八年进士,弘治时,巡抚陕西,颇有建树,后直入内阁,与吴氏所云“方嚮用于时”正合。又弘治九年沈周尝为一清作《江山秋色图》并系长诗,亦可证二人交谊之一斑。
此册明末清初时为杨一清之同里丹徒张孝思所得。乾隆至道光年间曾经王芑孙、曾燠、秦恩复等鉴藏,之后即归翁氏而保存至今,是流传有绪的沈氏佳作。
《真书千字文》
【明】
董其昌(1555-1636)
纸本,纵27.6
横208.6厘米
董其昌书,初遍临古人,已而专心晋唐,中年以后“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时出新致。此卷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潇洒厚重兼而有之。尝自云:“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又自称“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读此卷可知其并非自诩。因“懒于拈笔”,他所书《千文》卷极少,此卷自云“凡书四载”,而《石渠宝笈》著录一卷则“先后七年”而成。然其楷书的佳处,正在生秀取韵耳。董书最重墨法,此卷墨气清润,一如其画,极可赏玩。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五十五岁仕途失意的董其昌正在福建副使任上,故跋中有“今至延津”之句,不过赴任仅四十余日,他便辞官告归了。
1544年前作
【明】周臣画吴宽书
纸本,书纵23.1厘米,横217厘米,画纵23.2厘米,横95.9厘米
展中有翁同龢(1830-1904)《云山图》、《高士赏梅图》等绘画作品。翁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业余画家。
翁同龢《高士赏梅图》扇面,纸本设色,24.8×54.4厘米
《高士赏梅图》扇面,纸本设色,左上自题:“庚子秋,之廉捡旧箧得杭大宗全韵梅花诗手稿,虽云浏亮,亦已多矣,幽人之贞,一杯已足,爰写此图示之。松禅老人。”之廉即翁之廉(1883-1919),是翁同龢长兄翁同书(1810-1865)长房长孙翁斌孙第二子。
《高士赏梅图》画于1900年秋,这时北方已经天翻地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西安,翁的政敌李鸿章受命议和,危难关头还是要这个清流看不起的“卖国贼”来收拾残局,翁同龢的心情可想则知。他有心奔赴西安扈从,因“羁囚在籍”无法成行。但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订约“东南互保”,南方富庶之地得免涂炭,所以翁同龢的生活表面上仍然平静安适,与曾孙品诗作画。此画笔墨清雅,背朝观众的高士似是翁同龢的自我写照,高士的红衣与树上的红梅相呼应,与草地的淡绿色互相映衬,鲜艳活泼,不像是作于那么一个“晦气”的时间,也许是作者有意要借此提振心情吧,他的内心恐怕不像此画的主题那样悠闲平静。
翁同龢《鸽峰墓庐图》轴,纸本设色,63.8×31.75厘米
《鸽峰墓庐图》纸本,水墨设色,右下自题:“鸽峰墓庐图 今秋扫墓,视鹁鸽峰墓傍隙地纵横可得十余丈,每思筑室数楹,杂莳花木,为他日归田息影之所。先拟此图,有如匠人之划宫于楮,不足云画也。光绪己丑十一月廿八灯下,叔平并记。”此图作于1889年,翁氏年六十岁,这一年的翁同龢正站在人生的顶点。
翁氏将新修隐居所亦称为墓庐,表示落叶归根之志。他幻想着将来仕途完满,息影田园,作此画的目的正是规划自己的“他日归田息影之所”,所以画得较为工细,在翁氏山水画中别具一格。翁氏的山水画虽然受到江南多种地域风格的影响(以正统派为主,但没有最终陶铸成自己的风格),并且特别喜好常熟乡贤王翚的作品,但这幅画更多地体现出“扬州画派”中一位杭州人金农的影响,空间处理拙中求趣,造型略带变形,用笔多中锋勾勒,缓慢有力,富有金石意味。这也许是因为翁氏与金农都深好金石书法的缘故。
翁同龢《云山图》
一片氤氲江南,湿润的情感,汇聚成云,云,缠绵着山,山,是故乡的山。
翁同龢为大生纱厂所书楹联
翁同龢书写此联比一般的纸上对联更为郑重,使用标准的颜体楷书,丝毫不带惯用的北碑和行书笔法。
翁同龢《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四条屏,纸本水墨,每条146.5×39厘米
此次展出的《临颜真卿争座位帖》(1902年作,图八)四条屏虽然称为“临”,却完全是个人面貌,刚柔相济,酣畅淋漓,是翁氏极晚年精品。
附:
其它藏品目录: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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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画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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