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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愈痛苦越爱——付出努力与减少认知失调的关系

(2013-07-04 1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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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他的两个助手,潜入了一个相信世界末日在12月21日来临的群体中间。他们想要搞清楚,当(他们所希望的)预言破灭时,这个群体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个群体的领袖--研究者们称她为玛丽安·科琪(Marian Keech)--许诺,信徒们将会在12月20日夜里被一架飞船接走,并飞到安全的地方。她的许多追随者放弃了工作,舍弃了家业,散发了积蓄,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在外层空间,有谁会需要金钱呢?另外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或者无望地待在家里。(科琪女士的丈夫并不相信这一切,就在他的妻子和追随者们在客厅祈祷的时候,他早早地上了床,美美地睡了一夜。)

费斯汀格作出了参与性观察研究假设:那些没有得到预言家强烈许诺的信徒(这些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期盼自己不会在午夜死去),会很快失去对科琪女士的信任。而那些放弃了自己的财产、与其他人一起等待飞船的信徒,对她所具有的神秘能力的信念会增强。实际上,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行列。

  到了午夜,院子里根本没有飞船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点紧张。到了凌晨2点,他们变得非常担忧。凌晨4点45分,科琪女士抛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她说,由于她的小团队无与伦比的忠诚,世界已经被救赎了。“上帝的话是强大无比的,” 她对自己的追随者们讲,“他的话已经让你们得救--由于有了你们对死亡的祷告,本该降临地球的威胁没有机会到来。现在弥漫在这间屋子里的善行和光明,并非自地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人们的心境由失望变为欣喜。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在12月21日之前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信仰,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奇迹,随后他们走上街头,拉住过往的行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

此项观察研究验证了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等人的预言——假如人们得到某个东西时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不安、努力或者尴尬,他们就会比轻而易举得到它时更为幸福。正如辛苦追来的妻子,男人们更不容易背叛出轨;层层面试得来的工作,人们更加努力珍惜;遭家长一致反对的恋爱男女越加坚定私奔的决心!对人们来讲最为痛苦的是自我概念的认知失调——人们所做的事情与自己对自身的看法不一致。

假如你所崇拜的某个运动员或者名人受到了强奸、猥亵儿童或者谋杀的指控,你便会体验到强烈的失调。你对这个人认同度越高,你所体验到的失调就越大,因为你的自我会更多地卷入其中。但假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而又出现了某种犯罪行为,你将会感受到更强烈的失调。毕竟,人们对名人的支持可能会经常在不同的人之间变换。但假如一个人偏离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就会感受到较大的失调,因为总有一天他必然要回归自我。

  由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西方人)持有相当积极的自我概念,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德行而且聪明伶俐,因此人们会有意地努力减少失调以维护自身积极的自我形象。当科琪女士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失败时,我们可以想象她那些忠诚的追随者所感受的痛苦失调:“我是一个聪明人”与“我刚刚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傻事:由于相信了一个疯狂的女人,我抛弃了自己的家产和财物,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发生了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她的追随者们可能改变认为自己聪明的看法,或者为自己所做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的”事情辩护。冲突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要经过多轮辩护才会尘埃落定。科琪女士的铁杆追随者们会认定自己没有干任何蠢事,由此而保持他们的自尊;实际上,他们在加入这个群体时的确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可以使地球免于毁灭。无论是谁,只要聪明,也都会加入进来。

设想有两个在态度、能力和心理健康方面相同的青年人。他们都相当诚实而且对事物都持同样温和的态度,例如,对于作弊:他们都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坏的罪行。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接受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将决定着他们能否考取研究生。面对所要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时,他们都感到毫无线索可循。眼看就要错过这场考试了……此时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次作弊的良机,他们可以读到其他同学的答案。这两个年轻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其中一个人屈服了,而另外一个人则抵挡住了诱惑。作出这两种决策可谓一念之差;他们两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选择对方的决策。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也付出了各自的代价:其中一个人为了获得好成绩放弃了诚实,而另外一个人则放弃了好成绩保全了自己的诚实。

  现在的问题是:一周之后,他们会如何看待作弊?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位屈服于诱惑的年轻人会认为,作弊并没有太大的罪过。他会对自己说:“嗨,人人都会作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为了将来的前程我必须这样做。”而拒绝了诱惑的那位年轻人则会认为,作弊要比他以往所认为的更不道德:“实际上,那些作弊的人是无耻的。这些人应当被学校永远开除。对他们必须做到惩一儆百。”

  在这两个学生自我辩护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大;其二,他们的看法已经内化,他们认定自己一直这样看待作弊。24似乎一开始他们站在金字塔顶端,相距不过毫米之间;但是到了完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之时,他们已经滑落到了金字塔的底部,站到了塔基相对角的两端。那个没有作弊的学生认为另一个人是完全不道德的,而作弊的那个学生则认为另一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清教徒。大多数人在直接面对自己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它们加以辩护,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会混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偏差;会限制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改正错误;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的原有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的评估。

  检验自我辩护假设的另一项实验,是对一些大学兄弟会加入仪式的严格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然后对其成员进行访谈,询问他们对所在兄弟会的喜爱程度。假如那些经历了严酷加入仪式的成员比那些经历温和加入仪式的成员对自己所在的兄弟会更加喜爱,难道可以由此证明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导致对团体的喜爱吗?人们为什么会喜欢诸如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呢?

