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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军事论文1—《孙子》三题(2007-06-27 13:27:00)
 

《孙子》三题

                                                    刘周 

 

  怎样理解“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

 

      《孙子·谋攻篇第三》:“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我们先来看现代孙子研究专家郭化若对“倍则分之”的注释:“倍,我的兵力多于敌一倍。即敌一我二,兵力数量上已有相对优势,但《孙子》认为还不够,还要设法使敌人兵力再分散些,这样我之兵力就能显出更明显的优势。以上三句,都是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要超过敌人两倍以上,这样才有把握全部消灭敌人。这是在集中优势兵力问题上《孙子》的卓见和特点。有人主张应改为‘倍则能战之’,是不懂得要集中多于两倍以上兵力的必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孙子译注》103页)

      我们再看郭化若对“敌则能战之”的注释:“敌,敌我兵力相等。能,这里作助动词用。能战之,是假设在不预期遭遇中,敌我兵力相等,我应果断勇猛,善于向敌薄弱部分猛攻,善战而胜之(这里暂借一个现代的战例,聊供参考。红军战争中红三军老营盘之战〈兴国县北〉我军先到,占领路旁小山,稍过一会,敌蒋鼎文师之先头旅到来向我猛攻,我从敌侧后夹击之,全歼了这个旅之三个团。当时红三军实际兵力也只相当于三个团。)这是根据情况能战则战之。有人认为应改为‘敌则能分之’,不懂得势不及分,更不易分。”(同上书,104页)

       ———从郭化若注释来看,“倍则分之”讲应该集中超过敌人两倍以上的兵力,才可战之。而“敌则能战之”则说敌我兵力相等也可战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郭化若把“敌则能战之”解释为“假设在不预期遭遇中,敌我兵力相等,我应果断勇猛,善于向敌薄弱部分猛攻,善战而胜之”是十分牵强的。所举战例与“敌则能战之”的涵义也是不相符的。那么,如何理解“敌则能战之”才是准确的呢?我认为这里的“敌”字应该解释为“相当于”,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前文所讲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正如郭化若注释所称,这“三句,都是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要超过敌人两倍以上,这样才有把握全部消灭敌人,”所以“敌则能战之”的准确解释应当是:我方兵力相当于或者达到了这三句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所要求的足够优势时,就可以发起相应的“围”或“攻”的战斗。同样地,后文的“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也都是针对这三句话来说的。它们的意思是说:我方兵力明显少于这三句话要求的优势数量,或者是我方兵力还达不到它所要求的优势数量时,应该尽量避免相应的“围”或“攻”的战斗。所以,“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只是补充和强化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这三句话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郭化若的注释是不正确的。

 

 

  怎样理解“兵贵胜,不贵久”

 

      《孙子·作战篇第二》:“……故兵贵胜,不贵久”。

     郭化若对这句话的注释是:“兵,用兵。贵胜,贵在速胜。不贵久,就是不要持久。这是全篇的结论:用兵就是要求速胜,而不要求持久”。其“试笺”则称:“《孙子》只强调进攻,而少谈防御;只强调速胜,而反对持久。这里就无视了被侵略的弱国,必须坚持持久的防御,等待敌军分散疲惫,然后乘机反击之,这方面的重要性《孙子》几乎都未谈到”。(同上书,96页)

      我认为把“兵贵胜”理解为“兵贵速胜”是不准确的。贵胜就是贵“胜”,而不是贵“速胜”。我想“兵贵胜,不贵久”的准确解释应当是:用兵重在取胜,而不重在作战时间有多久。这里的“久”应当解释为“时间的长短”(参看《现代汉语词典》“久”字条的解释),而不宜解释为“持久”。一些人把“兵贵胜”理解为“兵贵速胜”的原因,就是他们把“不贵久”理解成了“不贵持久”,而不贵持久的对立面当然就是“兵贵速胜”。所以,郭化若认为孙子“只强调速胜而反对持久”是不确当的。因为“兵贵胜,不贵久”这句话的核心只是要体现孙子对战争结果的重视,而这句话本身并没有片面追求速胜反对持久的意思。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兵贵胜”理解为“兵贵速胜”尚需认真推敲。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这里先谈谈长征。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在历时1年,行程25000华里的长途跋涉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过18座山脉(其中5座为雪山),跨过24条河流,越过茫茫草地,胜利实现了由江西到陕北的战略转移。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指挥契合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原则。

      《孙子·虚实篇第六》:“……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1)红军避开交通要道,专走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而终能全师北上,这是契合了“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的原则。所谓“不劳”,这里是指付出的战斗牺牲减少。(2)长征途中,红军渡过湘江后,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由通道转兵,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并两度占领遵义,这是契合了“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原则。所谓“不守”,这里是指敌军防守力量薄弱。(3)把长征的目的地最后确定在陕北地区,这是契合了“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的原则。所谓“不攻”,这里是指脱离了蒋军直接进攻的有效攻击范围,蒋军进攻很不方便。

      行文至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长征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参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456460页)。毛泽东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他籍以取胜的军事谋略却契合孙子兵法的原则。斯大林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五四页)当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原则性的打法是唯一能取胜的打法。那么,这是不是跟毛泽东同志自己提出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相矛盾呢?我认为事实上,灵活性不是对原则性的否定,也不是对原则性的补充。灵活性与原则性其实只是一回事,灵活性的全部内涵只应该是灵活地理解和运用原则,而不是不要原则。原则性本身就包含了灵活性在里面。所以只存在僵死的原则和灵活的原则的对立,而不存在与“灵活”相对立着的原则。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或者看作两个东西是不正确的。灵活不是抛开原则的灵活,原则不是放弃灵活的原则。

 

                                   原载《帷幄仙风》200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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