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婚内强奸罪”的问题，已经从90年代初讨论到现在了。就事论事或者“就法论法”的话，似乎已经说完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对这个话题如此一往情深呢？为什么不同样热火朝天地去讨论一些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约会强奸”、所谓的“奸污”是不是强奸、到底是叫做强奸还是叫做强暴呢？

仅仅是因为这个话题套上了“婚内”二字，岂有它哉？我们实际上争论的是：结婚这样一种行为，对于配偶双方在性生活方面的权利，究竟应该剥夺什么，又应该保护什么？

凡是主张“婚内强奸”应该定罪的人都认为：即使结了婚，人人也仍然有权利拒绝过性生活。婚内强奸损害了一方的拒绝权，因此同样是犯罪。也就是说，婚姻同样应该保护拒绝权。

反对定罪的人则认为：一旦结婚，人人都当然有权利主动要求过性生活。一方的拒绝必然损害另一方的主动要求的权利。因此，结婚就意味着拒绝权被剥夺了。

    如果“就理论理”，争论的双方恐怕永远是不分胜负。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是不是我们的婚姻制度和我们的性观念出了什么问题，才使得我们陷入这样一个死结呢？

例如：一个丈夫为什么非要强奸妻子不可呢？他为什么不另找？一个妻子又为什么非要遭到丈夫的强奸不可呢？她为什么不先逃？我笨，只能想到一点：可能是我们对于任何婚变都实在是太恐慌了，不但过去一直总是紧勒、严管、多夺、重罚，而且现在还想变本加厉。这，岂不是首先催生众多的强奸行为，然后再以“婚内强奸无罪”来大赦天下？

    再例如：两个相爱的人会强奸吗？可是现在，就算你已经把爱情进行到底了，可是只要缺一张纸，不仅可能被罚款，而且可能被宣布为无效，被棒打得生离死别，连可能享受“婚内强奸罪”的资格都被剥夺干净。这，到底是整顿了所谓“社会秩序”，还是在给人们洗脑：爱情其实一文不值？结果，能够防止婚内强奸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就这样被法治没了。

    再再例如：如果丈夫懂得：除了强奸，还有更好的办法，不但可以争取妻子同意过性生活，而且质量会更高；如果妻子不是信奉“女子无性便是德”，而是自己也行使主动要求的权利，而且确实能够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那么大多数婚内强奸其实并不难预防和制止。可是现在，全社会意义上的性观念仍然没有达到“五四”先驱们的水平；官方的性教育往往无性；妇女机构则干脆回避性教育；再加上不懂“法律只是舟，文化才是海”的常识；结果，“婚内强奸定罪”似乎变成了唯一法宝，似乎又要走“杀鸡给猴看，哪怕猴无眼”的老路。

    总而言之，“婚内强奸罪”的死结，其实就是我们的“婚姻至上论”和“性即脏丑观”一起给拧上并且拉紧的。如果不解开它，无论我们设立不设立“婚内强奸罪”，都不可能实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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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