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的门楼，雕花的横梁，结满蛛网的神龛，幽暗的檐瓦，斑驳的粉墙，四方的天井，爬着青苔的墙角，一垛垛泥墙分割出一个个独立而连接的空间。潘家大屋有时候很静谧，静得可以听见石板下的蛐蛐叫声。更多时候，潘家大屋被嘈杂的世象所笼罩，锅碗瓢盆，漫骂，欢笑，叹息，挑泼，爱恋，病，甚至是膏肓之病，在混淆、在蔓延、在扩展。稀黄的阳光从天井挂下的时候，仿佛一幅帷幔。帷幔后，众生相簇拥着在大屋登场，乱影纷呈。潘家大屋就是一座舞台，许多鲜活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或谢幕，是岁月的符号，是社会的一角，或者说是浓缩。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在潘家大屋断断续续住了五年。大屋原来的主人是地主潘有德，潘有德解放后被镇压，潘家大屋收归国有。潘家大屋三进，三个天井，大屋阴暗，透出一股锥心地凉，独自呆久了会神思恍惚，周身寒颤。听说大屋以前闹过鬼，不知是真是假。纪干部的老婆多次提出要搬离大屋，理由就是大屋死过冤魂，阴气太重，纪干部凶悍地呵斥老婆，说革命同志要坚决破除迷信。我有时也会想象冤魂的模样，会不会像兰若寺的聂小倩，幽靓，魅情，摄人心魄。潘家大屋住着七户人家，纪干部，何大昌，张伯，徐丽花，曾老师，我的祖母，还有一对年轻夫妇。

我住进潘家大屋不久就犯了一场病，昏睡终日，神萎倦怠，高烧不退。39度，40度，41度，体温“蹭蹭”往上窜。祖母将我送到镇医院，年轻的医生用听筒摁着我的肺部听了许久，说有咯音。他又用压舌板压住我的舌头，命我发出啊声。医生开了个方子，说可能是肺炎。我每天吃着药丸，到医院打针，也不见好转。我的胸口开始发闷，呼吸急促，口渴，流涕，咳嗽，怕光，怕声音，不停地打喷嚏，甚至抽搐，浑身打寒战。那段时间，我一闭眼就梦见一披头散发的女人，像《潜影》中的女鬼，咬着舌头，在深夜的井边哭泣，呼喊，呻吟，手舞，足蹈。我难过得要死，祖母不停地用湿毛巾敷在我滚烫的额头，流着泪说没事的没事的。一颗颗紫色小点的疹子密密麻麻地在我身上出现，难以忍耐的痒一寸寸地从骨髓中钻出，占据全身，一抓就起一块红斑。我使劲地咬着手指，泪水簇拥。何大昌说我是在发麻疹。他抓了一些中药，青浮、葛根、沙参、麦冬等，煎了要我服下，汤汁稍凉后用毛巾蘸湿敷在麻疹部位。如此一个多星期，慢慢好转。这是我对大屋的最初、最直接、最恐怖的记忆。

病得最重的还不是我，是纪干部。他们一家占据着三进的两间正房和一间厢房和两个阁楼。平时纪干部整天躺在凉椅上，左手托着一只紫砂壶，豁了牙的嘴不停地吸允着豁了嘴的壶，右手摇着芭蕉扇，茶几上摆放着“红灯”牌收音机，哼着唧唧歪歪的梆子戏，将调子跑得精光。纪干部是南下干部，性格怪孽、孤僻、暴扈、自负、狂躁。听说以前他可不是这副模样，53年剿匪时头部中弹落下的病。纪干部经常偏头疼，揪着头发撞墙。病吞噬了纪干部的神经，纪干部发起脾气的时候很凶，嘶哄，叉着腰，眼露凶光，口水四溅，颈脖上青筋绽出，像两条青蛇扭动。纪干部的女人躲进里屋，纪干部就擂着门板叫嚣，说要撞门、要拆墙、要烧房。

纪干部有四个女儿，向红是他的幺女，也是我的同学，长得清清爽爽，我曾经在日记中用过出水芙蓉来形容她。初三时我们看过一场电影——《超国界行动》，票是她偷偷塞给我的。在黑暗中，我暗暗地瞄了几回，又将身子渐渐挪近向红，嗅着她的体香。整场电影看得支离破碎，只记得情节很恐怖，我乘机抓住向红的手，紧紧地，手心对手心。多年以后的同学会上，我和向红开起了玩笑，说手心至今还有留有你的体温，向红两颊滚烫，骂我十三点。向红小时候不太好侍侯，三天两头上医院，四环素当饭吃，后来落了个一口黑牙。所以向红不爱笑，偶尔一笑也是匆忙掩饰。我喜欢向红，喜欢她的四环素牙，我甚至幻想自己也长一嘴的黑牙。向红的母亲瞒着纪干部偷偷在娘娘庙里认了石头娘，贴了大红纸，供了一只公鸡，放了二十响炮仗，取了小名叫石女。纪干部是讲党性原则的，要是纪干部知道此事，向红母亲一定逃不脱一顿暴打。说来也怪，向红的日子从此顺当了起来。但是，向红没有生育能力，后来领了个养女。听说养女的亲生父母发财了，想要将孩子领回去，双方在打官司。也不知道官司是输了，还是赢了。

