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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江南、山西移民的历史背景

(2008-01-05 18: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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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回眸
 

明朝初年江南、山西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 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明初的移民垦荒


    调整人口布局,在明初是通过移民垦荒运动而实现的。这次移民垦荒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又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分布的格局,为南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调整人口布局,最初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大动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快人口增长,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统治。

    明皇朝,是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建立起来的。元朝末年,政治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争夺天下,干戈不息。在他们当中,除去明太祖朱元璋的南京政权(亦称“西吴”政权),尚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的“大汉国”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的“大周国”张士诚(又称“东吴”政权)。他们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此外,还有称雄浙东海上的武装集团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群雄之间与群雄和元皇朝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迄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二十年。朱元璋即位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总计近五十年。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是唯一的胜利者。他用战争的手段,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政权。但是明朝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高枕无忧,在他面前仍然摆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使他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许多地方居民死亡,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史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①。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①,所在萧条。江、淮之间,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情景更加可怜。如众所知,北方本为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又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命徐达统帅二十万大军北伐中原,入山东、转河南,从此战火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遗骸遍野”②。其间,受祸最烈的是久罹兵革的山东、河南两省。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③。当地的守土官也多次上书朝廷,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④。洪武三年(1370)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无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⑤继而,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⑥。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北方地区所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于是,各地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相互对比强烈的反差现象;北方不少地方,“多是无人之地”,地多人少,时称“宽乡”;南方和北方某些地区,却是“地狭人稠”,地少人多,时称“狭乡”。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明太祖必须解答的一道大难题。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向着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前进。这场移民垦荒运动,虽然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的人数之多,则为前代所罕有。
    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洪武三年(1370)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①。
    洪武四年(1371)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②。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垦田。
    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①。
    洪武二十年(1387)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5000529_0657_1②。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1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
    永乐元年(140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140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1416)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

    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
    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
    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
    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
    洪武时移民的路线:
    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发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首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①。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如此众多的军民进行空间大转移,由“人稠地窄”之区移居“人稀地旷”之地,对于改变人口分布密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移民运动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前后约六十年。这次移民能够顺利开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该说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户口制度,户籍管理严密,因此朝廷对于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各家各户的职业、人丁事产等,大体有所了解,发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移民区域、方位、人数的确定,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移民垦荒的结果,又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大批无田的贫民有田可种,生活从此有所保障,安心在家务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恢复农村生产,而且有助于减少逃亡和流移,进一步巩固户口制度,更有利户口管理和赋役征派。

 

①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五○。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① 近年有人提出,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移入长江流域的人口就达七百万(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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