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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王国的通“天”路
《易传》是代表古代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一部奇书。《易传》一书中有一条贯穿于整部著作的杰出方法——辩证法,并运用它建立了一整套哲学体系。《易传》一书中细致地体现出儒道合流的过程,它积淀着形成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总根源。
《易传》是对《易经》的发展。它对《易经》的卦、卦辞、爻辞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说明、补充、发挥和丰富。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易传》十篇大概是战国末至西汉初一些研究《易经》的学者的作品。《易传》各篇强调变化,注重事物的对立、变化和发展。“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意思是说,“易”是“圣人”用来穷尽深远的道理,研究微妙的变化的。正因为它是深远的道理,所以能沟通整个世界的意志;正因为它是微妙的变化,所以能够成就整个世界的事务。这也就是说,《易经》是“圣人”认识世界、处理事务的万能法宝。
《易传》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由阴阳、刚柔、动静这些对立面的消长、交感、相摩、激荡所引起的。《系辞上》说:“易有太极(包括对立面的统一体),是生两仪(天地或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易”和“卦”本身并不会思维,也无所作为,它是“寂然不动”的,但是受了“感”应之后,就能对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无所不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卦每爻都在生生不息地变化,都有其发生、成长和毁灭的过程。
《易传》一书所体现出的哲学思想是人的思维方式从宗教过渡到哲学的意识形态,表现为自发的理性思维(主要是辩证思维)在宗教天命观中的挣扎与超越,在很多方面都残留着宗教巫术的杂质。《易传》本来就是后人们把《易经》奉为经典,并对其宗教巫术的内容进行哲学概括所形成的一部著作。
《易传》一书映证了哲学最初的思维特征。由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他们思维变化的过程往往被无意识地隐蔽起来,或者由于其他的多种原因,这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很难被后人发现。《易传》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关早期哲学思维产生过程难得的宝贵资料。通过对《易传》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思维从宗教迷信向理性萌芽过渡的过程。从人们以天道的宗教崇拜直接转化为人们对天道(代表着宇宙本原)的理性描述。这一点,在各个民族的哲学发展史上都是惊人相似的。可以说,这是一切民族认识世界的必经阶段。
《易传》之奇绝处正在于其辩证的思维方式。《易传》认为,相反的东西既相统一,又相排斥,对立之中有统一,统一之中有对立。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产生宇宙的变化。宇宙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这个统一体,叫“太极”。中国曾有学者甚至将它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易传》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大都缘起于其玄秘莫测的辩证方法。当然,《易传》的辩证方法毕竟摆脱不了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初级阶段——直观、模糊、抽象的特征。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发展到系统地以概念和范畴的方式来揭示事物运动过程中内在规律的理性思维阶段。
我们知道,早在《易经》中,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的第一个圆圈就已经成形,而《易传》这部书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小圆圈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特别是突出了对宇宙生成图式的研究。正是辩证法铺就了古代中国人通达 “天道”与“天命”的道路。
《易传》的全部本体论学说都在倾向于说明宇宙的根本问题——天、地的起源。《易传》中的哲学思想最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哲学家的思想被深深地打上这一记深刻的烙印——从“无”到“有”。他们总是从宇宙的一无所有的状态开始哲学思维,对他们来说,宇宙绝不是先天的被给予的存在。探讨“无”的境界的方法,主要是抽象的神秘主义的辩证转化思想。西方哲学家大都注意到被给予的现实存在的构成要素问题,即:所有形而上学本体论,都选择某种实体(物质的或精神的)来作为世界的本原或本质。如泰利士以“水”为万物始基。从无到有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中国式本体论沦为“玄”学,绝大多数的形而上思维都只能在神秘莫测的象牙塔中徘徊。中国古代不少哲学家(更确切地说是“玄”学家)往往穷尽一生,还不能“明其一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天”、“地”是如何产生的?在从“无”到“有”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哲学家穷尽了他们几乎全部的智慧和心血,而对现实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根源问题却缺乏最基本的研究。他们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辩证法代替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化本身,思维方式大都是玄秘的,远离现实必然性的。由于过久地徘徊在“天”国华丽的殿堂前,中国古代本体论哲学严重缺乏对主体的研究,主体和客体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西方哲学史在笛卡儿之前的哲学概念中,都是无主体的(思维主体为反思前的自我意识)。中国哲学中一旦涉及到“人”,都是整体意义上的“人”,一般地都只是直觉地注意到人性问题,而失去了对人的主体性(人类认识能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在认识世界时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的系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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