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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吞的时光中奔跑和喘息

(2012-07-11 14: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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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诗歌网

访谈

                在侵吞的时光中奔跑和喘息
                                        ——陕西诗歌网专访青年诗人马召平


王可田:对一个诗人来说,平生写下的第一首诗,犹如他念念不忘的初恋。事实上,很多男性诗人的第一首往往是情诗,得益于一位姑娘的召唤,在朦胧的渴望和甜蜜的忧伤的交织中诞生。谈谈你诗歌写作中的“第一次”
马召平:现在已经记不清第一首诗写作的具体时间了。大概的时间段应该是初中阶段。那时候,虽然处于青春期,但我的心理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生活在农村,传统的东西特别强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设定的很有次序。文化和知识不是那么实用却为人津津乐道。应该说,那是个压抑的青春期,国家的改革开放漫步前进,人们小心翼翼,热切而又迷茫地观望着各种新鲜事物,镇上的万元户渐渐多了起来,有人天天吃白面馍馍了,谁家的孩子烫了发,外出打工了,谁承包了镇上的农场……还有激荡心脏的摇滚乐,紧身裤,如狂风一般席卷课堂的港澳小说。总之,社会风气有些迷乱,一些观念和思想开始土崩瓦解。但是考大学去城市工作吃商品粮对乡下的孩子来说还是痴想,像个梦一样。那时候,兴奋的只有父母,整天早出晚归,忙于责任田到户的紧张劳作。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不是用心的教授我们数理化知识,而是专注于自家承包到户的责任田该种什么新品种的小麦和玉米。所以,对于我和很多的同学来说,因势利导的前途和未来就是种好家里的几亩地,养好一头牛。有能耐,就是买台手扶拖拉机。迷茫的青春使得人无所适存,叛逆又让我热血沸腾,但常常在母亲严厉的责骂下偃旗息鼓。那些日子,当初是多么让人心生怨恨和不满,但现在想起来,却有种美好的感觉。因为在那个敏感的年龄阶段,我是放任自流的。在广袤的关中平原上,我游荡,在庄稼地里打滚,在河流中游泳,在劳作与贫穷中感受生命的延续,自尊和自卑。多年前,诗人远村在他主编的一本刊物上推介我的诗歌时就说我的诗歌里有种强烈的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如今想想,比起今天年轻的诗人来说,那种放任自流的日子里里,人对自然的感受可能更为集中和敏感一些。后来,我突然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有年龄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接触到了一些文学书籍。比如《译林》杂志刊登的《百年孤独》,还有《诗刊》杂志,那些杂志都是上高中的大姐订阅的,包括连环画,我囫囵吞枣地读着,并不能真正其文学意义,但内心莫名其妙地冲动着。总之,这些乱七八糟而交织起来的意识像一条条缰绳拢住了我。我开始想写东西,最初写诗受影响或者说能看到的诗歌就是席慕容,汪国真的诗歌。尽管那时候文学的热潮还没有退去。但在我的内心,写作是对莽撞青春期注释和挣脱。有种乱写乱画的意味,遗憾的是,我真记不清地诗歌写作的第一次了。由此来说,我的第一首,肯定不是情诗。

王可田:诗集《渴望飞翔》产生于你的青春期。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本诗集里的作品也许稚嫩了些,但青春的渴望与梦想被保存下来,那是经历沧桑后会愈加珍视的东西。你的青春期是何种状态,它又是怎样进入你最初的写作的?
马召平:我刚刚说过,我的青春期是迷茫的,没有任何方向和坐标。没人给我描述和规划未来,正如没有人给我们讲解两性关系,坐下来交心谈心。除了给自己弄一套黄军装,白球鞋外,我在青春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出门远行,去少林寺或者传说中的特区深圳。这种渴望的背后是想挣脱父母的束缚,想走出沉闷的村庄,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闯荡世界。1992年编印的小册《渴望飞翔》就是那个时期作品,的确,今天看来,作品很稚嫩,刻意的抒情无所不在,但很真实,完全是我手写我心。那时候,我已经从外表的焦躁不安到内心郁闷不语了。我从家乡转学到了父亲工作的一个山区县城,面临着高考的压力,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那时候,我是因为一起打架事件从家乡转学。事实上,那件打架事件和我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是同学间的行侠仗义,但是学校要处分。有趣的是,我写的检讨书感动了学校的校长。校长说不用给你处分,但你要选择转校,以便平息这起事件。就这样,17岁的我跟着父亲到了秦岭山中的一个县城中学。那段离乡的日子里,我背负起的不是家人的希望而是深深的自责。父亲在山里的一家矿山任职,独自一人留在县城里的我几乎天天写诗,诗歌写得多了,开始向杂志投稿。记得学校的邮箱里每天都有我的信件。发表似乎水到渠成。记得最初发表的杂志有语文报社办的《中学生文学》(后来停刊了,一份很好的刊物),还有南京的《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另外就是一些民间诗歌小报刊。可以说,那种带有虚妄的写作导致的结果是诗歌写作成了我的全部生活。高三那年,我的一首诗歌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一等奖,受邀到北戴河参加了夏令营活动,认识了很多的诗人和作家。这个活动是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和十多家学生报刊联合办的,当时被称为中学生文学黄埔军校,每届参赛的人数有四五万人。那次的获奖对于我的写作来说,就像是火上泼油。我陷入了一种痴迷的写作梦想之中。但随后的高考结果不是很理想。至今想起来,这些似乎都是宿命的东西。当初自己掏钱印刷出小册子《渴望飞翔》,完全是一种获取小名声的想法。如果在今天的话,那样的习作我是不会结集出版的。

