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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黄纪苏：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商业化社会中，还是需要理想的，于是人们想起了“红歌”。
年，两个矫枉过正的30年。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30年里的东西相融合，所以红歌的商业化、产业化是一种必然，而且早就已经商业化了。20世纪90年代的‘红色摇滚’，就是红歌商业化的典型。” 红歌的尴尬：搔首弄姿却直接晋级 当下，红歌产业化的最牛品牌，当属江西卫视的“红歌会”。也正是这个栏目，拓宽了红歌的定义，总导演廖苏斌说：“一般人都认为‘红歌’只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中国红歌会’界定的红歌则范围更广、更大，它是指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广为传唱的积极健康、昂扬向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歌曲，也包括从世界各国流传到中国，影响广泛、主题积极的歌曲。”这个社会，需要积极的引导。 但是作为商业化品牌的“红歌会”也在遭遇前进中的问题。有观众评论说：“红歌会离红歌越来越远了！唱红歌的选手淘汰下去了，搔首弄姿的却直接晋级。”这可能是红歌在商业收视率围剿中的尴尬处境。 “假如红歌没了，不怪孩子怪我们”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9年11月(上)杂志）
记者 / 关飞 （发自重庆、广州）
从重庆渝中区通往大渡口区的轻轨列车上，记者看到了车厢内悬挂的名人诗篇，有纪伯伦的《名誉》、于谦的《石灰吟》、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等。这些诗篇与重庆大街小巷、公共交通上所张贴的宣传海报一样，是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提出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要数红歌。
当观察到轻轨乘客多是被视频广告所吸引而很少有人去注视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的时候，疑问也随之产生：“红色与经典”真的会在官方提倡下复苏吗？在30年的收获之外，我们又失掉了什么？
“唱歌让我们重新找到了群体归属感”
“干了一年多，背井离乡让我觉得不舒服。最重要的是，在单位干了40多年，退休后突然觉得有点失落，失去了一个群体，没有归属感。”张伟成退休后，去河南孟津的一家耐火材料厂做了一年多的顾问，那是1999年，4500的月薪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最终，他拾回了红歌。
“红歌是现在的叫法，原来叫革命歌曲。”在重庆大渡口区政府的排练厅里，记者见到了大渡口区男声合唱团团员张伟成，他们为第十一届老年合唱节准备《游击队歌》等3首歌。
“20世纪60年代，我从重庆钢铁工业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重钢。本来学的是机械安装，结果却被分到了重钢武装部，做通讯员。当时成都军区有个《战旗报》，我们给那个报纸写报道，关于民兵活动、备战备荒的。重钢倒是组织过一个合唱团，我们唱过《井冈山》，唱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但是那个年月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来的文化享受，因为生产形势紧迫，合唱团不久就停止活动了。”
地处西南的内陆城市重庆，当时是“三线建设”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很多工业、军工业企业都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了重庆，挖地道、防空洞成了家常便饭。
物质生活也是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那时候，30多块的工资可以养活三口人，每人每月27斤粮，都是粗粮和红薯，10斤红薯才能换一斤大米。但是张伟成觉得那时的同事关系很融洽，“我那时从学校毕业，是有知识的，所以要到工人中间劳动，接受‘再教育’，我和工人之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退休之后，很多工人见了我还老远打招呼，给我烟抽。但很多领导退休后就没人理了，是‘敬畏’还是‘敬重’，退休之后就水落石出了。”那个艰苦年代也会唱红歌，是给人打气的。黄纪苏：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商业化社会中，还是需要理想的，于是人们想起了“红歌”。
记者 关飞 （发自重庆、广州）
从重庆渝中区通往大渡口区的轻轨列车上，记者看到了车厢内悬挂的名人诗篇，有纪伯伦的《名誉》、于谦的《石灰吟》、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等。这些诗篇与重庆大街小巷、公共交通上所张贴的宣传海报一样，是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提出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要数红歌。
当观察到轻轨乘客多是被视频广告所吸引而很少有人去注视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的时候，疑问也随之产生：“红色与经典”真的会在官方提倡下复苏吗？在30年的收获之外，我们又失掉了什么？
“唱歌让我们重新找到了群体归属感”
“干了一年多，背井离乡让我觉得不舒服。最重要的是，在单位干了40多年，退休后突然觉得有点失落，失去了一个群体，没有归属感。”张伟成退休后，去河南孟津的一家耐火材料厂做了一年多的顾问，那是1999年，4500的月薪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最终，他拾回了红歌。
“红歌是现在的叫法，原来叫革命歌曲。”在重庆大渡口区政府的排练厅里，记者见到了大渡口区男声合唱团团员张伟成，他们为第十一届老年合唱节准备《游击队歌》等3首歌。
“20世纪60年代，我从重庆钢铁工业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重钢。本来学的是机械安装，结果却被分到了重钢武装部，做通讯员。当时成都军区有个《战旗报》，我们给那个报纸写报道，关于民兵活动、备战备荒的。重钢倒是组织过一个合唱团，我们唱过《井冈山》，唱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但是那个年月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来的文化享受，因为生产形势紧迫，合唱团不久就停止活动了。”
地处西南的内陆城市重庆，当时是“三线建设”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很多工业、军工业企业都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了重庆，挖地道、防空洞成了
辞去河南的顾问工作，张伟成回到重庆。在同事的提议下，他组织了重钢的老年合唱团，“海选”的场面异常火热。“我们设了三道关，考简谱，考普通话，看声音条件。本来只要60人，结果报名时来了快300人。”
采访中，不管讲到哪一支红歌，张伟成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动听的旋律糅合进了他内心的情感，确实很动人。
“小沈阳是没落的，红歌才是阳刚的”家常便饭。
物质生活也是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那时候，30多块的工资可以养活三口人，每人每月27斤粮，都是粗粮和红薯，10斤红薯才能换一斤大米。但是张伟成觉得那时的同事关系很融洽，“我那时从学校毕业，是有知识的，所以要到工人中间劳动，接受‘再教育’，我和工人之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退休之后，很多工人见了我还老远打招呼，给我烟抽。但很多领导退休后就没人理了，是‘敬畏’还是‘敬重’，退休之后就水落石出了。”那个艰苦年代也会唱红歌，是给人打气的。
