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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木头的前世今生(散文)

(2018-11-28 16: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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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鹿鸣》杂志

一根木头的前世今生(散文)

小  

 

 

 

 

 

那一年,我刚满十五岁。

那年暑假,我常常带着十一岁的弟弟去森林里拉木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拉回来的木头只能当椽子。那天,我拉的木头要粗一些,弟弟拉的那根略细。我们把两根所谓的木头,连背带扛,好不容易弄到溜槽入口那儿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溜槽很陡,最平坦的地方坡度也有六七十度。从山腰的溜槽入口放木头,手只要一松,白晃晃的木头就飞一般向山下冲去。溜槽一边是比我还高的茅草,覆盖着整整一面山坡另一边则是灌木树林,树林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如果木头中途跑偏,一头扎进茅草地灌木林,找到的可能性不足十一。找不到奔波一天,只能空手而归。

溜槽长约一千米。两根木头放进溜槽,松手之后,转眼不见了踪影。兄弟两人跌跌撞撞,连忙顺着溜槽飞奔下山。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跑到山下,在溜槽出口那儿找我们的木头。只要找到了木头,虽远未到家,却也仿佛到了家了。

这样的感觉,由于经历多次,是那么强烈,又那么真实。

当然是有原因的只要木头出现在溜槽的出口那儿,接下来的路就再也没什么风险了。真正到家其实还远还要拉、还要扛,还要累死累活快走大约三小时。

但那一次,兄弟二人到了溜槽出口那儿,却没有木头,一根也没有。出口空落落的,那么安静又那么无辜,仿佛在说:“我没见到你们的木头。”

找呗。

我和弟弟分了工,他在较浅的茅草地里找,我到密不透风的林子里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一根到。

太阳已经落山了。弟弟不死心,还要继续找下去。我也不死心,但我更清醒。再不回家就只能摸黑回家了。眼下,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最要紧的事木头已经不那么要紧了。

那个年代,我身处林子里常有熊出没,狼更多。我和弟弟是娃娃,白天我可以大着胆子说我不怕熊狼,天黑之后还说不怕,连自己也骗不了。

弟弟只有听我的。兄弟二人,垂头丧气,急忙回家。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回到家里,因为父亲那一年都不在家,母亲和奶奶早已急得团团转。看见我们空手而归,嘴上仍说:“只要平安就好,只要回来就好。”也是因为这一次,无论我好说歹说,弟弟再也不肯跟我去山里拉木头。我有什么办法?拉木头本来是大人的事、男人的事,不是娃娃该做的事!

弟弟不去,我还得去。弟弟年纪小,可以耍赖。我已时时处处知道要替奶奶和母亲分担一些了,我认为我已经懂事了我认为我已经成了大人了我不能耍赖。

隔了两天,我跟着几个本村的成年人,又去拉木头。

路实在太远了,仅仅走路,就已足够消受。

天不亮出发,一路都是慢上坡大人走路都比我快我很快落在队伍的后面,呼哧呼哧大口喘气,脸上身上汗水淋漓但我不能歇。我得努力跟上大人的步伐。走到山下的溜槽出口,大约用了三个半小时。这时天亮才不久,溜槽出口附近有泉水,可以歇歇,吃点儿干粮,补充补充体力,准备爬山。爬山爬到溜槽入口大约一小时,这时才到山腰。从山腰到山顶,又得一个半小时。真是“这山望见那山高”,我看见的山顶并不是真正的山顶。在这个山顶的侧面斜插,爬到另一座山的山顶,还得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真正的山顶了,时间也到中午了又吃干粮,作为午饭。山顶上,松树随处可见,但这些树太大,砍也无用,我拉不动。还得顺着山脊走半小时,再下山,到山脚下,才会见到小一些的松树。

人们进入林子,四散而去,都在找一棵合适的松树。

我也在林子里找合适松树,但我找来找去,觉得找到的树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我继续找。我就不信这么大的松树林,这么多的松树,没有一根适合我。远远近近的林子里,叮哐叮哐的砍伐声,声声入耳。别人都已找到了,别人都在砍树了,我还没有找到要砍的树。我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终于找到一棵。这一棵松树,笔直、匀称,让人称心的是,树的中途半段无旁枝,要是砍了它,会是一根非常漂亮的木头。美中不足的是,这棵松树比我预想中的大了不少。我想,这棵树砍了,足够当檩条。我以前拉过的木头只能当椽子。怎么办?砍了它,我能拉得回去吗?不砍它,我还要在寻找中耗费时间吗?我陷于两难。我是跟着大人来的,他们拉的都是木头,我也得拉一根货真价实的木头。有了这种想法,我就咬咬牙,狠了心。就是它了。

