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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①] 潘绥铭[②]

 

摘要：本文从身体研究的层次上，使用2000年到2010年四次全国女性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按照女性实际的体重指数与她们的减肥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女性的“盲从减肥”这一概念（不超重却要减肥）。本文分析这些女性的社会阶层特征与文化动机，将其总结为：盲从减肥不是保健活动，而是对于以“身材”和“女人味儿”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其实质是顺从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形象的规定的一种实践。

关键词：身体、减肥、社会建构、女性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1．注意“身体”：减肥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管理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回顾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一个就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汪民安，2003：21）。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研究流派（Lock，1987）。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和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黄盈盈，2008）。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Shilling，1993，转引自李康，2001：35）。越来越多的西方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③]。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文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中国社会的“身体”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冯珠娣、汪民安，2004）这些问题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思考“身体”，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ly body）（Lock & Farquhar, 2007）。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

 

　（二）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像、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④]

　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⑤]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局部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性身体背后的理论背景、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减肥这一个经验性身体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二、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⑥]、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98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4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6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3769人，总计8367人。复杂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⑦]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⑧]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二）核心指标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身高（米）的平方（kg/m²）。正常体重为数值18 – 25；超重为25 – 30；轻度肥胖为>30；中度肥胖为>35；重度肥胖为>40。[⑨]

关于减肥意愿，问卷中的提问是：现在，您想减肥吗？回答是：很想减肥，有些想减肥，不想减肥。我们把前两个回答归结为“要减肥”。

 

三、研究结果

 

（一）减肥的性别差异：女人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表1：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加权）＊

＊所有男女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均为.000。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50岁以下的男人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人，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人；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人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人更多；在最年轻的18－29岁组里甚至是男人的一倍。

 

1.       减肥的年龄差异：少女的减肥更加狂热

从表１也可以看出，在14－17岁的少年中，女孩子的体重指数均值比男孩子更小（19.47对19.74），超重的少女也比少男更少（5.8％对9.9％）；但是居然有62.7％的少女要求减肥，而少男中却只有39.1％。也就是说，更瘦一点的少女的减肥意愿是更胖一点的少男的1.6倍。

从女性整体来看，少女的减肥狂热也是最强烈的，比18－29岁组女性多19％，比30－39岁组多34％，比40－49岁组多57％，是50－61岁组女性的整整2倍。

反之，在男性整体中，虽然少男也是最希望减肥的，但是与年龄更大的男人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仅仅在39％到75％之间。

尤其是，少女整体的平均体重指数刚刚到达正常的水平，其中还有34.8％的少女是过瘦，连正常标准都还没有达到。可是就在这些“豆芽菜少女”中，居然还有五分之二的人（39.8％）要求减肥。

从表1中还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真实肥胖程度（5.9%到14.3%到23.8%到38.1%）与她们的减肥愿望（52.8%到46.9%到39.9%到31.1%）成反比，也就是越年轻的女性越不胖可是越想减肥，而越老的女性越偏胖却越不想减肥。

 

2.       盲从减肥及其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１．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

本文并不否认那些真的身体超重的女性希望减肥的真实性，但是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女性。一种是自己实际上属于正常体重或者偏瘦却要减肥，权且称之为“盲从减肥”。另一种女性是实际上已经超重却不希望减肥，即“抗拒减肥”。这两种情况在女性总人口中的分布如下。

 

表2：女性中的盲从减肥与抗拒减肥（加权，％）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减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抗拒之的女性依次锐减，少女中更是凤毛麟角。可是盲从减肥的女性却呈现为总体上的增加趋势，在成年女性中2010年虽然比2006年有所下降，却仍然是2000年的2.3倍；在少女中更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61.3％。两者相加，在2010年中国14－61岁的女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32.8％）的人其实是为社会文化所迫才希望减肥的。

 

２．盲从减肥的社会阶层构成

作为社会学论文，笔者并不否认减肥的个体原因的丰富多彩与千变万化；只是试图分析一下，哪些社会阶层的女性更加容易盲从减肥，也就是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规定，在哪些阶层中被执行得更加彻底。

 

表3：2000、2006、2010成年女性盲从减肥与阶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

＊N＝三次调查中的8354人，缺失13人。因变量：是否盲从减肥（0＝不是；1＝是）；比例是加权计算；回归中不加权

 

从表3中可以依次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越年轻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与50－61岁的女性相比，18－29岁的是大约4倍，30岁组的是大约3倍，40岁组的也有2倍。其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

其次，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盲从减肥。与小学及以下的女性相比，一上初中就是约一倍半，上高中是大约2倍，上到大专及以上就是两倍半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仍然处于男性中心论的笼罩之下，因此与发达社会相反，学历越高不仅没有带来女性主体自觉的提高，反而使得女性越加顺从。同时，越是受教育多就越是准备进入上层社会，因此也就越是不得不遵从主流价值观与性别审美观。

第三，越是居住在大城市，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越大，比村镇女性高出大约30％到40％。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第四，与已经“有了男人”（同居、初婚、再婚）的女性相比，未婚女性在“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下，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显著地高出30％。

其五，不工作、待业、上学的女性均为年轻女性，时刻准备着争取“好前程”，因此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0％。

其六，收入最低的那40％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下降16％。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由于低层女性早已“上升”无望，所以追求上层社会审美标准的积极性就会显著地少。

接下来，关于社会交往的情况很有意思。凡是不出门、不喜欢社交、每周社交少于一次、不是流动人口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就下降了。也就是说，她们既然没那么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就不那么需要去顺从社会的规定。反之，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就成为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动力之一。

