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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节礼俗的复兴与传承——萧放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

(2013-02-21 21: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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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学海泛舟

年节礼俗的复兴与传承

——萧放教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

    年节礼俗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过年,但对于传统的年节礼俗,恐怕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在重视传统节日复兴的今天,如何强调年节这一重大民族节日的文化内涵,复兴我们传统的礼俗文化,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年节礼俗的主要类别

  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日,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的是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很不一样。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

  所谓年节礼俗,是指大年前后按照时间进程,在家庭和社会间逐次展开的传统礼俗活动。大家知道,“年”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其中又可以分成三个环节:一是辞年,又叫“辞旧岁”;二是团年,特指大年三十的家庭团聚;三是拜年,指各种形式的走亲访友活动。不同的环节又有不同的节俗重点。

  如果按照性质来分,年节礼俗有三种类别类型,一是人伦礼俗,二是祭祀礼俗,三是迎春礼俗。

  中国人重视人伦礼俗。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固着在土地上。因此,世代生长于斯的农民,非常强调伦理秩序,强调上下尊卑,家族文化非常发达。而依岁时而定的传统节日,基本上都是家庭性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大年等,都强调家人的回归团聚,强调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与西方的宗教性节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传统节日里人伦特性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在岁末、除夕、新春这三个环节,以礼俗形式体现的辞年礼、团年礼和拜年礼,都特别强调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联系。

  辞年礼俗的起点是腊八。从腊八开始,大家就准备过年了,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岁末探访拜望、礼物馈赠及团聚宴饮等。腊八之后,人们都要扫尘,就是为了在过年迎神祭祀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环境。除了扫尘之外,还有一个净化仪式,那就是年前要沐浴、剃头。如果说扫尘是一个居所空间的净化的话,沐浴和剃头则是个体的一个清洁仪式。这个年俗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用一种新的形态新的面貌迎接新年。

  再看团年礼,团年就是在辞旧迎新的过程中所举办的家庭团聚仪式。团年礼是过年的中心部分,其中重要的节点是祖先祭祀与年夜饭。人们在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先祭祀祖先,比如北方地区年夜饭的第一碗饺子是献给祖先的,南方地区年夜饭也是先请先人享用。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性的一顿饭食,其中有一些菜是不能少的,如鱼、肉丸、豆干、红枣、萝卜等,取年年有余、团圆、喜庆、彩头等吉兆。在传统中国,无论如何,年夜饭都应该是在家里吃,因为家里有祖先的牌位,我们是跟祖先共同享用这顿团圆饭。我们今天很多人主张年夜饭要到饭店去吃,这其实是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浸染过程中,受到商家的误导。这其实是文化礼俗的一个重要损失,是不正常的。团年礼中还有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长辈给小辈分发压岁钱。压岁钱的意义是长辈通过给小辈以钱物的方式,表达家人的关爱,冀望给孩子一种力量,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年关。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伦理的关怀和精神的鼓励。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发压岁钱看成是种负担,因为价码越来越高,人情越来越重,这其实大大偏离了压岁钱礼俗的本意。

  在传统年节礼俗里,还有“守岁”一说,全家人彻夜围炉团座给老人祈寿。宋朝时,“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我们今天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等到零点,然后放鞭炮。这是因时而异的新变化。今天的春晚让四海华人能够聚在一起,实际上它是延续了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让海内外华人共享这一特殊时刻,让华夏子孙在春节共同体验我们的文化传统,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熬过了旧年,迎来了新年,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庆贺,所以又有拜年礼。以前的拜真的是要跪下去的,现在山东、河北、安徽的北部,还有一些地方,晚辈给长辈拜年是真的要跪下拜的。当然,拜年礼不仅仅是老百姓之间的庆贺方式,而是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共享的文化仪式,这种文化仪式让我们获得社会整体的文化感觉。比如我们今天公务部门的团拜会,也是一种拜年礼。所以,新年到来之后,这样一种对天地、祖先、亲人、乡邻、朋友、同事之间的贺拜仪式,也是一种建构礼俗关系的仪式行为,是在新的时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关系的再确认。

  以上种种均属人伦礼俗,年节礼俗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祭祀礼俗。祭祀是精神的需要,是对历史对祖先的铭记、尊重与感恩。在岁时节日中几乎无节不祭,年节尤其重要,一般是从腊八开始祭祀,一直到正月十五结束。在一些关键点上都要举行特别的仪式,对不同性质的神灵进行祭祀。比如说祖先祭祀、灶神祭祀,对天地玉皇等神灵的祭祀,就是人神沟通的特别方式。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传统节日,最早就起源于祭祀。印度有学者曾经说过,是祭献产生了时间。自然时间因为祭祀的需要,而给它划出了时间段落。中国人的划分叫做岁时,古代所谓“岁时祭祀”,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特定的祭祀活动。