王可田:从《敏感的生活》开始,你的诗歌真正踏入生活的领地,抒写生活中的心酸与无奈,感动与温情。我注意到,集子里面早期的诗,语言比较讲究,注重隐喻和暗示,有浓郁的抒情性;后期的诗朴素平实,叙述性增强。这种转变是出于写作上的考虑有意为之,还是生活经历带给你的改变?

马召平:你很细心,诗集《敏感的生活》里很多的诗歌几乎是在一种沉闷而又抑郁的气氛中写成的。那些年,我在一所大学里读书,我很不习惯那些照本宣科的知识传授方式。上大学的喜悦渐渐消失后。我要不泡在图书馆。要不就游荡在学校之外。我兼职了一份家教和当地一家杂志的工作,结识了不少的诗人。毕业分配工作,按理说作为委培生的我应该回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山区小县城,在一家旱涝保收的单位上班。但我没有。我应聘到一家学校教书。当时抛弃铁饭碗的选择让我和父母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父母最终无可奈何地妥协。而我鲁莽的选择让自己孤立无援,变得焦躁和倔强。两年后,我跳槽了,应聘到市电视台做了记者。随后的两年后,我又来到西安,继续从事媒体工作。可以说,那些年,逃避式的跳槽让周围的很多人不理解。而在这过程中,我也见识形形色色的人,领悟和感受了很多东西。我的性格逐渐内敛,加上在感情方面的一些波折,我有些孤僻,愈发倔强。那段时间,写诗一度中断,内心纠结的东西太多,挣扎的念想很多,想反叛的也很多,基本都在屈服和妥协中成长。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海子的诗歌,那强大的精神气场彻头彻尾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海子诗歌中大量运用隐喻和暗示的词语让我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我有过刻意的模仿。但模仿的乱七八糟,以致影响到自己本来就焦虑的性格。后来,我试图跳出这种写作,但效果不明显。所以,如果要找出一个写作痕迹的话,那就是生活的经历。想想看,十年间,从乡村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宝鸡,再到西安。内心没有错综交织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感受有些凌乱,在一个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凌乱地转化成了诗歌,有些转化成了散文。
王可田:你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当过工人、教师、记者等多种职业,这无疑丰富了你的阅历,塑造了你的个性气质。是不是长期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让你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观察体验生活,以一颗温厚谦卑的心灵进行写作?
  马召平:从19岁上班至今,工人和教师的角色时间很短很短,仅仅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主要的经历还是记者工作。应该说,十多年的记者工作,让我接触到了各类人群,对我的写作影响比较大。从省长到平民老百姓,从国企大老板,明星到乞丐囚犯,人物之间巨大的落差,人物的出生命运,谈吐思想使得我内心的感受更为强烈。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父母善良而又厚道,一辈子教导我处世的道理就是小富即安,吃亏是富。母亲遇见穷路人盛热饭,给馒头的善良也成为我一生铭记的情结。在我一路奔走的过程中,接触的大都是底层人:寒夜里卖烤红薯的,大风中捡拾垃圾的,汗流浃背换煤气罐的,还有那些一拨一拨卖青菜的,傍晚在菜市场捡拾菜叶的下岗工人。每当路过这些人群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当他们一角钱一元钱地舒展整理着辛苦换来的收入,省吃俭用供养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那些挥金如土的人又是怎么生活的?这种带有阶级性的反问让我常常失眠,而角色的反差让我更理解那些底层的人。这种情绪在写作中是不由自主的。即使现在生活安逸了,但是感受仍然在,我周围还有那么多同学朋友在底层挣扎困惑,为感情为疾病为职位挣扎,我感同身受。记得诗人王若冰看了诗集《敏感的生活》之后,写过一篇评论《谁还在关注这样平实的生活》,在那篇评论中,王老师对我的写作视角有过深入的阐述和分析。我想,不管什么视角,对于我而言,底层的生活是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他们的生活折射的是人性普遍面临的苦与乐。在这样的语境和环境下,关注他们,意义不言而喻。

