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 黄盈盈     

摘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并分析其发展背景、逻辑、重要意义，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关键词：性社会学 主体建构 本土 研究视角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加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与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一、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

 （一）“性科学”主流地位的建立

在西方文化中，性研究最早出现在宗教或者道德领域，并以“忏悔”的形式被否定式地加以叙说和讨论。其后，自然科学的产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意义，就是提供了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武器，来发起和推动社会反抗和文化进步。这在“性”方面也不例外。（Gagnon & Parker, 1995）

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80年代，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霭理士（Ellis）、桑格（Sanger）、金西（Kinsey）、莱赫（Reich），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 & Johnson）等等一大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Gagnon & Parker, 1995）。

这些研究者论述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因此，从研究视角上看，这些学者倾向于把“性”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承认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被本质化了。（Gagnon & Parker, 1995）在这种倾向下，“性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也就应运而生。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Tiefer，1996）。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２０世纪国际上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

但是历史地来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惟生殖目的论”和“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

在中国也是如此。首先，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人们的价值判断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而脆弱的人性论；其次，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潘绥铭等，2004：1-17）。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

不过，这种“性的科学主义”的先天缺陷也是引人注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满足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而且缺一不可。然而在研究人类社会时，这三项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它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且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毫无意义。

例如，作为“性的科学时代”的巅峰之作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研究，就是在实验室里，在严格的条件控制之下，反复测量被试验者出现的各种生理指标，最后总结出四阶段的“性反应周期”（马斯特斯、约翰逊，1963/1989）。不可否认，这样严谨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很难超越。可是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被实验者平时过性生活，可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这样的科学家这样反复地测量，反而是时时处处地破坏着“科学的三条件”啊。也就是说，要么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与这样的实验毫无关系，要么就是这样的实验结果无法代表这些人的实际性生活。

恰恰是这个科学主义的杰作，标志着它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终结。此后，虽然自然科学家们还陆续提出了“性的（神经生理）系统”、“行为内分泌学”、“脑电波性高潮论”、“脑性别”等等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不再试图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活动和组织。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在性研究领域中，许多人文社会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称之为“非科学主义”的视角。从此，所谓性社会学才真正地出现了。它决不是反科学的，也不会否定科学的应有位置（比如它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更不屑于伪科学，只不过是要把科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防止科学被“主义化”和绝对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