  祭祀礼俗中最重要的是祖先祭祀。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情很深,认为祖先不会走远,而是会持续关心我们,所以春夏秋冬四时都要以祭祀的方式与祖先保持沟通,祈求福佑。祖先祭祀是春节家祭里最重要的祭祀仪式。周朝的大饮蒸,就是岁末对祖先的一次重大的祭祀。 《诗经》里的《豳风?七月》,大家都很熟悉,其中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说法,说的就是祖先祭祀的场景。我国传统时期对家族祖先的祭祀是非常重视的,祭祀的时候要摆祭品,念祭文,很多地方在大年三十之前还会到墓地扫墓,祭祀亡人。还有灶神祭祀。古代有“五祀”的传统,灶神是其中的神灵之一。因为灶神是家居的火神,所以祭灶是古代很重要的礼仪。除灶王之外,还有天地祭祀。天地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国家的公祭,但是后来逐渐放松了祭祀独占权,老百姓也可祭祀。特别是到了清朝之后,天地祭祀很普遍。它跟一些少数民族的祭祀传统有关系。不管是蒙古族、满族,还是其他北方少数民族,都普遍信仰天神。祭天地是为了感谢,因为天地给我们一个养育的空间。其实敬天地的礼俗传统,我们今天还是应该有所传承。我说的传承不是说对神灵的祭祀仪式,而是要有对自然的敬畏和礼拜意识。

  正月初五的祭财神,知道的人很多。财神是老百姓的最爱,人们过年常说的话就是“恭喜发财”。中国人对财神的崇拜也很早,但早期并不是祭财神,而是“送穷”。在北方还有正月初五送穷的习俗,老百姓说把穷送走就行了,不必发大财,平安就好。今天随着商业社会日益发展,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欲望越来越强。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是追过头了,也不好。还有一个玉皇的诞日,这个在南方很盛。正月初九,也叫做“上九”,主要是祭天、祭玉皇。还有祭紫姑,紫姑是蚕桑之神,一般是女性崇拜它。人们通过卜问的方式,问问年成,问问婚姻等事宜。

  第三个是迎春礼俗,因为我们的春节跟立春节气很近,所以年节里面有很多是迎春的习俗。比如说贴春联。春联是我们古老的传统,早期不叫春联,叫做桃符,将祝福的文字写在桃板上,然后钉在大门两旁,以保家户安全。有人说宋朝开始就有春联,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比较长的木板上面。明朝以后,以红纸书写春联的方式比较普遍。

  年节有春酒,春节之后家户往来相邀,轮流喝春酒,这也是迎春礼俗。还有吃春饼“迎春”、吃生菜“尝新”、吃萝卜“咬春”等习俗,各有寓意。比如吃春饼的习俗起源于晋朝,兴于唐朝。 《关中记》载,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饼,以春蒿、黄韭、蓼芽包之”,并将它互相赠送,取迎新之意。

  北京人以前在春节的时候很注意打扮,在新年开始时候会戴绒花。如果今天大家在春节逛庙会的时候,都戴一朵红红的绒花,那多喜庆,年节节日气氛也更浓郁。节日跟平常日子不一样,既有仪式感,又有不同的服饰来象征它。但是我们今天把节日过得非常普通,过得非常平庸,以至于我们感觉不到节日的特殊味道。

  缺乏仪式的时代怎样过年

  传统节日特别是年节,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集中而浓烈的表达。在高度技术化、物质化与个性化并由此产生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传统节日这一特定的民族时间,举行内涵丰富、形式生动的节日仪式,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情感,激发民族活力。

  当代社会正处在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影响最深刻的阶段,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与传播,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全面进入中国。因此,近百年来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当漠视,在现代公历时间制度威权之下,附着在夏历时间上的传统节日与节俗遭到冷落甚至破坏。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曾经面临全面颠覆的厄运。在此背景之下,传统的年节礼俗被大量遗弃,本来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年节,因为相关仪式礼俗的大量消失而变成浮泛的时间单位,年的神圣地位严重动摇。人们对年的感知与意识越来越淡,“过年没有意思”、“过年就是玩乐与睡觉”的观感被许多人认可,即使是当下繁忙的春运也不能掩盖这样的现实。

  在缺乏仪式的时代,人们容易失去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遭遇的最现实的心理困境。一位非洲的治疗师曾经对仪式在心灵方面的特殊作用有如下说明:“仪式唯独在心灵对我们发出召唤时才是必需的,这种召唤表现为心理的困境、缺失的需要。我们进入仪式的维度,是为了回应心灵的召唤。 ”

  传统节日特别是年节,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集中而浓烈的表达。在高度技术化、物质化与个性化并由此产生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传统节日这一特定的民族时间,举行内涵丰富、形式生动的节日仪式,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情感,激发民族活力,以此拯救与整合一些人精神萎靡高度物化的当代社会。因此我们应该从纾解社会心理困境、融洽社会关系、提振民族精神与确认民族文化未来方向的高度,充分认知复兴与传承传统节日的当代意义。有了这样的年节礼俗认识之后,就应该去强调对有关年节礼俗进行恢复和重建。