砍树去枝条、剥树皮一根木头呈现出来了。

我吼叫了一声。远远近近仍有人用吼叫回应我。我放了心。

去皮去枝的松树已经不是树了,是木头。白晃晃的木头饱含水分,比冰还光滑,几乎拿捏不住必需让阳光晒掉一些水分,我也可以借此机会,坐下来歇,再拧一根趁手的柳条,用钉牛(拉木头的铁制器物)把柳条拴在木头上。有了这根长约八尺的柳条,我就可以拉着木头赶路了。但这时,我在山下,木头还不能拉,我还得在磕磕碰碰的林子里,在无路的地方,或背或扛,花大约两小时,把木头弄到山顶上才能拉着走

我又吼叫一声,林子里只有一人回应我。我有些慌了。

拉木头最艰难的就是将木头弄上山顶的这一个过程。林子里没有路,树木稠密,山很陡,我得仰面朝天才能一步一步向上爬。这样的姿势的的确确不是走,是爬,笨牛一样爬,驴子一样爬,头几乎着地,这没什么问题在于,木头老在肩上滑动,我却只能用一只手紧紧抓牢牵着木头的那一根柳条,另一只手得腾出来,要随时随地抓住附近的树干树枝。有了树干树枝作为依靠,我才能使得上劲,才能向上爬出一步。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腰似乎没有力气,腿似乎不听使唤,脚似乎无处可落,手似乎拿捏不稳任何部位有一个闪失,木头就会脱离身体,哧溜一下,径直窜向山下。如果真这样,我就不知道什么地方才能挡住木头、停下木头,我只能听天由命重头再来。

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三次。我都气得想哭了,但我闭紧嘴,咬紧牙,没哭。好不容易把木头弄到平坦的山脊上,重体力活儿,总算完成了一半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我又开始吼叫。我反复吼叫。吼叫是人们在山林里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老一辈人都说,在山林里不能叫别人的名字,即使叫了别人的名字,人家也不会回应你,人家要是应答你,很有可能会被山神勾了魂。失魂的人就得死。但可以吼叫。我吼叫一声,他也吼叫一声,既是彼此壮胆,也能知道对方仍然在,在哪一个位置。

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没有回应。

山林里静悄悄的,鸟也懒得叫一声。

别人都走了!别人都走得很远很远了,别人都走得听不到我的吼叫了!

回家的路还很遥远!我有些慌了。

顺着山脊拉着木头,急急忙忙走了大约半小时,终于到了第一个山头,终于到了下山的路上。我努力向山下张望,还是看不见一个人。我是真的慌了立即加快脚步追赶先走了的那些成年人跟他们一路走,好歹有个照应,有人壮胆,就算天黑未到家,我也不会害怕。我也明白,我追不上他们。他们都是成年人,力气都比我更大。他们拉的木头,多半跟我今天拉的这一根木头差不多大。他们比我轻松。他们晓得路很远,给自己留了余地。我不同。我非但没给自己留一点儿余地,今天拉的这一根木头,反而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木头牵着我在跑。下山的路,走得很快。二十分钟后,我开始朝另一个山头斜插,又是一段重体力活儿,我用了大约一小时。到了第二个山头,我又马不停蹄,让木头牵着我奔跑,半小时后,我已到了溜槽口。

有过一次放木头的深刻教训了,再也不能马虎了。

我没有松手。我不能让木头成为自由落体。我牵着木头,其实是木头牵着我。木头在溜槽里横冲直撞,我几乎控制不了木头,但我必需努力控制它。木头在溜槽中间,我在溜槽边沿上,刚刚还在木头的左面,转眼又在木头的右面。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还在,木头就得在。

有几次,我被木头打翻在地,但我没松手。又有几次,我被木头碰落的石头,砸破了腿、砸疼了脚,但我仍然顾不得。木头一直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终于到了溜槽出口那儿。终于到了山下。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回头望望溜槽,又想起几天前我和弟弟丢了的那两根木头,我在心里恶狠狠地跟溜槽说:“还想欺负我?门儿都没!”

这一根木头终于成了我的了,它是跑不了的了。

我松开了牵着木头的柳条。

除了我,林子里早已没有一个人,静若坟场。我不吼叫了,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好怕的?不是没有邂逅熊和狼嘛!

