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些帽子，让我想到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在“文革”中挨斗挨整，头上也被戴过多顶不明不白的帽子，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又莫名其妙地被摘掉。《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为了子孙“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为将来不再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而给历史做了诚实的记述。我看了，感情长时间不能从中自拔，掩卷沉思，总觉得老人的担忧今天依旧不能让人完全释怀。
文革以后，巴金先生、杨绛先生等老同志以及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先后写过牛棚浩劫，对文革千万人遭受的苦难以及换来的教训字字俱陈，就像一面高悬的镜子让中国人时时引以为鉴。但是如同季羡林先生所说，那些“造反派”中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人，为什么没有勇气站出来把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这么多年的反醒忏悔也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战后的日本人中有良心的人都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实地请罪”，难道他们不是奉命而来，为天皇履职行杀戮的吗？可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却从人性的检讨和忏悔他们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没有人要求一个或一批热情荒唐的年青人为整个文革负责，为打砸抢负责，但每一个参与的个体如果没有真心忏悔对那场非人性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等无视、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果没有真心从灵魂深处认识那场暴力革命中自己行为的恶性、愚昧，对他人对社会的伤害，怎能保证下一次轰轰烈烈的什么运动来临后人类的尊严不被践踏呢！
文革中“牛棚”事件过去了四十年，我只见过杨沫的儿子“老鬼”写过一些实事求是的描述，多数当事人经过了这么些年的岁月还铮铮有词地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是受了江青、林彪煽动，而不是他们错了。网上有一篇“聂元梓答季羡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自于聂元梓，倘若是真的，那这人真的是无可救药了，这篇文章居然谴责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还要季先生历史地看问题，“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还说“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不管这论调是不是聂元梓所说，这文章却是代表一定的层面，不是还有一个安文江写过《我不忏悔》吗？其实季羡林先生难道只是指责哪个学生、哪个个人吗？不，绝对不是，季先生《牛棚杂忆》立意很明确，那就是记述那段历史，不想让这样悖离文明的场景重现。
让我们“历史地看问题”，看看聂元梓们不想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不想被谴责的革命行动是什么：在牛棚里，被关押的人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要经受“跪煤碴”、“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堂腿”等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牛棚杂忆》里，季先生记述道：“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这种包括刑讯之外的精神打击：晚间训话，走路不许抬头，设置特务，连续批斗，每次批斗都是体罚加侮辱，这样的历史应该轻易忘记吗？
我的哥姐们也有参加到“红卫兵”行列的，但他们刚刚踏入中学校门，就卷入了那场洪流，他们基本上是四处串联、懵里懵懂地抄抄大字报，热情洋溢的上街游行，慷慨激昂地大辨论而已，真正参与“打砸抢”的少之又少，但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人一旦作了专制工具，就会产生助纣为孽的效应，不仅仅是清华、北大有之，它就像地震波一样，从震源的介质发生急速的破裂和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级当权的、带“长”的统统成了专制对象，从小家看大家，我父亲是走资派自不用说，我母亲、甚至我姥爷都因历史不清被关过“学习班”，一时间处处“牛棚”，处处批斗、打骂声起，无论人权，连人性都不让讲了，为人而不许讲人性，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谋利益，这更是我们党的宗旨、党管理国家的宗旨。为了人民，就要保障人民包括人民范畴内的干部、学者，保障他们安居乐业，就如英国著名学者、文学家C.S.Lewis(路易斯)描述的那样：“夫妻可以在火炉边闲谈，三几个好朋友可以在俱乐部里玩掷飞标游戏，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或者在花园里种点什么。一个国家若不能促进、延长、保障其人民这样的生活，所有的法律、议会、军队、法庭、警察、经济等等都是浪费。”那么当你是这国家机器运转的某一齿轮时，你的目的性要与这个国家目的一致，这是不是也要求我们从心灵上约束自己，从心灵上常常自检，就象机器要常常检修一样。
我们也可以猜测，实际上这些当年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的人，他们事后也有忏悔，但多数并不认为那里面有自己的责任，有人将红卫兵比喻成斗牛，说“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我也常和那个年龄段的人探讨，他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却以为这样比不恰当，人，就是人，人对自己的要求要从人性出发，即便是斗牛，人家也只冲撞挑逗撞撩拨甚至刺杀它的斗牛士而不伤及无辜！我们还可以猜测，当年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的人，他们因人在职场，有所顾及而不能声明忏悔。前几年我听说这样的例子，就在我们这个城市，有位主要领导，在接待某中央领导来人时被认出是当年抄家和揪斗他的人，回京后就在某高层会议上指出此人不可重用，当然之后也有为他斡旋说话的高层，官帽终于未受影响。但毕竟可以看出，这是职场一个敏感问题。但岁月如流沙，当年的当事人如今也逐渐退出职场，我真的想看到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清夜扪心自问”，像季羡林先生一样，秉笔直书，真实地记述那些时那些人那些事，为当年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受伤害的人真心忏悔，为那些批斗会上打死的、在红色恐怖中自杀的老舍，傅雷夫妇等真心忏悔，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有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面世，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将超过任何教科书！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他们中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善良心足够强大了，人折磨人这样的社会悲剧才能够避免重演！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