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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社!雾社!(十一)

(2012-10-26 08: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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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四、西来庵事件

18951118日,桦山资纪宣布“全台平定”,两天后,日本人在台北欣喜若狂地举办了一个全岛平定祝贺会。但日本人的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常讽刺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台北的游击队就狠狠地打了桦山资纪的脸。

这是在18951231日的夜晚,效忠于台湾民主国的义军集结在台北附近的观音山顶,以举火为号,于次日凌晨趁天未亮时直逼台北城东南门。虽然在12月台北附近已略显不稳之态,但此次变起仓促,又在肘腋之间,台湾总督府一时间乱了手脚。桦山资纪急调军队防御,并下令总督府内的雇员全部发给武器组成急备队。日本第二师团的补充兵员和混成第七旅团从日本紧急赶来增援。台北的危机到18日才宣告解除,到29日,日军才略略平定台北。

这场令台湾总督府吓出一身冷汗的义兵运动揭开了日据台湾时期反抗运动的序幕,游击队在台湾各处山地平原神出鬼没,令日本人疲于奔命。直到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以保甲法为手段压缩游击队的生存空间,并采剿抚并用之法,下达“匪徒招降令”招降了相当一批意志不坚的义军首领,到1901年左右,曾在全台辉煌一时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的义军运动被逐渐平息下去。根据统计,从1897年到1901年,义军有8030人被捕,被日本临时法院判决死刑者3518人,无期徒刑者682人,十年徒刑者311人,五年徒刑者262人,五年以下者13人,合计有4786[1],日本人用如此血腥的镇压手段取得了暂时的安静。

日本人的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反日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台湾民众受到大陆的反清革命的影响,开始了局部的反日斗争。

首先爆发的是190711月在新竹北埔由蔡清琳领导的反日运动。在这起事件前,台湾总督府已经度过了1902-1906年这长达四年的“升平日子”,这段日子连游击队都没有出没。日本人不会想到的是,打破他们的清静日子的竟然是一个27岁的小后生。这位蔡清琳召集当地的乡民和原住民,自称是“联合复中兴总裁”,宣称不久后就有中国兵进攻新竹,相约起事响应。1114日,蔡清琳率众分攻新竹当地的日本分遣所和大平派出所,并筹划进攻新竹。总督府派来了一个中队的陆军和120名警察官练习生会同新竹当地警察镇压。恰于此时,蔡清琳的谎话被揭破了,他率领的一群乌合之众听说并没有所谓清兵进攻新竹的事,立刻四散逃亡,蔡清琳潜入番境被原住民所杀。

北埔事件不过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莫名其妙地带上了反日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两阶段反日斗争之间的一次小插曲。在此后,更多的具有主动意识的反日斗争蓬勃开展起来,标志着台湾总督府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19123月的林圯埔事件是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发生的第一起台湾反日运动,也是后来反日运动的先驱。领导这一事件的刘乾是南投厅羌仔寮庄一个以占卜看相为生的江湖艺人,而恰恰是这样的人在传统社会里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刘乾因为走乡窜户而时常被日本警察警告并没收其道具,对日本人深为不满。而南投大坑庄的林启祯在一次进入竹林采伐时被日本人痛打,原来日本人将当地百姓曾赖以维生的竹林强行“收归官有”后全转包给了三菱公司,导致民怨沸腾。刘乾与林启祯遂商议借所谓国姓爷(郑成功)的神谕聚集百姓起事。323日凌晨,他们指挥一群人攻击了顶林派出所,杀死巡查三人并杀往林圯埔,林圯埔支厅紧急向南投警察所求援。没想到起事的队伍在路上听说日本人有防备就先自行解散了。到30日,逮捕12人,杀死1人,4月判决死刑8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3人,起义被镇压下去。[2]

林圯埔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嘉义厅的大埤头庄有一名30岁的青年黄朝,素来以打工为业,在和同为零工的黄老钳闲谈时获悉大陆南方革命军推翻满清的消息,两人则计划起事反日,黄朝自立台湾国主,黄老钳为辅佐。两人未起事就在627日被日本人发觉,仅造成一巡查受伤。台南地方法院判决死刑1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2[3],是为“土库事件”。