我也不知道这一天出了多少汗。我只是觉得快要虚脱了。口渴得难受,嘴里好像塞满了糨糊。我走到泉边,咕咚咕咚一气牛饮,身上立即有了些劲儿。回头摸摸背上的干粮袋,还有一点点干粮在袋子里轻飘飘晃。干粮就是馍。馍已在磕磕碰碰中成了拳头那么大的一坨馍渣。它是我的晚饭。

月出东方,日落西山。我已饿得受不了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坐下来吃硕果仅存的那点儿晚饭。我一边拉着木头向前走,一边向口里不时塞一撮馍渣。剩下的都是下坡路。沿途都是溪水。木头吸饱了水分,表面又变得冰一样光滑。我几乎是小跑着往家里赶,但我跑了不久就慢下来,而且越来越慢。因为多半是平路,木头越拉越重,越拉越重。我却又累又饿,几乎用尽了力气。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回家的路,像未来,似乎没有尽头,仍然很长、很长。天很快黑了,路上没有一个人,好在天上有月亮。

大约在午夜,我才到了家。

平时,天黑前后,我就回了家了。

弟弟睡了,妹妹睡了,奶奶(因为父亲是上门女婿,奶奶其实是外婆)没睡,母亲没睡,母女二人都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我。

母亲和奶奶都不知道我那天去拉木头有没有同伴。天黑前,母亲曾派弟弟去接我,天黑尽了弟弟也没有接到我,他觉得害怕,回了家。弟弟回家后,母亲又到村里挨家挨户去打听,看看是否有人与我同行。当然有。但同行的人都回了家了。母亲想,也许在外村,还有与我同行的人。她也只能这样期望着。母亲还想,山林里有看山人的简易庵房,也许我会在山林里借宿一晚,明天回家。她不知道我怎样选择,她的选择只能是等待。

我的家乡,人们修房子,房子的开间,一般一丈二尺。这根木头还是树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这棵树砍了,如果可以当檩条,它就是木头,不再是一根椽子了。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拉一根椽子是一个娃娃力所能及的事,是小打小闹,檩条则不同。檩条就是木头。柱子、楼扶,也是木头。柱子比檩条粗一些,楼扶比柱子粗一些。能拉一根木头的只能是大人,不可能是娃娃。此前拉回来的多半都是椽子,或比椽子大了些,跟檩条比,又明显小了些,是二不楞(两个方面都不像),这次明显不同了。我这一次拉回来的是木头。这一次随木头回来的不是娃娃,是一个大人

修一座房子是我家乡的农家孩子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我想,今年我能拉檩条,明年就能拉柱子,后年就能拉楼扶。有了檩条、柱子、楼扶,修房子就不在话下,有了自己的房子,娶个媳妇就不在话下,成家立业就不在话下,在乡亲们面前,在后辈面前,挺直腰杆做人,也就不在话下。

一个孩子,一个乡亲们眼里的所谓娃娃,居然拉了一根修房子都能派上用场的木头,累当然累,但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到了家里,我的身体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但我又觉得,我似乎精神焕发,我觉得我心里藏着用不尽的能量和激情,我已经不觉得累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驮柴卖柴。驮柴要花掉一天,需要我,需要马(包产到户时我家分到一匹马),得用人畜两个劳力,还得驮到集市上去卖。等待主顾,讨价还价,又得半天。一驮柴却只能卖三元钱左右,我认为很不合算。拉木头虽极其幸苦,但只需一个劳力,收入也高,我一天就能拉一根椽子回来,一根椽子就能卖五元。但拉木头只能在夏天,其它季节不行,柴却是一年四季都能赶着马去驮。

拉这根木头的时间是一九八三年暑假。一九八三年,土地已承包到户,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就有一些人想修新房子了,木头也是供不应求。那年父亲不在家,我家的油盐酱醋日常花销,靠我弄回来的木头和柴。村里隔一段时间就来一个人,过几天又会来一个人。他们都是来买木头的。买木头为了要修房子。那时,贩卖行为虽已合法,但人们对刚刚到来的好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仍在观望,对贩卖行为仍习惯地沿袭文革期间的定性,被称之为“投机倒把”,贩卖的人也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也是因此,贩卖木头,几乎无人敢干。

那天回家,我忘了饿,忘了累。我美滋滋地想,这根木头,要卖,怎么也得十块钱,少一分我都不干。我还想,有了这根木头,我的课本费、学杂费,也就有了。我已经能够自己供自己上学读书,我已经不用依靠父母,不用依靠家庭,我已经在帮助父母,我已经在帮助这个家庭。我心里丰盈着难以掩饰的自豪。

