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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博文“天”的意志与皇权的“合法性”
——论汉武帝与董仲舒主导下的文化大劫难
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所破坏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微不足道的局部，而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主导下的这场大劫难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造成了彻底性的破坏！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君主对于土地和人民实行“地毯式”占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一切都是战争之后的产物；一切都在等待着一场新的战争。一场又一场战争不断地进行着，也在不断地破坏着。或者是占有者，或者是被占有者，一切都不可能共享。存在即是被占有，一切皆因占有而破坏。
一场比一场更大的战争，终于迎来大一统社会的形成。汉武帝时，汉王朝已经成为强盛的帝国。汉武帝一反汉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内政外交和文治武功方面都大有作为，于是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适用。汉武帝向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发布“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等一大堆政治问题。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的一次策问中，当时前去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以百计，董仲舒（前179─前104）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禁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诸家之说，而独尊儒术。儒学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周朝贵族要学习和掌握的六种知识和技能。当时《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汉武帝立为官学的是《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传的大师，他以公羊经师的身份，举着孔子做《春秋》这面大旗，解读经典。
董仲舒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为了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创立一套理论上的根据。一方面积极提倡政治和思想上的一统专制，一方面为他的政治主张建立起一套天人感应目的论的理论基础，从思想理论方面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服务。董仲舒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所谓一统，就是一切统一于天子朝廷的专制统治。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具体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建议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此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的霸道正在于他的一个“罢”字，“罢黜百家”的意思就是贬低并排斥百家的学术，如同学了哲学的人认为别人所学的生物、化学等一切其他学问的都是旁门左道，都应该被贬斥，其本身是违反儒学精神的（孔子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之类的话），非一般邪恶的心能够做出来。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绝不是本着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绝不是搞学术的人能够说出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威权政治下的投机，是彻头彻尾的学术界的政客。
董仲舒非常重视天人关系的问题，他说自己根据《春秋》里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观察“天人相与之际”，阴阳五行、自然现象及人类社会都是根据天意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动态协调的大系统，天人相互交涉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成败兴衰。董仲舒把君主说成“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认为，一个人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的，这就表明那个人是由于禀受了天命才成为君主；君主执掌生杀大权，发号施令，统治天下，他的权力是“天意之所予”；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志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君权神授的观点，它的意思无非是说君主是执行天意的，而天意又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它是万事万物的最高归结。无论是神话、宗教、哲学，都共享着同一片“天”，它们分别组成了“天神”、“天命”、“天道”。 谁在政治上拥有了那片“天”，谁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在原始宗教阶段，天总是与神结合起来，组成天神崇拜，表达了原始人总希望人类与上天具有紧密的联系，从而使人类的存在有了“合乎天理”的原因。那时，万物有灵论十分盛行，“天”被人胡乱解释着，什么都似乎与“天”联系起来。自从颛顼“绝地天通”以后，原始的巫教被以天神为至上神的自然崇拜宗教所代替，部落联盟首长成为最高祭司，垄断了祭天神的特权，并且逐渐培养了一个专业的祭司阶层。自此之后，“天”被划定成了一个区域，一般的人不能介入“天”的事务。“天人合一”合于人间的君主，但那时的“天”还露出一丝缝隙，如同“一线天”，人们还可以“仰望星空”，诸子百家还可以对“天” 谈经论道。董仲舒却拉起了一道高高的墙，将所有的人挡在那道墙的外面，堵住了世间 “人”通“天”的路。“天”成了“皇家园林”。“绝地天通”只是明确了“天”的解释权，而 “天子”汉武帝却成了“天”的代言人。
“天”完全被人间的君主——皇帝所替代，从此“人”的世界变得暗无天日。
这是皇权对“天”赤裸裸的占有！
先秦的儒家，无论孔子、孟子、荀子都对形而上学的天地、阴阳、五行等不感兴趣。《荀子·天论》开头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董仲舒出于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从儒家学说的立场出发，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结合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当时的科学知识，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目的论学说。他认为，在天地万物的大系统中，天是最高的主宰者和创造者。天虽然没有言语动作和耳目手足的人间形象，但是却有情感、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天意通过自然和人间的秩序体现出来，从阴阳五行的秩序到自然界的变化，以至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无一不是天意的安排。天就代表最高的道德，这个道德就是“仁”，所以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王道通三》）。
孔孟时代的儒家文化根本没有所谓天人感应之类的说法，儒家思想中也没有赋予皇帝以生杀大权，因而，董仲舒出于政治的需要，篡改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心甘情愿地为封建帝王所利用，从而将儒家文化变成了间接的杀人工具。董仲舒的哲学彻底堕落为政治的附庸，他完全成了封建帝王所利用的御用文人。从他思想的内核来看，董仲舒的学术是哲学、宗教与政治“三位一体”的典型代表，他甚至将神学、迷信也都统统加入——只要是有利于封建统治，从董仲舒开始，孔子被推为素王，俨然成了封建时代的“教主”！ 可谓反动透顶！
董仲舒在肯定天是人类万物创造主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天与人的同类关系，这就是他的“人副天数”说。按照他的观点，既然人是天所创造的，那么人自然在各个方面都与天类似，人就是天的副本，这就叫做“人副天数”。具体地说，在人的身体方面，一年有366日，人体也有366个小骨节，这是“副日数”；一年有12个月，人体也有12个大骨节，这是“副月数”；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醒）瞑（眠），等等。如此说来，人完全是按照天的模型复制而成的。整个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则是一个小宇宙，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影，二者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结构特征完全一致，因此它们是同类的。
