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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hman(梵):印度哲学的核心概念及其特色(之四)

(2019-08-14 06:55:05)
分类: 哲学问题

                                梵在中西印哲学比较中的特点

梵的特点,在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与梵相近而同样根本的概念是Being(有--是),中国哲学与梵相近而同样根本的概念是道。因此,从与西方的Being和中国的道的比较中,梵的特点得到更显豁的突出。

第一,梵是一切现象的总和、一切现象的本体。西方文化的Being(是--在)和中国文化的“道”也是一切现象的总和、一切现象的本体。三大文化的根本概念,梵、道、Being(是--在)都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与一切现象的本体,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其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呢?

梵,作为总和,是由实体的最高神祷主-生主-原人-梵天等抽象总结来的,突出的是总和的主体性。梵,因来源于原人而有根本性,因来源而生主和祷主而有创生性,来源于梵天和婆罗门而有神圣的实体性,但从哲学上讲,梵为了成为绝对的总和,这一绝对性从逻辑上贯彻到底,体现为空无(ka),成为空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切实有(由bh所指认的所有具体时空中的事物)。作为根本性和绝对性的梵,尽管是空无,但确实具有主体性,影响到整个印度哲学都为如何认识梵、体认梵、成为梵,而进行运思。由体悟梵而来的主体性内在性超越性的目标,成为印度哲学的中心。

西方哲学整体之Being却不是来自主体,而是来自主体的行为。Being是主体对客观的确认,这是什么(what is the objective thing),包括对主体自身的确认(what is the subjective person or myself),在这从to be(具体的“是”)到是本身(being)的哲思进路中,现象意义上的客体是什么不是最重要的,现象意义上进行确认的主体也不是最重要,而确认本身(是还是不是,有还是没有,在还是不在)最为重要,因此,确认本身(to be 我在确认) 成为了本体(being)。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西方型的运思方向和运思特点,西方文化在古希腊产生了严格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在古希腊产生了出来;由形式逻辑产生的已知和未知的对立,使基督教的上帝在罗马晚期产生了出来,并在中世纪得到深入,在现代性以后得到西方性的转化与升华,作为思维工具亚氏逻辑向物质工具的延伸使实验科学在文化复兴时代产生了出来。从这一角度看,把确认本身,即从to be(具体之“是”)到being(本质之“是”),看得高于一切的这一西方运思方式,最终产生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以及建立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

中国哲学整体之“道”,既不像梵那样从主体开始最后落上主体上,也不像Being那样从确认行为开始最后落上确认本身,而是把主体-主体的行动-行动的路径作为一个整体,落实在以“人在道中”的动态上。在这一动态的统一体中,主体作为中心,这一中心既即天上的天帝(天君),也是地上的天子(君王),还是各地的首领(国君),各家的家长(家君)。但中心之为中心,不像梵那样,只在中心本身,而在作为中心的主体要行动:人(君)在道中行走或人行走在道中。道,最初是天道,天道不可见,但通过日月星的运行而显出道,人在道中,重要的是对道的确认。天道是动的,如何在动中把握道,让道由虚成实,是难事,也是要事,对日月星,重要的不在日月星本身,而在日月星的运行之道,西方的to be(是)是要对实体进行静态的确义。运动之物或物之运动都要归为便于进行确认的静态之物。中国的道,却强调对运行本身之道。正是对运行本身的强调,道的字形在从甲骨文到金文到隶书的定型中,主体的内容(首)虽还在字形中,但可以忽略不计。道的观念也随这一字形的演进,定型为与Being类似之观念,只是Being强调的静止后的“确认”,道强调的是动态中的“运行”。道体现为运行之道。运行是一种动态,道作为本体,意味着不像从to beBeing的思维那样,从动态中抽象出后面的静止实体(原理、公理、定义、公式等等),而是把动态本身作为本体,由此突出了道的两个特征,第一,实体或主体只有通过道,才显出或获得自己的性质。因此,道高于主体(人能宏道,才成为得道之人。得道之人,不在人而在道。人与道同化,方为其人)。第二,道体现在每一具体的动态之道中,所谓“道不离器”,具体运行总是恒定不易与常显变易的统一,常显方向上的必然性和运行中偶然性的统一。要求在行运中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不同于Being的是即是,非即非的刚性,也不同于梵不承认具体之变与本质相关。

