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也表示，“电信资费调整，要兼顾消费者利益和电信事业发展的需要……从个别电信企业的盈利水平看，移动电话通话费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但几大电信企业极不平衡，部分电信企业按现行方案承受已有很大困难。”

     但事实上，此次听证的对象只是漫游费的上限标准。因此，作出上述论述隐含着这样一个认定：在现有市场竞争条件下，作为“个别电信企业”的中国移动并不会在给定上限的标准下，通过进一步降低国内漫游资费，获取竞争优势。

    这就意味着，只有当监管机构认为，在主叫每分钟0.6元，被叫每分钟0.4元这一节点，中国移动已经无法再通过降低漫游费，获取市场优势，从而不至于使“部分电信企业”无法承受，上述要兼顾消费者利益与电信事业发展需要的表态，才有理可循。

    这一逻辑显然并不成立。不说漫游费的成本与收益根本无法准确核定，电信市场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在某一资费水平，市场竞争将呈现何种状态，否则，等于否认了市场的作用。

    这种逻辑内在冲突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在漫游费听证过程中，在欲使用户受益（或者说享受应得之利）的同时，电信监管部门试图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不管是“个别电信企业”，还是“部分电信企业”。但是，当电信改革推进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推行某一政策的“帕累托改进”，即不再存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情况下，使得某方变得更好的方法。

    而在电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样的政策比比皆是。比如，初装费的设立与取消都曾经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初装费设立之初，用户通过付费获得了现代化通信手段的使用，电信企业通过初装费获得了发展的原始资金。而当初装费取消时，用户获得了价格上的优惠，而企业则从中收获了用户的迅猛增长。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原理，帕累托改进只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因此，电信业该别帕累托改进适足以证明电信业的进步。而电信监管部门则必须改变过去存在帕累托改进时，那种一碗水端平的监管办法。毕竟，任何市场的利益格局必然是“失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