董仲舒在论证了天人同类之后，又进一步解释了“天人感应”的具体内容。首先，他肯定同类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如声音的共鸣、天气对疾病的影响等等，都属于“物之以类动者”，他把这类现象称为“同类相动”。其次，他运用“同类相动”的原理来说明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在他看来，人既然与天同类，那么人的命运自然就与天连在了一起。那么天与人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呢？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敷乃至”（《举贤良对策》一）。这里所谓“道”就是指仁义道德和礼乐教化。他认为天是一个冥冥之中有意志的监督者和主宰者，它任德而不任刑，好生而恶杀。人，特别是人间的统治者如果不行仁义，施行“虐政”，那就违反了天意，于是招致自然灾害，而灾害的出现就意味着天对人发出了“谴告”；如果人受到谴告仍不悔改，那么天就用怪异现象对人进行威吓；如果人受到威吓之后还是不能改正，那么人就会遭受“伤败”、“殃咎”，作为统治者来说，也就是要遭到国家灭亡、政权垮台的下场。反之，如果统治者施行德政，那就是顺从天意；顺从天意就可以得到天的奖励，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学说里既有丰富的系统思维，也有荒唐的类比。他把天加以神化，一方面是要通过天来提高人间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是要借助天来威慑和约束人间的统治者。董仲舒理论看上去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他前一方面的意图被封建统治统治者有效地利用而成为现实，而后一方面的愿望则根本不可能实现，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空洞的幻想。
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目的论对《春秋）里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化进行歪曲神秘的解释，又把儒家学说和阴阳家的学说结合起来，为两汉时期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学说，即以后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这是多么污秽的理论！“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彻底堕落为“人治”的工具。中国“人”无论从理性方面，信仰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无法逃脱“人治”的牢笼！无法逃脱皇权为“人”布下的天罗地网！
董仲舒明知自己的理论中有许多说法是牵强附会的，但他仍然一意孤行地去做。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与他同时去应汉武帝问策的学者们，因为经历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的洗礼，他们绝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追求真理的热情，无数的士人不屑于像董仲舒那样出卖灵魂，去做真理的叛徒！
理性的崇高在董仲舒那儿已丧失殆尽，他的学术研究完全称得上是理性王国的无魂之旅。
由此，我们看出，董仲舒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心理动机显然是无比的恶毒！他心里深处的阴暗与邪恶同市井小人毫无二致，比盗窃更隐蔽，比抢劫更凶狠。百家之学从此湮没民间，处于萌芽中的科学受到摧残！在汉武帝的政治权杖下，他完全放弃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卑躬屈膝，人面尸身；他拥有着一副植物人格，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卑劣、肮脏而又无耻，是中国历史上反动御用文人的代表！
有人认为，这是大一统的悲哀。春秋战国时代，士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理想的地方，但大一统时代的文人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但真正的“士”所信奉的却是“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这句话是我国古代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传统信条，它反映了因为知音难得，人们为了报答知己，虽万死不辞的精神。一方面是洁身自好，“凤非梧桐不栖”；一方面如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辅佐后主，鞠躬尽瘁，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向往、倾慕的典范。
如果没有司马父子与淮南王刘安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根本不可以这样地去说董仲舒。比他早的有司马谈；与他差不多同龄的有淮南王刘安，以科学态度治学；比他迟的有司马迁。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汉代的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占卜祭祀、文书记载等事情，属于比较一般的职司。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他写过《论六家要旨》的学术论文，将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各家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和总结，其中对道家思想尤其推崇。司马谈崇尚道家，与当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显然是独树一帜、针锋相对的。他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司马迁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正式继任父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从此，他利用宫廷图书馆，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为著述《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他胸怀壮志，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但是，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短短五年，一场横祸突然袭来，使他陷入了绝境。这就是“李陵案”的发生。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当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京城，引起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汉武帝立刻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司马迁被下狱论罪。第二年，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根据汉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钱赎罪，也可受“腐刑”（即宫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抵罪。司马迁家贫，没有钱赎罪，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终于受了腐刑。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杀。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隐忍苟活”，并以古代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笔！他饱受磨难，但他伟大而崇高，令后世人所敬仰。
谁都知道，董仲舒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出这些荒唐的学问！他所面对的正是封建帝王。正是有了那种对比，我们才可以放声地大骂！我们不是骂多了，而是骂得太少；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善良的知识分子们没有骂出足够大的声音，那些真理的叛徒们才能肆无忌惮地出卖灵魂，蝇营苟苟地享受着他们的荣华富贵！
只要是爱我们这个民族、爱国家的中国人，谁在今天读了董仲舒的那些文字，研究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哲学与政治思想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谁都会对他产生无比的气愤！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差点儿死于汉武帝的权杖之下。董仲舒写文章讲灾异，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看了，汉武帝差点儿杀掉了他，他从此再也不敢讲“天”如何对“人”的“谴告”了！这也正是董仲舒式反动御用文人的悲剧！
皇权一统天下，在“天”与地之间实行立体式占有，不仅占有天下财产和美女，还完全控制了人的精神世界，用武力的方式使全体人民服从服务于皇权政治的需要。皇权控制下的国家，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说，都是那么肮脏而污秽。皇权就是人间的“金苹果”，各路英雄豪杰争相摘取，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于是连绵不断，人民因为皇权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皇权乃中国万恶之源。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掀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最黑暗的一页。汉武帝嗜血成性，是皇权黑暗政治的掌舵人、开创者。他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政绩都抵不上他主导这场文化大劫难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实质性危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2000年落后的根源之所在，是此后2000年政治黑暗及文化沉沦的源头。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刘彻、董仲舒，他们正是从主体上破坏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人。让我们永远地将他们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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