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江的《中文系》 逼真的零度写作

撰文、编辑/巩晓莉

　　“此生我必须努力，只因吹过牛皮”，印在书封的这句话成为MSN、QQ热门签名档，《中文系》的调调也像这首诗，充满反讽、自嘲、幽默。这是李师江第一次尝试写爱情小说，书中他将自己的青春赤裸相呈，堪称逼真的零度写作。尽管相较《逍遥游》略显矜持，但依然沿承了“下半身写作”的行文。与《中文系》几乎同时出版的是《儿女培养手册》，这是一本建议家长如何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书。有趣的是，两本书看起来完全不搭，却也是李师江的生活积累与反思，也许一本小手册很难在根深蒂固的观念里激起波澜，但写这样一本教育书是他的夙愿。

　　写一次特不着调的爱情

　　问：写作风格上又回归到了《逍遥游》的感觉，充满粗暴、颓废、反讽、自省，时隔4年，为什么选择回去？

　　答：写《逍遥游》那一阶段之后，自己觉得在语言上太过用力，爽是爽了，但是余味不足，有所反省。《福寿春》想做一种新的尝试，用一种客观的、平淡的语言写一种第三人称的小说，或许走得太远了一点，也颇刻意，失去了自己的味道。因此《中文系》的语言恢复了自身，在保留一种幽默、坦诚、反讽的基础上，比之前会含蓄、会收一点。有语言自身的余味，也是我正在初步形成的自身语言的风格，符合自己的审美和性格。

　　问：在《逍遥游》中你说“写作信心源于下腹的充实”，在《中文系》中写作的信心是否有所变化？

　　答：《逍遥游》其实是写欲望，《中文系》是写爱情，也是我第一次写爱情题材，写一次特别不着调的爱情。写《逍遥游》时确实很本能，把身边的故事糅一糅就成小说了，特别腥味儿。现在写作的信心更多来自对心灵的解读，主要原因是写作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写《逍遥游》时我自己用欲望来推动生活前进，现在用心灵来把握生活的方向。

　　问：整本书阅读起来很有快感，但很容易沦为轻浮，比如有读者说书中对“手淫”着墨过多，你怎么把握快感与轻浮之间的关系？

　　答：读者也有不同的感觉，因为读者有不同层次的阅读经验和阅读趣味。于我自己而言，肯定是把握在一个不轻浮的程度上。具体而言，也许在小说中每一处“手淫”自有其用处。

　　专业教育书一般人看不下去

　　问：为什么写《儿女培养手册》这样一本书？

　　答：写教育方面的书一直是我潜意识中的一种夙愿，自己觉得对这个社会的人文建设有强烈的欲望，而我一直坚信“教育强国”是中国人让世界不讨厌的必经之路。而所谓的教育强国必须从很具体的东西做起，比如教育自己的子女，把一代人的素质先搞起来，这是个十分婆婆妈妈的、但非常务实而重要的问题。因此，写教育方面的书应该是我写作的另一个方向，《儿女培养手册》只是第一本。书中的观点是我自己考察家庭个案和结合中国的传统与现状，以及自己的文化积累，形成的一套人文教育观念。

　　问：一般写教育类书籍都是所谓的专家学者，与他们相比，你作品的优势在哪里？

　　答：专业的书籍，比如教育心理学之类，一般人看不下去，即便看下去，也很难学以致用。《儿女培养手册》有几个特点。第一，通俗易懂，学以致用，特别是对家庭教育方面懵懂的、没有方向的家长。第二，将人文教育蕴含于日常教育中，培养健康人格，这是保证人生屹立不倒的精神基石。

　　问：在教育方面我们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

　　答：中国教育可以说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家庭教育的知识，学校只能进行知识专业方面的培养，家长的教育意识更大程度上决定孩子的成材与否。因此，《儿女培养手册》是让家长树立教育观、掌握教育原则和方法的书，可以让家长知道教育无所不在、轻松易行。

　　作家必须挖掘时代的内在灵魂

　　问：总是有人拿你和朱文、余华、王朔比较，你觉得自己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答：王朔、朱文是对汉语写作开辟了全新景观的优秀作家，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价值观将个人写作带入真实、鲜明的境地，自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正是因为读他们的作品，才让我发觉小说是一种让人不忍离去的探险游戏，不仅是语言游戏，而且是心灵与自我的游戏。至于余华，早期是现代主义技巧的学徒，到了正面强攻现实生活，就不太灵光了。

　　问：你曾说，“历史上最好的作品首先必定是有时代感”，你作品中正在或希望表达一种怎样的时代感？

　　答：中国社会表象一日千里，30年的社会形态变迁，比美国200年还要多。所以每隔几年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时代会表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质和文化氛围，如果我现在不跟着小屁孩混，几乎就会被抛弃出当下文化语境，所以我只能紧跟他们屁股，感受文化氛围，因为这些外在的质材是小说的形式基础。因此，小说的时代感无所不在，从语言到生活形态。但是作家必须挖掘的又是时代的内在灵魂，那是几乎静止的东西，五千年来可能还没走出几步，在深度上，一个年长但脑袋没有迟钝的作家会更有优势。

　　问：有作者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没有故事的时代，如何构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答：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比如“文革”、知青、饥饿年代，极端的生活经历信手拈来就是素材，就可以是一个很有张力的故事。但这种故事有短板，它依赖于特殊年代，很难超越时代与国别，一个不太明白背景的老外或者一个非主流肯定读不懂知青小说。总之，这一类的作品会局限在特定的年代和国别的读者群，难有世界的共通性。

　　问：就讲故事而言，如果距离得近道德感可能更强，越远反而可以轻松地说出来，关系很微妙，在写作中，你怎么把握说故事的距离？

　　答：对我而言，目前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公众的道德感对我创作来说毫无阻力，我有自己的道德原则，远近的情节我都轻松说出来，读者所看到的是在出版许可的范畴内。但在我不能出版的小说里，你可以看到更深入的自我道德。一个作家如果老在公共道德的范畴内转悠，根本谈不上艺术创作。

　　作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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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写过数次《中文系》，有的写了两三万字，有的写了五六万字，然后崩溃不想动了。要么是切入点没想好，要么目标定得太大，写作途中很容易把自己搞死。这次写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自己成长中心灵隐秘的部分作为核心，以一个小的故事为框架，一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