最后，在健康状况的三个项目上，我们看到：恰恰是那些健康不太好和不好的女性，盲从减肥的可能性反而下降了大约40％。同时，女性有没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没有影响她们的盲从减肥可能性。这就是说，女性并不是因为保健的需要才去盲从减肥的。这是文化病。

 

　　３．盲从减肥的文化原因分析

 

表4：2010年成年女性的心态与盲从减肥的Logistic回归分析＊

＊N=3361女性；不加权计算；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年数、城乡（统计量不再列出）

 

从表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年龄、受教育年数、城乡三大社会阶层的影响相同的条件下，促使成年女性的盲从减肥可能性增加的最显著因素是：

首先是怕老（增加1－2倍）。这是因为在社会的规定中，“人老珠黄”是女性全部价值的丧失，而青春靓丽又总是以身材苗条为标志，因此盲从减肥其实意味着挽留青春的努力。

其次，认为自己的女人味儿已经很足或比较足的女性，反而更加可能盲从减肥（认为很有女人味的减肥意愿是很没有女人味的女性的减肥意愿的1.666倍）。

第三个显著因素是女性自己的异性朋友超过3个（增加到40.2％, 其减肥意愿是异性朋友少于4个的女性的1.4倍）。可以说，异性朋友越多，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越小，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要求越高。

 

四、讨论与小结

 

笔者简要地回应本文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

（一）减肥：体现着社会因素的个体身体

首先，在社会性别这个问题上，女性无疑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盲从减肥的意愿。通俗地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男人往往并不在乎自己肥不肥；而女人却倾向于希望减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肥。

其次，大部分女性并不是因为身体真的肥胖而想去减肥。或者说，医学上、客观上所标定的“超重”与女性主观上所认定的身体的胖与瘦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换句话说，减肥不是保健，而是倾向于符合主流与时尚对于身体的塑造与管理。

与减肥意愿相关的社会因素，除了性别、年龄之外，女性的教育程度、收入、居住环境（大城市）、是否有工作、婚姻状况（未婚 vs　其他婚姻状态）、社会交往程度等因素都与减肥意愿出现显著性正相关。怕老、认为自己有女人味、异性朋友的多少也与减肥意愿呈显著性正相关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健康的女人，其减肥的意愿则显著地下降。、这就是说，女性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健康而要去减肥。

减肥意愿虽然不等于实际的减肥实践，但是表达的是女性在主观层面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身体想象。进一步可以说，这些结果在实证的基础上说明：

第一，减肥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与医学现象。可以说，女性的减肥意愿，虽然是以个体身体为载体，但是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因素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身体。

第二，减肥，较之于以“健康”为中心的感受式身体，体现的更多的是中国成年女性对于以“身材”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黄盈盈，2008）

（二）减肥：呈现式的身体表达及自我管理背后的社会标定

笔者在以往的经验性研究中，曾经提出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三种身体：以身材为中心的外在呈现式身体、以健康为中心的内在感受式身体、以气质与气色为中心的精神体现式身体。如果以重要性来论的化，呈现式身体最重，感受式身体次之，精神“体”现式身体分量最小（黄盈盈，2008）。本文所验证的女性，尤其是大都市年轻女性的“盲从减肥”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减肥，作为一种呈现式的身体想象与实践，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女性个体对于身体的自主性表达，但是，减肥所体现出的社会标定是非常浓厚的。

首先，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设置了强制的规定，体重指数就是所谓的苗条程度，就是社会所标定的“美”。如果女性不符合这个规定，轻则恋爱婚姻困难，重则连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因此越是年轻的女性就越是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拼命向这个规定靠拢。结果，“肥”就在被女性仇视之中成为了女性的污名，减肥则成了社会规训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50岁以上的女性已经完成了社会强加给她的人生使命：相夫教子；也因此获得了某种家内的老资格。她们可以更加不理睬社会对于年轻女性身体的管理，“胖着并幸福着”。

其次，所谓的“女人味儿”是社会规定的女性价值的第二判断标准。因此那些已经“达标”的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不能因为“肥”而因小失大。反之，那些已经认定自己的女人味儿不足的女性，更加可能“破罐子破摔”，更少地盲从减肥。在这种社会建构之中，男性文化、传媒时尚的影子处处可见。

现代中国女性的“减肥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人的“身体观”。黄俊杰在评介若干作品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身体观研究的三个新视野：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呈现的“身体”，作为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黄俊杰，2002）。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一种实体性的物质性身体日渐凸现，虽然微观意义上的“权力”色彩依然可见，但是以思维方式、“气”、精神修养为中心的身体则有所隐退，至少在都市的年轻女性之中呈现出了这个特点。而西方语境中的“身－心”讨论在这里更是渺然。而这种身体转向的背后因素则更为复杂，笔者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分析（详见黄盈盈，2008），但是需要借助历史视角在更为多元的文化时空中作出进一步诠释。

 

 

参考文献（脚注中已经标明的除外）：

Lock, M., Scheper-Hughes,N. ,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6-41, 1987.

郑开兰：《“恐肥症”和“减肥热”──流行于女青少年中的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J]. 《当代青年研究》，1997，(02) .

李康：《身体视角：重返“具体”的社会学》，载刘世定等主编：《社会转型：北京大  学青年学者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徐敏、钱宵峰：《减肥广告与病态的苗条文化——关于大众传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03) .

黄俊杰：《中国思想史中“身体观”研究的新视野》，《现代哲学》p55-66，2002年3月。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姜秀花：《对女性身体再造行为的文化评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3，(03) .

（美）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政治》，《社会学研究》，第109期2004.1，p107－113，2004。

Lock, M. & Farquhar, J.(eds.) 2007,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ersity Press.

赵行专：《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身体美学》[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黄盈盈，2008，《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