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逝世，网上有许多人提议为他降半旗，我深以为然。但半旗终究没降。我困惑，半旗当为谁而降？

查阅下《国旗法》，说的是：

第十四条 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四）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依照本条第一款（三）、（四）项和第二款的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

依照本条规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

作为“两弹一星”的勋臣，“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官方定论），“让中国的火箭早20年上天”（同行赞誉），该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吧。钱学森逝世不降半旗，这一条不知留给谁用？

但有研究“人物逝世”者几天前就指出，根据以往经验，不太可能为钱学森降半旗。[1]

他指出，1990年《国旗法》颁布以后，去世时下半旗的领导人有：徐向前（1990年）、聂荣臻（1992）、李先念（1992）、邓颖超（1992）、王震（1993）、姚依林（1994）、陈云（1995）、邓小平（1997）、彭真（1997）、杨尚昆（1998）。到后来，领导人逝世后降半旗的标准似乎提得更高，中共元老薄一波、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任内去世的政治局常委黄菊，都没有降半旗。钱学森虽位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只是“副国级”，从官阶来说，显然还不够资格。

而为“非政治人物”降半旗，历史上也只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5月12日，部分场所为邵云环、许杏虎、朱颖这三位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牺牲的同志”降半旗；另一次是，2008年5月19日至21日，全国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降半旗。[后一次举国同悲，法有明文，自不必说；前一次更像是外交示威，依据不明，无从说起。] 就个人而言，连巴金这样的文学巨匠、民族良心——他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都没有享受降半旗的待遇，似乎也不会为钱学森破例。

我真服了他的研究了！——但我还是主张为钱学森降半旗。

我主张为钱学森降半旗，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是完美的。据说，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虽然他根本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他的文章为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论证，为“大跃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后，他鼓吹“人体科学”，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科学论证”和大力支持，为伪科学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件严重违背科学理性的事件，在他身上落下了人性的污点。尽管如此，作为公民他挚诚爱国，作为科学家他贡献巨大，这就够了，值得我们铭记和悼念。不能苛求完美，否则国旗永不为人而降。

我主张为钱学森降半旗，也不是因为他曾官至“副国级”，完全不是。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平民中的英雄。我们的国旗曾几十次地为领导人而降——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康生同志”，但没有曾经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曾经的总理、总书记赵××——却很少为平民而降。领导人为国家作出一般人难以替代的贡献，为他们降半旗是应当的；但我希望，作为我们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国旗也能够为那些在各行各业作出世所公认贡献的平民而降，为那些以道德、良知和勇气感动民族心灵的平民而降。不久前，在长江边上为抢救落水少年而舍身的三名大学生——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何东旭、方招和陈及时——难道就不值得为他们降下国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祝愿他活到200岁——他日逝世，难道就不值得为他而降下国旗？据说，降半旗起源于1612年英国一艘探索北美通向太平洋水道的船只，船员们对不幸逝世的船长表示他们的敬意。它起初就不是为君王而设，今天也不应成为领导人的专享。

我知道，为本国领导人以外的人——不管是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杰出贡献的人，还是我提到的以道德、良知和勇气感动民族的人——而降半旗，有个技术上的难题：界限不好掌握，因为他们没有确定的品级。我也意识到，我们的国旗不宜三天两头降半旗，难免有个次数的度量。

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修改《国旗法》，下放降半旗致哀的决定权，允许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奇怪现在为什么没有人大？）根据法定情形，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全部或者部分场所降半旗。

对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由法定的机构根据法定程序来认定。归根到底，人民心中有一杆秤，降半旗只是表达人民的心声。

要问半旗为谁而降，半旗为我们心中的感动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