王可田:面对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生活,你很少以尖锐刻薄的语言表达愤恨和不满,更多以社会底层人生活状态的展示,表达你对生活的赞美,传递人性的美善之光。这不仅反映出你观照生活的方式,也表达了你对生活的态度。与此同时,你诗歌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土的记忆,来自那个叫马家庄的地方。马家庄对你的写作有着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马召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记忆。阶段不一样,记忆不一样。但我想,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多。我说的这种刻骨铭心,一个要素是事件,一个要素是地点。我在一个名叫马家庄的村子生活了17年,生命里最初的水分和养分都来自于那片土地。那是根深蒂固的,骨子里的,17年的乡村生活已经为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打上了烙印。所以说,当生活被程式化地固定下来,当内心被物质慢慢填充的时候,关于村庄,关于马家庄的记忆就活灵活现,这样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无论出行交际还是写作,村庄就会隐现出来。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召唤与追随。我在一本作品的前言里写道:村庄依然是贫穷的,而且毫无特色,它不靠山也不靠水。没曲折也不迂回。离镇上五里,离县城二十里。它的外表因着新建的楼房华丽了起来,但内心却越来越空。这种空是城市化的结果。这几年,我很少回家。村子里的青壮劳力全打工去了。村里有买小车的有更换了大屏幕液晶电视的。但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老人们大多去世了,孩子们我几乎不认识一个。村子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和外面的世界比照,还是落后的贫穷的。但我热爱着村子,一回到村子,一躺在结实的土炕上。许多熟悉的气息会扑面而来。我知道马家庄是我终生汲取养分的地方。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将是长久地。如同福克纳文本中的小镇,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出生地,每个人都会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但肯定会有相同的记忆。

王可田:出于自我保护机制,生活中,我们可能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甚至不惜戴上面具。而写作,是一种敞开,自我心灵毫无保留的敞开。你在《自卑诗》中写道:“我热情的赞美中/有着对生活的厌恶/我对妻子的表白中/还深深牵挂着一个异乡的姑娘”,真诚的魅力,带来直抵人心的感动。生活中的你是善良的,真诚的,温厚的,这对你作品中自觉流露出的气质和品格也是一种有力的验证。你如何看待真诚这一内心品质在诗歌中的力量?
  马召平:人性是分裂的,尤其在这个剧变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多张面孔。从人性分裂开始,到最后人格分裂,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类似一种传染病,人们包裹自己就是包裹自身的自私性和趋利性,这种包裹,有时代潮流下的无奈也有生存压力下的刻意。刚说了,这种自我保护或者说包裹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就是不良的社会风气害了人。在写作中,我也会把自己包裹起来。我写散文就是这样的,有一些虚构的,臆想的推测的描述与表达。故事可能是道听途说的可能想象的。但是诗歌写作不会,诗歌是自我的敞开,是情感真实的表达。因为虚假的诗歌写作是无法写下去的,也是不会引起阅读者的共鸣的。起码对于我来说,做不到。我的诗歌也经历了很多阶段,周围的朋友都说我的诗歌没散文写的好。呵呵,说白了我的诗歌就是平实。我想,我手写我心,从语言到生活,真实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去写诗歌就够了。诗歌自身的意义也就出来了。现在的时代,文章不再是经国之大业。尤其诗歌,更是回到了人的本性上,就是抒发自己的情绪情感。现在流行的口语诗就是靠直白,直接和反讽的意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诗歌。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只有写出自己隐秘的内心才是有个性的有生命力的。如同你刚才说的,写作,是一自我心灵毫无保留的敞开,没有敞开,一味高歌或者浅唱,都是没有力量的,最终都会被遮蔽,消失殆尽。