在梵-Being-道都是一切现象的总和、是一切现象的本体这一点上,梵突出了本体的主体性,Being和道强调的不是主体,而是主体的行动,Being的行动体现为确认(to be-是)本身,要求定义性的明晰的实体的“确认”,道的行动体现为运行(行-moving)本身,注意运行中总体不变而具体可变的统一,总体为必然而具体有偶然的统一,坚持原则又保持灵活的统一。

第二,印度的梵分为上梵和下梵。西方的Being分为具体之“是”(to beis-are- was-were-shall)与本质之“是”(substance-being-Being),中国的道分为具体之道与本体之道。都讲的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但三大文化在现象与本体的关系,从概念表达上就显出了不同。印度对于上梵和下梵的区别,是为了把上梵定为“真”,下梵定为“幻”。上梵和下梵,是产生而被产生的关系,上梵作为产生者是永远存在的,下梵作为被产生者却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时间是一产生瞬即逝去,现象存在是“幻”。幻可以生出多方面的思想,可以如《薄迦梵歌》中的阿周那负起现世责任业瑜迦,可以如中国禅者讲究瞬间即是永恒的平常心是道,也可以如日本茶道在禅宗思想中得出的一期一会的观念。但这些都是为了去体悟和获得本体之梵的方式。正是上梵为真和下梵为幻的区分,使印度思想和实践都朝向了从下梵之幻中获得“解脱”的人生方向。西方的Being作为本体,是为了现象上认清和确认每一事物的本质,通过认清本质来认识包括自我在内的世界,认清而确定了何为真和何为假,就不断地把现象之“是”的世界变成接近本质之“是”的世界。这一从现象之是到本质之是的确认方式,产生了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又通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的运用而改变着现象世界。正是在从现象之“是”到本质之“是”的推动下,西方文化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道讲究是道不离器,体用不二,从而本体之道与现象之道,都用同一个“道”字,二者是互动往还的,在具体之道中去体悟本质之道,本质之道又要落实为具体之道。因而,与印度的下梵为幻相比,中国视现象之道为真,并在每一具体的现象之道中去体会本体之道。与西方视具体之“是”为非本质的不同。西方获得了本体之是,就可轻看现象之是,从而不断地从一种旧的现象之是,走向新的现象之是;中国视具体现象之道为本体之道的体现,在现象之道中去体悟本体之道,而在现象之中,就获得了与道同化,物我同一的效果。因此,中国虽然在实际上不断地改变现象世界,但又总认为这一改变,是与本体世界相契合的。因此,始终让现象之道的改变,看成与本体之道的合一。总而言之,三大文化在本体与现象的区分中,印度的上梵为真与下梵为幻的划分是一种极端轻视现象又极端珍视现象的划分。西方和中国的划分都造就了对现象世界的重视,但西方由从现象之是到本体之是造就的重工具,使现象世界不断升级,中国的本体之道与现象之道的一体,把现象之道的变化使始终与本体之道的不变调合起来。

第三,梵是言。Being和道也是言。但印度之梵,由于不是现象,因此为“空”,中国之道,虽体现在之道中,但不局限于具体之道,因此是“无”。因此梵和道都是超绝言象的,印度对于本体的梵,其言体现为遮诠之言。中国对于本体之道,其言体现为“予欲无言”。而西方的Being,正是要讲出确实如“是”,得出正确之言,因此,从具体之是到本质之是,形成了“定义之言”。给一个事物,一类事物,宇宙整体下定义,成为从具体之是到本质之是的标准和目的。

总之,中西印的哲学本体的得出,对其各自文化在历史上的演进,是有相互关联的。在这一历史关联中,在中西印的本体性质的比较中,对印度之梵,应可以有进一步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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