上述事件都是些小打小闹,甚至北埔事件和林圯埔事件中,日本人还没有组织镇压,起事群众就已经逃散,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元素,但日本人如果就此觉得可以高枕无忧那他们就错了。1913年的苗栗事件给了台湾总督府一记当头的闷棍。

苗栗事件实际上是一系列事件的合称,包括罗福星发起的苗栗事件、李阿济发起的关帝庙事件、陈阿荣发起的南投事件、张火炉发起的大甲及大湖事件和赖来发起的东势角事件这五大事件,其中心人物为罗福星,广东人,他曾游历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1903年随父迁居台湾,1906年迁回广东,期间在厦门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他回到苗栗纠合同志,鼓吹革命,宣传共和,并且组织发展中国革命党支部,以暗号密语联络以防备日本人发觉。李阿济则是因抗日而被杀的义军后裔,他为父报仇,借所谓神童降世来征集信徒,张火炉、陈阿荣等在各地与之遥相呼应。赖来亦曾在1911年前往上海目睹辛亥革命发展之炽烈,五名领导人决心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东势角的赖来首先发难,计划在191312月攻陷东势角支厅,掠夺大量武器以后由其他四地响应。赖来在122日率领部下趁雾色掩护拿下了支厅,杀死巡查三人,却只拿到了两把武器。日本人很快反扑,射杀赖来和副将詹墩,余党群龙无首,丢下五色旗和武器一哄而散。罗福星发现日本人已察觉计划,在12月中旬逃亡淡水,隐匿在农居中,因被人出卖于18日被捕,随身携带的革命党人名册也落入日本人手中。12月,罗福星等相关人员被判决,921人中死刑20人,有期徒刑285人,不起诉578人,无罪34人。[4]该事件涉及区域遍及全台,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台南、阿猴各厅皆卷入其中,充分说明台湾是时已出现严重的不稳定现象。

在苗栗事件后不到一年,六甲事件又触动了日本人的敏感神经。这起事件的领导者罗嗅头是嘉义厅南势庄的村民,此人隐居在山中供奉神佛,他自我占卜有皇帝之命,遂借神喻聚集群众。罗嗅头又占卜定下1914年的阴历7月吉日起事,但55日,他们暗中偷窃大埔派出所的武器导致事情败露,日本警察立刻进行搜索,罗嗅头等人大胆决定提前举事,于58日率众攻向六甲支厅,闻讯加入的群众多达七八十人。六甲支厅立刻派警察围剿,并向嘉义、台南二厅求助,于58日半夜在王爷宫附近爆发冲突,罗嗅头等人被击退,逃入山中自杀。日本人搜索余党,判决死刑者8人,无期徒刑15人,不起诉68人,受审查者多达160人。[5]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的酝酿,到1915年,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汉人为主的反日斗争——西来庵事件终于爆发了。

领导西来庵事件的余清芳并非是之前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起事领导者可比,他利用宗教迷信,但不像罗嗅头那样自己也深陷其中,他足够冷静又能言善道,这些使得他具备了成为一个领导者的基本条件。

余清芳是阿猴(现在的屏东)人,早年随父母移居台南,入书塾学习。曾担任过台南、凤山等县的巡查,因事去职。去职后他曾因为无业在1909年被抓进了日本人的“浮浪者收容所”关押了两年。1914年,他以台南的西来庵为根据地,结识同党,招集信徒,密谋起事。

参与该事件的副手罗俊,生于嘉义厅他里雾。他和余清芳一样,幼年读过书,又担任教师、医生并投身过抗日义军。后游历大陆,对民族危机和世道艰难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1914年从淡水上岸回岛,加入到余清芳的行列中。

另一名副手江定,台南厅竹头崎庄村民。他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因此曾在1897年担任区长,但因为在职期间与人意见冲突,杀死了同村居民,遭到宪兵队的追捕。江定逃入山中,屡次逃过日本官宪的搜索。1901年,日本人接到密报,得知他隐匿在台南厅南里南庄,遂派兵包围并杀死两人,经人指认其中一人为江定。江定因此更逃出了日本人的天罗地网,隐藏在山中集合徒党伺机而动。

