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性生活的事情，一直被认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这是针对公共场合里或者陌生人之间，那么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在最亲密的夫妻之间（包括同居），在经常过性生活的男女之间，当然就应该不受这样的约束，双方就应该开诚布公地、事无巨细地交流交流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讨论讨论应该如何更好地过性生活。唯有如此，才可能走向“性福”，才可能避免任何性的烦恼。

很可惜，现实情况却远远不是如此理想。

在调查中我们是这样来询问的：“在性生活中，每个人喜欢什么，可能都不一样。在这方面，您和您的爱人，是怎样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回答情况如下：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半还多一点的中国夫妻，仅仅是偶尔地谈论自己的性生活，可以经常谈论的夫妻一直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把“从来没有交流过”和“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的夫妻加在一起，那么就达到三分之一。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夫妻关于自己性生活的交流，仍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之上。

那么，这种交流不够充分的状况，究竟会给双方的性生活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在笔者的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个询问：“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情况居然如此之多！

上图表明：在2000年的时候，假装自己有性高潮来“讨好”对方的中国夫妻，还只有36.8%。可是短短的15年之后，到了2015年就上升为48.3%。天啊，仅仅在过去的12个月里，居然就有将近一半的夫妻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这还谈得到“性福”吗？

当然，假装性高潮的原因必定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还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这种行为的结果，无论对哪一方来说，也不一定就是负面的。但是笔者只想弱弱地问一句：双方为什么就不能交流交流，为什么不一起讨论讨论？夫妻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居然迫使双方都三缄其口，却去假装性高潮呢？

即使对于曾经多少谈论过性生活的那一半夫妻来说，如果连自己假装性高潮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讨论过，那么这种交流也太肤浅、太敷衍了事啦。

看来，无论夫妻的关系和感情怎么样，对于性生活这件事，双方“同床异梦”或者“体交神不交”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