过了几天就开了学了,拉不成木头了。拉回来的木头,也有了买家。

理所当然,这是一根木头。椽子也是木头。但是,木头就是木头,椽子跟它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根木头,我的心理价位是十块钱,十块钱够我家开销一个月的了。如果给我花,一学期的学费有了、课本费有了、作业本和墨水也有了。但买家中,肯出七元的、八元的,都有,肯出九元的、十元的,没有。卖不到十块钱我就不卖。我拉的椽子都卖了,唯独那根木头没有买,仍架在我家屋檐下。

一九八四年初,有人愿出十二元买这根木头,我已不想卖了。我想,如果我修房子,就把这根木头用上。我是农民的孩子,我长大了也是农民,我得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长大了还得娶媳妇,我要娶媳妇就得修房子,否则没人愿意嫁给我。我修的房子,用上我人生中拉回来的第一根木头,不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吗?

我想错了。这根木头是我一九八三年夏天拉回来的最后一根木头,也是我人生中所拉的第一根木头,最后一根木头。一九八四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那个暑假我没有拉木头。父亲回家后,不许我去拉木头,他怕我挣坏了身子。

父亲为什么不在家?不在家的那一年,父亲坐了整整一年牢。

父亲错了吗?别人或许觉得他错了,别人或许认为他错了,但我不这样觉得,不这样认为。三十多年后,不这样觉得,不这样认为。父亲坐了一年,却是事实,无可辩驳。就算父亲错了吧,错了的也是父亲,不是我,别人为什么要拿那种阴阳怪气的眼神,冷冷地看我?我做错什么了?

人的目光也是有重量的!就在那一年,我强烈感觉到了人的目光的重量。

我觉得委屈。一个敏感少年,承担着来自于面前和身后的阴阳怪气的眼神,同时,这个敏感少年内心所能感受到的,是更为强烈的屈辱。但我什么也不说。别人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所谓“娃娃”,在我眼里,我早已不是“娃娃”了,早已成了大人了,别人只是不知道而已。这一根木头就是我成为大人的强有力的证明。看到这根木头,我就在心里跟人们说,看看这根木头吧,你还要把我说成“娃娃”吗?

懵懵懂懂中,我已长大。

这根木头是我那年暑假拉回来的所谓木头中,最粗的一根。这根木头,我一眼相中它时,就已知道它是做檩条的材料。既然是做檩条的材料,就得让它做檩条,不做檩条就委屈了它了。我知道委屈的滋味。我受够了委屈。我不能让我拉回来的木头也觉得委屈。我要是因为木头再受一次委屈,只能说明是我看走了眼了,只能说明当时并未长大成人。

上师范的第二年,暑假回家,突然发现那根架在屋檐下的木头不见了。

家里的事都是父亲做主。我立即进屋,质问父亲:“我的木头呢?我拉回来的木头呢?”我是真的生气了。那根木头,考上师范以后,家里经济更加拮据,我却舍不得卖,如今居然不见了,我能不急吗?我把“我”字咬得很重,我要让父亲和站在父亲旁边的母亲都明白,那根木头是我的,不属于这个家庭的其他任何人。

父亲心中有愧,低了头,并未说什么。母亲故意轻描淡写,给我解释:“你爸爸送给你的二堂哥了呗。”

“我拉回来的木头,他有什么资格送给别人?”我一下子急了。

我的话戳到了父亲的痛处。父亲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立即抬起头来,不客气地训斥我:“我是你爸爸,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不是你拉的,你就没资格!”我立即还嘴,毫不示弱。

父亲噎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劝我:“送的是你二堂哥,又不是别人。”

“堂哥也是别人!”我知道我那爱认死理的劲儿又上来了,“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就是别人!”我大声争辩,振振有词。

能言善辩的父亲居然无话可说了。沉默了一阵子,父亲突然大吼一声:“我现在就去你二哥家,到他家的新房子上,把你的木头拆下来,扛回来!”

我暗自想,你能拆得回来吗?二堂哥的家在对面山上的村子里,路远不说,父亲就算真的去了,他会拆下已派上了用场的木头吗?他要是真拆,二堂哥会让他拆吗?这已经不是一根木头的事儿了,而是关乎一座房子的事儿。

母亲连忙拉住父亲,说这说那,尽力拦他。父亲就势不再坚持。我知道他不会真到二堂哥的新房子上去拆木头。父亲只是说说而已。

我还知道父母给我演双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那根木头,父亲送给二堂哥那时,卖二十块钱没一点儿问题。我上师范的四年中,父亲每月汇给我的生活费只有区区十块钱。二堂哥修房子时,我还在读师范。父亲把我两月的生活费送给二堂哥,我不心疼。我心疼的是我拉木头吃的那些苦。

后来,母亲又在我面前,背着父亲,替他开脱:“你爸爸也不想送人,可他是你二哥,你爸爸好面子,不送也不行。”

我气鼓鼓说:“他没拉过木头,不晓得拉木头的艰难!”