这正是必须要进行控制实验的原因。实验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将人们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之下。不考虑一个人最初对所加入的团体感兴趣的程度,每个被试都会被随机地分配到严酷的加入仪式或者温和的加入仪式条件下。假如与那些没有付出什么努力加入团体的人相比,随后那些付出艰辛努力的人感到团体更有吸引力,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是所付出的努力而并非最初兴趣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点。
  
“在每一位参与者做完实验之后,”艾略特回忆道,“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这项研究并对失调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尽管每一个经历了严酷的加入仪式的人都声称他们发现了预设的计谋并且他们能够发现大多数人是如何受到我所预计方式的影响,但是他们都费尽心机地向我保证他们对这个组织的喜爱与严酷的加入仪式无关。他们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喜爱这个组织体现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然而,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要比那些温和加入仪式条件下的人,对自己的组织更加喜爱。”

  这个实验曾经被其他科学家重复过多次,从实施电击到过度消耗体力,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加入仪式。所得到的结果总是一致的: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增加一个人对团体的喜爱。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喜欢痛苦的体验(例如,填写个人所得税表格),也不意味着人们喜欢那些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会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参加某个讨论小组,在路上,一盆花从某个高层公寓打开的窗户坠落而且砸中了你的头部,你便丝毫不会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你肯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对艾略特而言,自我辩护:“我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的认知,与“我历经艰辛才得到某个东西(例如,加入了一个令人厌烦而又毫无价值的团队)”的认知之间,会存在失调。因此,我会将自己对这个团体的认知向积极的方向扭转,努力去发现该团体积极的方面,而忽略其消极的方面。就像鱼儿察觉不到自己游弋的河水一样,我们人类也觉察不到自己的心理盲点。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直到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

假如某个兄弟会的成员认为自己的团体是被人们高度向往的精英群体,他们便可能要求采取严酷的加入仪式,以阻止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加入进来。只有那些一开始就被这类团体深深吸引的人,才愿意历经严酷的加入仪式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并没有为某个兄弟会激动不已、只是想随便加入其中之一的人,则会选择那些要求温和加入仪式的兄弟会。看来,人们并非喜欢痛苦,而是说服自己相信——经历痛苦得来的更甘甜。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母亲通常比父亲更爱自己的子女,大龄已婚夫妇比不小心怀孕的年轻夫妇更珍爱子女的原因之一吧!

艾略特和他的同事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进行了另一项类似的实验。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被邀请参加一个讨论性心理问题的小组,但在小组接纳他们之前,首先必须要通过加入仪式。一些学生被随机分配到非常窘迫的加入仪式条件下:他们必须当着实验者的面,大声背诵摘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其他一些黄色小说的难堪的、明显描写性的段落。(对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另外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温和的窘迫条件下:大声朗读字典里与性有关的词语。

  加入仪式之后,实验者让每一位被试收听同一段据说由他刚刚加入小组的成员们讨论的录音。实际上,录音带是提前录制的,这样可以尽可能让人感到讨论枯燥无味、毫无价值。讨论者在发言时吞吞吐吐,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问题涉及鸟类的第二性征(诸如,择偶期羽毛的变化,等等)。录音带上的讨论者哼哼哈哈,常常相互打断对方的讲话,句子也讲不完整。

  最后,这些学生从一些维度上对讨论进行了等级评定。那些经历了温和加入仪式的学生,认为讨论毫无意义而且乏味单调,他们准确地将小组成员评价为缺乏吸引力而且令人厌烦。录音带上的一个发言者吞吞吐吐、口齿不清,他承认自己没有阅读所要求的有关某些稀缺鸟类择偶期活动的材料,那些经历了温和加入仪式的听众们被他激怒了。这是一个多么没有责任感的白痴!他甚至没有阅读最基本的材料!是他将小组搞得一团糟!有谁愿意和他待在一个小组呢?而那些经历了严酷加入仪式的学生,则评价讨论很有趣、令人兴奋,评价小组成员有吸引力、机智。他们能够谅解那些没有责任感的白痴。他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有谁不愿意和这样诚实的人待在一个小组里呢?很难相信这两组被试收听的是同一盘录音带。这就是失调的威力。

事实上,即便是在读到与自己观点相反信息的时候,人们也会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分别挑选了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人,让他们阅读两篇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文章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其中一篇文章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而另一篇则恰恰相反。假如这些读者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他们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原来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他们有关死刑威慑力的看法便可能会互相接近。但是,认知失调理论预言,这些读者会对两篇文章进行某种形式的歪曲: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文章牢记在心,将它称为一篇高水平的作品;而对不能证实自己观点的那篇文章,他们则会寻找一些小错误并加以夸大,由此成为不必受其影响的重要理由。这也正是实际所发生的。两组被试不仅相互怀疑对方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一旦我们作出了选择,挑明了态度,站进了队伍,我们便会想尽一切方式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人们减少认知失调的需求(让自己心里舒服,不再困惑挣扎),因其行为的不可改变性而增加;当行为无法挽回或即将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及经济损失等情况下,收回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不可能或极度痛苦的事,此时,人们更倾向于改变自己的认知(认知调节)而非改变行为。对不可改变性的一些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来自一项有关赛马场上赌徒们心理策略的巧妙研究。赛马场是一个对不可改变性进行详细考察理想的场所,因为一旦下了赌注,就不可能回去告诉那位坐在窗子后面的好心人,你要改变主意。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只是拦住那些前去下两美元赌注或者另外一些刚刚离开下注窗口的人们。研究者们询问每个人对自己所选马匹胜算的把握有多大。那些已经为自己所选马匹下过赌注的人,比那些正要前去下注的人,对自己的选择把握更大。假如已经是覆水难收,人们会更加愿意确信自己刚刚做出的事情是正确的,某种选择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努力或者不便越大,而且其结果越是难以改变,则失调越大,并且为减少失调而去夸大所作选择有利方面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当你将要作出重要的决策时,不要去咨询某个刚刚作出这种决定或决策的人。因为这个人会极力让你确信这样做事正确的。(假如你想就某种自己想买的产品征求意见,你就应该去询问那些正在搜集信息而且尚未拿定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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