王可田:你有一首诗叫《阳台上的向日葵》,语言简淡,诗意隽永,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平凡人生的诗意言说。你在《敏感的生活》的序言里也写道:在这个越来越没有诗意的世界,追求一种高远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对于生活和写作,我看到你的坚持,你的隐忍和痛悔。能谈谈你的具体感受吗?
  马召平:《阳台上的向日葵》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诗歌。只有短短几句。其实承载了我内心的很多东西。向日葵寓意了生活中的人和事。我们在生活中期待的事物或许很好。沐浴着阳光和风雨的深山里会出现参天大树,但是花盆里栽上的大树的苗子也长不成大树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可企图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不要刻意去追求也不要去责备。这里面既有无奈但更多的随遇而安,是自我的一种安慰。自我的哲学理念。我清楚我该怎么样,比如我们对婚姻,对孩子。当然,这首诗里,我寓意的也是一种宿命的东西。有些唯心的成分,从乡村到城市,我没有任何炫耀的背景和个人资历,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打拼。一路走来,感受很多。但有时候静下来想,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我在去年出版的诗集《梦见老虎》的后记中就写到,临近四十岁,我越来越沉迷于往事,相信宿命。命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这一切有人会醒悟到,有人一辈子都在糊里糊涂地碰撞。和命运能做拼争吗?隐忍是佛道规劝世人的至理名言,其实也是每个人保持内心安静,生活和谐的处世法宝。《阳台上的向日葵》大概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而已。

王可田:是的,在《梦见老虎》的诗集里,我注意到就有一首《一个怯懦的人梦见老虎》,这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是一种少有的新鲜的表达。一个怯懦的人怎么会梦见老虎呢?你想借此传达一种怎样的内心感受?
马召平:工作是生存的需要,写作是生活的需要。说假话做坏事也是生存和生活的一种需要(应该是一种伎俩)。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在一个教化性很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全球化的浪潮来了,它冲垮的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还有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每个人都要去迎接和接受这种冲击。人活得很累。这种累更多的是心累。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的空间飞翔。懦弱的和强大的相互依存,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矮子也想当将军。当内心的冲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按捺不下的时候,人就会做凌乱的梦。这首诗歌就是我一场梦后的醒悟。别羡慕强大的也别奚落弱小的。社会的不同分工,财富的不同拥有使得每个人的生活有了差异性。但在人性的本质上没有改变。人都渴望强大,渴望爱与被爱。这或许就是我想传递的一种内心感受。关于这首诗歌,我一直觉得当初的立意好,但是表述的不好,有点罗嗦。诗歌的张力和想象的空间还不大。

王可田:《红》,是一道风景,飘动在城市。她不仅是一个打工者的形象,也是我们置身生活的真实状态。在快节奏的城市奔跑,在侵吞的时光里奔跑,我们疼痛,喘息,日渐苍老疲惫。恰是因为诗歌,这种存在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被岁月侵蚀的脸,愈见沧桑的脸,闪耀着诗意和智慧的光彩。追寻的过程,我们从中得到了馈赠。

马召平:是的,红是千千万万城市打工者的一个外在形象。她有疼痛也有喘息。更多的是无奈和被动,在生活的洪流中被携裹,身不由己。她和时间赛跑,和目不暇接的景色赛跑和这个社会流行的潜规则赛跑。她是融入这个城市的女子当中最普通却又最具代表性的。生活会瞬间突变,但更多的时候是按部就班的。红有疼痛有快乐,但疼和快乐都在内心隐藏着,她的生活节奏是高度紧张的,是别无选择的。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奔跑着。西方有句谚语,暴风雨来了,连猪都会飞起来。在生存第一的自然法则前,在整个世界飞速前进的时候,在一个社会生态链条变质的时代,我无法停下来。但我已经少了很多抱怨。我付出了我收到馈赠。我现在恐慌的是,我是否还有精力与勇气,坚持自己的写作。为此,我一直是不安的。

王可田:内心的不安可能是现代人的通病。重要的还是自我调节,自我疗伤。最后一个问题,你平时读书时间充裕吗?写作在生活能占到什么位置?

  马召平:说实在的,在一个忙于生计的年龄阶段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即使有时间也没心思去看书。但这都不是自己不思考不写作的理由。我读书的密集的阶段应该是大学时期。那时候读了很多书,想着穷尽所有知识,做学问人。结果,事与愿违,社会大环境使得人的内心焦虑不安。偶尔读的书还是一些新闻杂志和文友间馈赠的个人文集。我有时候看着书柜里早些年买下的大量的哲学书籍,很惭愧。觉得真是怠慢了那些大思想家。真希望有一天像梭罗一样,找一个瓦尔登湖的地方,开垦田地,读书散步。我觉得写作和读书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分离的。文学靠天赋,也要靠学习和勤奋。虽然说原来主要的精力是写诗歌和散文,但我阅读最多的是小说作品。我觉得好的小说,融合了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舒展,又有美妙的故事,能取悦心灵,愉悦灵魂。我渴望有一天成为一名小说家,把生活的经历变成大家喜欢的小说。

王可田:好的,谢谢你接受访谈。最后,祝你生活愉快,不断有新作问世!
马召平:谢谢,你的访谈让我有了一个短暂的梳理和回顾。也让我有了做一个诗人的荣光。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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