  如何恢复和重建呢?我想有下面三个方面需要强调:

  第一,重视传统人伦礼俗的重建,重视它对促进家庭与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年节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伦礼俗。回家过大年是一句俗语,也是一道文化指令,俗话说,“一年不赶,赶年三十晚”。大年回家是多数中国人必须遵循的岁时仪式。回家不单是亲人的团聚,它还是一次精神更新的历程。当我们面对家人、祖先与邻里的时候,我们会在精神上得到充实,在人伦关系上得到再次确认,在感情上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过年回家有许多现实的教化意味。家人团聚共享的年夜饭,是一个神人共享的圣餐。年节的团聚是家庭和谐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重视祭祀礼俗的重建。祭祀礼俗不能视为封建迷信,要将它看成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是一种精神寄托。我们通过对祖先天地的祭祀,强化人与亡故的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来稳固家庭、社会,表达对自然的礼敬。我们举行祖先祭祀仪式,强调的是祖先不仅给我们身体,给我们灵魂,而且他们给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创造财富,我们要慎终追远。同时我们要重视天地祭祀,是自然界给我们生存的空间与资源,我们要对天地表示尊敬和感激。我们在年节中应该强调祭祀文化的传承和人的情感表达。

  第三,凸显迎春礼俗,满足人们祈福迎祥的心理需求。因为大年就在立春的时节,是春天到来的季节,春天是生命力勃发的季节。春天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新的感觉,所以我们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节气,借此激发我们人性的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昂扬的姿态和精神,在一年里走得顺畅,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我们今天应该高度重视并且丰富春节期间的迎春礼俗,将其当作新年迎春的仪式。

  如何重建礼俗传统

  在年节礼俗的复兴过程中,既要重视礼仪的内涵,又要重视礼仪的行为;既要敬畏传统,也要推陈出新;既要强调家庭文化建设,也要强调社区文化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与构建我们的年俗传统,需要强调社区、街道的邻里文化建设。

  如何实现优良礼俗的回归,重建我们的礼俗传统呢?我想应该注意以下三个关系的处理:一是要注意礼俗形式和内涵的相互关系,在年节礼俗的复兴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礼仪的内涵,又要重视礼仪的行为,二者相辅相成。内涵非常重要。假如一个东西没有内涵,就不会持久,但是特定内涵假如没有承载的形式,内涵就无从表达。所以礼俗是一个整体,它既有礼仪行为,也有人心中的感情。只有做到形式和内涵的相互补充,才可能把年节礼俗传统真正复兴起来。就是说价值观很重要,礼仪行为的身体记忆也是不能少的,只有通过身体的记忆,才能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我们经常说现在手机短信拜年很好,它大大扩展了拜年的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范围,但它总不如我们面对面的拜年来得真切。

  二是要认清新与旧、继承与更新的内在联系。岁时礼俗中大多是传统的内容,当代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传统岁时礼俗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哪些是我们要继承的,哪些是需要我们更新的,这需要去辨析。但是我们不能有观念的误区,不能认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新和旧要相对来看,旧和新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有一个合理的理解。

  我在台湾的时候看了一个专题节目,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的是“旧的也是新的”。有些旧的东西也可以为新生活服务。我们讲人伦,只要有人,有群体,就必定有人伦礼俗,虽然传统但不过时。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去喜新厌旧。我们要敬畏传统,而且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复兴和传承年节礼俗的传统。敬畏传统的同时要推陈出新,当然不是推倒陈旧的东西而创造新的东西,而是要从旧的东西里面推导出新的元素,为今天社会生活所用。

  三是明确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家庭和社区并重。这是我们时代的新需要,传统节日礼俗大多强调家人团聚,我们今天的社会家庭在缩小,但家庭的意义与功能还要继续强调。假如没有家庭,我们民族文化没办法继续传承下去,因为这是一个传统,我们强调回家,强调家庭文化建设。但同时,我们社会交往面越来越广,公共社会关系的建立显得越来越重要。社区与邻里之间的交往,我们要更加强调。在年节礼俗中,家庭与社区要并重,特别在城市生活中,要强调社区文化的建设。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的北京城,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今天的北京是变化中的城市,很多人是新北京人。新北京人之间是陌生的,还没有形成共享的生活传统,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存在问题的。而老北京的传统因为城市改造、人口的迁移,保持起来很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与构建我们的年俗传统,需要强调社区、街道的邻里文化建设。当我们把城市看作自己的家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归属感与幸福感。这样,城市才会和谐,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安宁。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礼俗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思想者小传

  萧放 1960年生,湖北黄冈英山人,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亚细亚民俗学会中方会长、中国民协节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节庆、礼仪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及国际合作课题。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多次获政府与学术界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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