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之前所在大学的同事打电话给我。我的手机几经遗失，虽号码未变，但过去很多保存的号码都没有存在手机里。照例，他的号码也没有提示。
“还能猜出我是谁？”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家乡的口音。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我有点尴尬。
“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也难怪十几年没见了吧。”
他说了很久，也没有自报家门，不过我已经猜到了，是当年所在高校的一位教授。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多交往，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他指点过我。若干年前，自己在那所高校和系主任直面顶撞，日子不太好过，被斗，心情也不是很好。有一次，和他一同去看一位住院的同事妻子。
回来的路上，他指点我说，一个女孩子，而且还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女孩子，怎么会跟男领导搞不好关系呢？只要说话柔和一点，不要给男领导下不了台面，会很有前途的啊。
回去后，我就开始反省，是啊，为什么呢？之后，我主动跟系主任沟通。我得承认，系主任其实对我还不错。而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因为太注重自以为是的“正义”。
换在今日，我是否能处理好这样一个铁饭碗的单位里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关系？很难说，也许某些事，某些话自己还是做不出来，说不出口，但至少现在这个岁数的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情绪，多了几分处人的技巧。
对于旁人，很容易理清的厉害关系，我要花很久去领悟。这是成长的代价。
我猜出教授的名字，他有点意外和惊喜，但我纠正他，我们没有十多年没见，我是04年离开学校，在上海读书，现在是12年，还没到八年。
倏忽八年的时间，生活经历了几轮起点。这位书卷气十足的教授问我：你后悔放弃大学老师的职业吗？
其实我看不出职业和职业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在employee层面。一份铁饭碗当然不错，倘若抱不定铁饭碗，总有别的出路。蛇有蛇法，鳖有鳖路。
教授狠狠地在我面前批判了上海，一如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极端不喜欢上海人。偏激容易生出独特观点，而我在上海生活八年后，被上海的气息或多或少地感染，没有那么多愤世嫉俗，在交往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人群中，喜欢的和不喜欢，哪里人都有。人品问题，和地域关系不大。
我说话的口音也带着上海腔了，教授指出来。我该痛恨自己吗？无意识间，被上海潜移默化，强奸了意志。但是我还是挺想申辩一下。可能是因为之前在上海公司做，结果上海话没学好，普通话又说不好了；现在在外企，外语没练好，普通话越发坏了。
教授还是固执地不喜欢上海，不喜欢上海人。我黔驴技穷了。好吧。随便您了。
教授说，不见你再写文章了。
写得少了。我坦言，在文字上，已经没有非分之想。我变得实际了。能坚持读书，已属幸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可不可惜呢？一个才女。教授说。感谢有人能为我惋惜。
也没有啦，我心里想，我哪里算什么才女呢，但是心里又不服气。弱弱地反击：离开学校，我的文字比之前更好啊。
教授印象还停留在八年前，一个多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个非我的我。但，几轮的起点后，我已非我了。但我并不认为回到起点的自己是本我，而经历变化与成长的自己是一种丧失，成长的过程本来有得到和失去。
人只是在追求自我的平衡。无论在哪里生活，只要这平衡在，幸福感就不会缺失吧。自己的生活和选择，敝帚自珍，不必太羡慕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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