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行之十九：南阳武侯祠_征马

鄂豫行之十九：南阳武侯祠(2008-12-02 15:33:20)

南阳市区西南近郊，白水河西岸数公里的路边，有一座不高的土岗，名曰卧龙岗，其上建有为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中国四大武侯祠（成都、襄阳、南阳、汉中勉县）各有千秋，规模较大的当属成都与南阳两座。整座建筑群坐西北朝东南，红墙灰瓦，已初具北方官式建筑特征，与襄阳隆中寄情山水的风格大相迥异。诸葛亮一生大致可分为躬耕卧龙、南征北战、六出祁山等几个阶段，而生活较长时间的则是三处：作为蜀国首都的成都、作为军事重地的汉中，还有他早年躬耕之地——襄阳和南阳为此争执不休的千古悬案。当今地域文化之争背后都有广告效应的经济利益之争，而在古代更多的是帝臣王佐形象的政治资源之争。

南阳武侯祠没有多少山水为伴，只是中轴对称的忠臣祠庙，几进院落，布局严谨。庙内绿树成荫，掩映着红墙和各种碑刻题字，小环境倒也幽雅。最大的特点是石牌坊和牌匾众多。最前面的牌坊上书“汉昭烈帝三顾处”，后面牌坊则为“三代遗才”，分别是讲刘备、诸葛亮的。所谓三代乃夏商周，儒家都借古讽今，美化上古先人，慎重追远，以为当时之模范。大殿供奉着诸葛亮的新彩塑，但真正有价值的是拜殿前悬挂的众多牌匾。中间为“隐居求志”，两侧为“功盖三分”、“伊吕遗风”，都在赞扬诸葛亮的历史功绩、高风亮节和远大抱负。“吾师”的题字更是把他推向儒家圣人的地位。尽管诸葛亮更多的是政治家而非教育家，但他恰好践行了儒家强调政治实践、社会责任的理念。诸葛亮在传统小说中是智慧的化身，如鲁迅所言《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毕竟善良朴实的老百姓需要单纯的善恶分明的形象来顶礼膜拜。历代统治者则着重宣扬的则是诸葛亮忠心为主，一生操劳。江山需要忠臣，远过需要明主，诸葛亮虽受先主慧眼提拔而获得施展才华的舞台，并建功立业；后主则胸无大志，这位老臣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千古遗憾。然而更多的只能怪时运不济，壮志未酬，最后小说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宿命。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是大殿前最著名的一幅对联，大概是对这桩历史悬案的阶段性结论，却远非盖棺定论，至今仍然争论不息。南阳一口咬定《前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铁证，而襄阳则认为史书记载古隆中是在邓城西郊，即今天襄阳城西（关于邓城就有襄阳城北的遗址，还有南阳下属等县两处）。还有折衷的看法认为诸葛亮是在今天的南阳隐居，但经常去襄阳结交名士，来往频繁。事实上，东汉末年南阳郡也属于荆州，后来行政区划几经变迁，造成考证上的混乱。

这幅对联作者是清代担任南阳知府的襄阳人顾嘉衡，这样和稀泥的说法，的确是为官中庸之道，也不能不说显示了一点高明智慧。诸葛亮是哪个地方出山的并不重要，关键他是一心为朝廷办事的人，四海为家，为百姓所爱戴，而纠缠于其躬耕之地喋喋不休的争论显得太小家子气。有人总结学历史的三层境界，第一是不辨善恶（不单纯评价历史人物是好人或坏人），第二是不辨是非（不武断认定历史事件意义的绝对好坏），第三即最高境界是不辨真伪（如果要从历史中吸取借鉴意义，就不要拘泥于细节上的真伪），或许这是为考据学之外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考据对于还历史以真面目固然重要，但过于看重则未免太狭隘。而无论现在襄阳“古隆中”还是南阳武侯祠所在地都没有证据说明就是诸葛亮当年躬耕隐居之地，只是后人所造的纪念性建筑。上世纪50年代胡耀邦参观此地，可能考虑原对联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又在旁边提上“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乎多得少得”，似乎批判地继承了诸葛武侯的精神。

武侯祠内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历代碑刻众多，可供书法爱好者学习琢磨之用，也记载了不少历史信息。如其中谈到金兵、元戎的，可见南阳在南北分裂时代面临的历史主题，大概也是人们最怀念英雄的时代。石刻中有首诗写道：“名臣事业本萧骚，八阵风云将略豪。若论比肩高管乐，垂成挥手灭孙曹。鞠躬洒泪题双表，抱膝长吟感二桃。六出祁山无战士，军机国事一身劳”。后人歌颂诸葛亮的功绩，但我们更多感慨他的艰辛。碑刻中最为著名的仍是岳飞手书“还我河山”，以及前后出师表全文。当年岳飞也从襄阳南阳一线带兵抗金，深入中原腹地以图收复河山之志，然后最终也是功亏一篑。中国人所崇拜的悲剧英雄，几千年来也是这样前仆后继。当时蜀国的实力对于统一大汉江山来说，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受先主之托，全力辅佐后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本人曾有名言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自己却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人生策略，而是义无反顾踏上没有终点的路途。当年诸葛亮从卧龙岗毅然出山，步入红尘乱世，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唯有呕心沥血，成就百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