三人都对日本在台的统治怀有深刻不满,加上担任过台南厅参事的苏有志等人的协助,三人利用西来庵中供奉的五福大帝为号召,宣传排日思想。凡是捐献金钱的信徒,皆可获得神符,神符号称“可避敌弹”,挂神旗者可隐身等等,并且鼓吹“台湾将出现新皇帝,其人两耳及肩,两手垂膝,为圣人之相”,“中国有知隐身避弹术的僧侣及红髯妇人,学得其神术,可击退日本人”等[6]。余清芳自称“奉大明慈悲国之旨,征伐台湾大元帅”,利用了一种类似现代“传销”的手段,鼓励信徒将神符转售给其他人,转售可以获得三到五成的提成。一时间,余清芳在台北、台中、南投、台南、嘉义等地聚集了信徒二千多人。由于信数目庞大,起事的机密也容易外泄,台湾总督府很快就盯上了这群人,日本人很有策略地盯住了一个来往于台湾和厦门之间的可疑人物苏东海,1915515日,日本警察在从基隆出发前往厦门的船只大仁丸中拘捕了苏东海,从他身上搜出了信函,得知了余清芳等人的计划。

根据苏东海所持信函提供的线索,日本警察很快在嘉义厅竹头崎的山中逮捕了罗俊,一时间局势急转直下,日本方面派出了270名警察在十余里的森林溪谷间广泛搜索逃避山中的余清芳和江定。在危机重重下,余清芳躲避追捕和江定商议,决定提前起事,反客为主占据主动。79日,两人率众攻打甲仙埔支厅,杀死几名巡查,然后分头袭击附近的派出所,杀死了30多人,日本人没有想到余清芳等人竟然还有能力反扑,急忙四处要求支援,集中力量进行围剿。

82日,三百多名义军攻下了南庄派出所,杀死了20多名日本人,余清芳宣称即将有“中国革命党的优势军队登陆安平,攻击台南;同时亦有军舰前来,海陆夹击,开始炮轰”[7],鼓动信徒攻击噍吧哖(今台南玉井)支厅,队伍迅速扩大到千人之多,惊恐的日本人一面将义军死死抵住在邻近的虎尾山一带,一面紧急要求军队出动。到6日下午,台南守备队的黑田少佐率领军队赶到,经过一小时的激烈交战,义军被装备精良的日军击溃。

余清芳等人在战后东逃潜入山中,7日,余清芳下令解散军队只身潜逃,在822日于王来庄被当地村民捕获后交给日本人,江定和部下十余人在第二年518日才被日本人招降。

作为日本占领台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反日斗争,西来庵事件牵扯的人数史无前例地多,台湾总督府从19155月下旬事件发生起开始检举和搜捕参与者,到825日为止,共逮捕余清芳、罗俊以下1413人,从815日至1227日,台南临时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共判决死刑犯多达866人之多,其中有95人仍被执刑。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按这个判决杀下去非得血流成河不可,未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于是时任台湾总督安东贞美在19151110日以大正天皇即位大赦为由,赦免了730人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到19167月,在招降了江定以后,又对江定以下37人判决死刑,12人判决十五年徒刑,2人判决九年徒刑。[8]西来庵事件就在一片恐怖肃杀中落下了帷幕。

西来庵事件被台湾史家认为是汉族为主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反日事件,在此事件以后,台湾反日力量认识到了武装抵抗并不现实,开始转向和平抗争,这也使得台湾的局势逐渐驱向稳定。1918年上任的第7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建议总督为“亲任”(特任),不限于“陆海军中将或大将任之”。在191910月,明石元二郎卒于台湾总督任上后,日本政府遂派遣文官田健治郎为台湾的第一任文官总督,从田健治郎开始到19369月卸任的中川健藏为止,台湾总督皆为文官担任。日本在台统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1]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35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2]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37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3]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38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4]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39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5]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39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6] []山崎繁树、野上矫介著:《1600-1930台湾史》,第246页,武陵出版社2001年版。

[7] []山崎繁树、野上矫介著:《1600-1930台湾史》,第248页,武陵出版社2001年版。

[8] 李震明编著:《台湾史》,第141页,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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