辞去河南的顾问工作，张伟成回到重庆。在同事的提议下，他组织了重钢的老年合唱团，“海选”的场面异常火热。“我们设了三道关，考简谱，考普通话，看声音条件。本来只要60人，结果报名时来了快300人。”
采访中，不管讲到哪一支红歌，张伟成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动听的旋律糅合进了他内心的情感，确实很动人。
“小沈阳是没落的，红歌才是阳刚的”
社会学者、剧作家黄纪苏觉得红歌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种必然。
“重庆的红歌活动可以两面看，”黄纪苏说，“首先从主观上看，薄熙来的‘红色家族’背景，使得他对于红色歌曲会有种天生的喜欢，他会不由自主地去提倡。客观上看，红歌的再现，也与30年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有关。”
“社会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深，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文化也越来越缺少批判性，为什么批判性就是好的？它有建设性啊。红歌是一种文化，小沈阳也是，但是小沈阳那种只为搞笑的形式是没落的，那种浓重商业气息的文化模式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它缺乏一种阳刚之气，而像中国这样的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是需要阳刚之气的，这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红歌在当前社会的生存状况，黄纪苏说：“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商业化社会中，人们还是需要理想的，于是，他们想起了红歌。”
“从建国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两个30
社会学者、剧作家黄纪苏觉得红歌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种必然。
“重庆的红歌活动可以两面看，”黄纪苏说，“首先从主观上看，薄熙来的‘红色家族’背景，使得他对于红色歌曲会有种天生的喜欢，他会不由自主地去提倡。客观上看，红歌的再现，也与30年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有关。”
“社会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深，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文化也越来越缺少批判性，为什么批判性就是好的？它有建设性啊。红歌是一种文化，小沈阳也是，但是小沈阳那种只为搞笑的形式是没落的，那种浓重商业气息的文化模式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它缺乏一种阳刚之气，而像中国这样的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是需要阳刚之气的，这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家常便饭。
物质生活也是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那时候，30多块的工资可以养活三口人，每人每月27斤粮，都是粗粮和红薯，10斤红薯才能换一斤大米。但是张伟成觉得那时的同事关系很融洽，“我那时从学校毕业，是有知识的，所以要到工人中间劳动，接受‘再教育’，我和工人之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退休之后，很多工人见了我还老远打招呼，给我烟抽。但很多领导退休后就没人理了，是‘敬畏’还是‘敬重’，退休之后就水落石出了。”那个艰苦年代也会唱红歌，是给人打气的。
辞去河南的顾问工作，张伟成回到重庆。在同事的提议下，他组织了重钢的老年合唱团，“海选”的场面异常火热。“我们设了三道关，考简谱，考普通话，看声音条件。本来只要60人，结果报名时来了快300人。”
采访中，不管讲到哪一支红歌，张伟成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动听的旋律糅合进了他内心的情感，确实很动人。
“小沈阳是没落的，红歌才是阳刚的”
社会学者、剧作家黄纪苏觉得红歌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种必然。
“重庆的红歌活动可以两面看，”黄纪苏说，“首先从主观上看，薄熙来的‘红色家族’背景，使得他对于红色歌曲会有种天生的喜欢，他会不由自主地去提倡。客观上看，红歌的再现，也与30年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有关。”
“社会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深，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文化也越来越缺少批判性，为什么批判性就是好的？它有建设性啊。红歌是一种文化，小沈阳也是，但是小沈阳那种只为搞笑的形式是没落的，那种浓重商业气息的文化模式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它缺乏一种阳刚之气，而像中国这样的处于上升期的国家，是需要阳刚之气的，这是符合历史大趋势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红歌在当前社会的生存状况，黄纪苏说：“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商业化社会中，人们还是需要理想的，于是，他们想起了红歌。”
“从建国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两个30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红歌在当前社会的生存状况，黄纪苏说：“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商业化社会中，人们还是需要理想的，于是，他们想起了红歌。”
“从建国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两个30年，两个矫枉过正的30年。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30年里的东西相融合，所以红歌的商业化、产业化是一种必然，而且早就已经商业化了。20世纪90年代的‘红色摇滚’，就是红歌商业化的典型。”
红歌的尴尬：搔首弄姿却直接晋级
当下，红歌产业化的最牛品牌，当属江西卫视的“红歌会”。也正是这个栏目，拓宽了红歌的定义，总导演廖苏斌说：“一般人都认为‘红歌’只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中国红歌会’界定的红歌则范围更广、更大，它是指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广为传唱的积极健康、昂扬向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歌曲，也包括从世界各国流传到中国，影响广泛、主题积极的歌曲。”这个社会，需要积极的引导。
但是作为商业化品牌的“红歌会”也在遭遇前进中的问题。有观众评论说：“红歌会离红歌越来越远了！唱红歌的选手淘汰下去了，搔首弄姿的却直接晋级。”这可能是红歌在商业收视率围剿中的尴尬处境。
“假如红歌没了，不怪孩子怪我们”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9年11月(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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