我说的是气话,也是实话。父亲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男人,却也不曾拉过一根木头回家。父亲晓得拉木头是本地人最苦最累的差事。父亲要用木头时,都是请人帮他拉,所以,父亲这个上门女婿当了十多年,虽然修过房子,却是一根木头也不曾拉过。在我们村,从不拉木头的成年男人不止父亲一个,父亲觉得不拉木头没什么好羞耻的。不拉木头却有木头可用,父亲甚至引以为荣。他那时认为,是自己的人缘好,这么苦的差事也有那么多人肯替他干——当然,这是题外话。说这么多题外话,只有一个原因,父亲是真不知道拉木头的艰难。

“你咋这么说你爸爸呢?”母亲用责备的眼光,瞪了瞪我。

那一个时期,父亲因为坐牢,变得非常脆弱,母亲怕我会再一次刺激他。

我也知道我的话有多重。这样的话,在父亲面前,我断不会再说。我想,送也送了,还能怎样?我再怎么生气也是于事无补。

父亲后来又跟我解释:“你二堂哥修房子,正好缺一跟檩条,我家又闲着这么一根木头,他也看到过,晓得它完全可以当檩条。瞒是瞒不住的,他跟我说了,我能不给吗?也就是一根木头的事儿。

父亲是个重亲情的人,我知道。我不想再顶撞他。心里却想,“一根木头的事儿”,你倒说得轻巧!

我在心里,其实早已原谅了父亲。

我成长的标志,可以说,就是这根木头。木头送给了别人,并未为我所用。这也许是一种暗示。

人当然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人还得在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也为别人活着。

这么想时,我已释怀。

一根木头,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么,能为他人所用,就比闲置要好。让木头发挥一根木头应该发挥的作用,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木头不是如我所愿做了檩条吗?我考上了师范,当上了教师,后来还改了行,进了城,不可能在乡下当农民了,不可能在乡下住了,也就不可能去乡下修一座房子。那么,这根木头送给堂哥修房子,或许是它最好的结局。

我认为木头可以做檩条,它也做了檩条,我又何必怨天尤人?父亲将木头送给二堂哥是对的。因为那根木头所能承载的,已经不是钱,是仁义或亲情。仁义和亲情都不是钱可以衡量得了的。木头送给二堂哥,既成全了木头,也成全了我。

我仿佛也是木头。是一根从山林里走出来的木头。

那么,父亲把我送给了谁?

答案自在我心。

木头的前世,是树。是一棵松树。那是一棵正直的松树,虽然过早地,因我的砍伐而成了木头,虽然不曾如它所愿,清清静静终老山林,却也未必是一种不幸。

木头的今生,当然是木头,至今还是木头。

我现在想,那根终于架在二堂哥家屋脊上当檩条的木头,肯定还在,还支撑着那块小小的屋顶。因为那座房子还在。二堂哥修的那一座房子,他也没有住多久,房子修好后,他也有了工作,进了县城。那座房子又留给了二伯。二堂哥不是二伯的儿子,二伯没有儿子。二堂哥是大伯的儿子,但他接受了父亲和大伯的安排,负责赡养二伯,二堂哥也在尽心尽力赡养着二伯。如今,那一座房子,一直都是二伯住着。

这些年,我到那座房子里去过多次,多半是去看望二伯。

房子在,木头在,我在,二堂哥也在,父亲和大伯,却已不在人世

我仍在县城,仍在今生,仍在此刻,仍在我想在的位置上,仍在父亲给我安排的位置上。像那根木头。

只是,我与木头,已然物我两忘。

很多很多时间中,我是真的忘了那根木头。即使去看二伯,身在那座房子里,坐在那根木头下,我也不曾想起它。我忘记了它,像在很多时候,我忘记了我。如果不是失眠,如果不是跟妻子彻夜叙旧,我早已忘了那根做了檩条的木头。

木头会不会记得我?想起我?

我成长了吗?我在心里对我说,我还在成长着。

我成熟了吗?我在心里对我说,我正在成熟。或者,我还在一天天地,走向成熟。

我会越来越成熟。当我瓜熟蒂落,那座房子,那根做成了檩条的木头,那根此生拉回来的唯一可以称之为木头的木头,也许还在世上,还支撑着那块已显陈旧的屋顶。

 

《鹿鸣》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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