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古希腊原始宗教及哲学思维方式比较
原始宗教并不是原始社会的宗教,它指的是一直到成熟的人类思维产生之前的社会意识形式。如中国的原始宗教一直延续到百家争鸣为止。由多神教转变为一神教,宗教一体化之后,人们就需要解释这最崇高的神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或原因。这也就是宗教从基本内容上一体化的根据。专门从事解释这种原因的人被需要着,因而也就必然产生出这种专业阶层,同时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他们继续杜撰或是幻想,使宗教内容更加丰富和谐;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萌生哲学思维。
哲学最初形式多是关于世界本身——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本体论哲学形态。古希腊罗马哲学在这个方面的线索十分清晰,而中国最早期的本体论哲学由于过度地湮没于繁琐的自然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中,哲学思维不能从原始宗教思维中脱颖而出。此后的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内在根据——与其说是哲学,倒不如说儒家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宗教没有本质区别。
西方大多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还没有上升到天、地、人一体化,而且,也没有过多地把原始习惯法上升为一种新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古希腊时的原始宗教甚至连宗教自身之内的小圆圈也没有完成,能够始终容忍新思维的放射性发展。哲学与宗教呈现出两条不相吻合的方向各自发展。
中国的原始宗教大量地残留在新思维的形式中,虽然能够异化出一定的哲学思维,但哲学却兼司了宗教信仰的功能。哲学与宗教同胎而出,并行不悖。因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便拖着一条沉重的宗教意识的锁链而难于独立发展。
也许印度的原始宗教比中国的原始宗教更早熟。印度人在完成原始宗教之内的小圆圈之后,便停留在这个意识层次上,没有异化出标准的哲学思维形式。哲学思维只能以宗教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正是印度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根深蒂固的根源,关于人的问题的领域成了宗教意识的全部属地。
在古希腊的原始宗教中,自然人的感性因素占了上风。人纯粹按照自身类比的方式创造了神,实际上,人成为神的尺度。在古代中国的原始宗教中,充分注意到自然万物间的种种联系,并且形成了对客观世界的层次性、体系性的直观猜测(《易经》这部书,是理解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形成原因的一把钥匙)。“绝地天通”后,人与神统一于君主的权杖之下,宗教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
在古代希腊,宗教拥有它直接的群众基础,神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了信徒,信徒以神为信仰,再加上游牧民族天性所拥有的自由个性,从而使神脱离了“人”的统治,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古代中国,下层人民不得不拥有双重信仰,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王。而且,正是人间的王垄断了神的解释权。这就是“绝地天通”的本质。于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在古代希腊,社会制度尚未健全时,宗教仍在以独立的状态发展,在政治力量较弱时,原始宗教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可能。在古代中国,由于地域的特点,以及农业文明的某些限制,氏族部落像蜂窝一样密布着,氏族间相互征战,人们不得不依靠强大的氏族首领获得生存的机会,王权比神权更重要,成为每个氏族成员的生存之本。
在古代希腊,人们放牧着牛羊,并无固定住所,而且交换频繁,自由经济比较发达,自由平民占社会各阶层的相当比例。国家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是个很晚的概念,可以说,古代希腊人从家庭、家族、部落、部落群长距离地发展着,而且,其社会结构是松散的。在古代中国,失去了地盘,无异于失去了生存的机会。生存必须面临战争,只有战争才能更好地解决好生存问题。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是每个部落的最高使命,权力所具有的暴力倾向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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