89年，纪干部得了膀胱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抂不了几天就死了。死的时候，一口乌黑的棺材搁在堂屋，纪干部平静地躺着，嘴里含着一张红纸，堂屋摆满了花圈，他当年的战友和部属站了满满一屋子。他的女人没有哭，被他压了一辈子，她没有哭的理由。死亡有时候是有征兆的，那几日，纪干部对老婆出奇地好，体贴，关爱，柔善，露出新婚般的蜜意。想想也算是留一小截美好的记忆给他老婆罢。记干部女人去了一回坟地，回来就发烧，上厕所的时候瘫倒在地，马桶侧翻，一脸粪便。醒来后出虚汗，说话结巴，目光呆滞，神志不清。住院一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乡下的亲戚带她去看了土道士，道士说她中了邪，魂给记干部勾走了。土道士在记干部的屋里贴了一些黄符，又带了一帮扛棺的壮汉去坟地喊魂，就是不停地喊纪干部女人的名字。转天，吃了道士的几贴符灰，好了。后来曾老师也说撞见鬼了，一天夜里起来解手，莫名其妙摔倒在地，头上磕出一大口子，血淌了一地，眼镜摔成八瓣，样子狼狈不堪。曾老师说看见墙角有个影子盯着他狞笑，像纪干部，一个趔趄，摔昏了。

徐丽花一家住在一进正房，她是我小学同学，他的父母都在镇上供销社上班。徐丽花家很气派，有彩电和冰箱，她的父亲戴上海牌手表，骑永久牌自行车，穿的确良白衬衣，穿皮鞋。脸刮得铁青，眼珠白多黑少。每次推着自行车进门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颠一颠，弄出一些声响来。徐丽花母亲满脑子机灵，仿佛有一张算盘在劈啪作响，泼辣，尖酸，刻薄，懒惰。他们家只和纪干部家交往。徐丽花人长得圆胖，不和我说话，她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当时我的父母下放在农村没有返城）。徐丽花的爷爷是个官，供销社主任，我父亲想返城曾经托过她家关系，没成，还被奚落了几句。后来，徐丽花没考上高中，也进了供销社。93年，供销社解散了，徐丽花一家都下岗，徐丽花最终嫁给了在城里摆摊的乡下人。徐丽花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到一家竹制品厂打工，穿竹粒，计件酬工。女人心高气傲惯了，经不起苦，主动爬上了厂长老爸的床，一个满嘴黄牙的糟老头。老头喜欢咪酒，脸一潮红就开始吹他的风流事。老头说这女人懒，和他上床就是懒得穿竹粒。徐丽花的父亲依旧骑着自行车，是破旧的，穿着邋遢的衣服，是劣质的。他具备了失败男人的特征，自恋，汹酒，骂娘，怨天尤人，不着边际地吹牛。徐丽花一家至今仍然住在潘家大屋，是唯一的一户长住户。

一进右首的厢房住着何大昌，他是个草药挑子。前面说过他给我治好了麻疹。附近的几个集镇只要有集市，他就挑着草药挑子跑集市。西屏是逢一六行，古市是逢二八行，遂昌是逢三九行，他不停地奔波。何大昌舍不得车钱，每次赶集都是挑着草药挑子半夜起身，挣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要钱，给女人看病要钱。何大昌的女人是个癫婆，像腌了的黄瓜，叫人怜悯。她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得了产后忧郁症，将婴儿从二楼摔在天井里，死了。何大昌的女人喜欢看书，她有一整天看书的热情，一边看一边吃吃地笑。但是她就读一本书，书很旧，残缺，毛边，没有了封面，面目全非的样子。何大昌的老婆吃饭前总要将脑袋重重地扣在八仙桌上，双手贴胸抱拳，闭目，不作声。我们见惯了，但不晓得什么意思，一个疯女人的举动没人在意。每年长青草的时候，何大昌的女人就发癫，本地土话叫青草癫，是季节性的精神病。女人满街乱跑，有时候也不穿衣服，光溜溜，白花花，看得街上几个光棍有些想头。何大昌做梦都想要个儿子，他的女人却生不完的女儿，一个冬瓜一样滚出来，火娣，金娣，水娣，带娣。有人说金娣像理发的和平，马脸，头发像杂草，走路两腿分叉。有人说带娣像光棍陈金水，细眼，双耳后翘，结巴，将话说得七零八落，活脱一个模子出来。说归说，只要何大昌不追究，没人当他一回事。何大昌的女人是生女儿的命，唯一生了一个儿子又叫她摔死了。何大昌每次喝酒就哭，呜呜地，泪流满面，上气不接下气。何大昌找风水土道士给他卦了一命，说是他太公坟给野母鸡耙过，要重新修坟。何大昌咬咬牙，借钱，修坟。可从此之后何大昌的女人却再没有生育。

张伯蜗居在一进阁楼，阁楼一半是徐丽花家的柴火间，他就挤在柴火堆里。张伯干瘪，苍老，是一个内敛而温厚的人。他将话说得小心翼翼，滴水不漏。张伯有哮喘病，天寒的时候，他就喘不过气来，脸涨得像茄子，眼球暴出，咧嘴，吐舌，双手揪住颈部。纪干部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死了活该。张伯独身，很少与人交往。时常揭不开锅的时候，会到祖母家借米，讨好地笑，露出满嘴烟牙。张伯说话很轻，像蚊子嗡嗡叫，说我下个月一定还你。张伯看人的眼神，藏着一股虚弱和胆怯。父亲说张伯的尊严和自信是叫历次运动整掉的。张伯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国民党少校。解放那年，张伯家属先撤到台湾，他做了俘虏。张伯写得一手奇恣纵肆的书法，衍行弄所有的对联都是他的手书，纪干部家除外。文革时候，张伯受尽折磨，被造反派吊在电影院的廊柱上，扣过屎盆子，打折了一条腿。张伯关在牛棚几天没吃没喝，气息奄奄，父亲趁天黑给他送饭送水。从此，张伯和我父亲成了莫逆之交。父亲的书法就是师从张伯。算命的客妹早就说他上半世荣华富贵，下半生孤苦伶仃。张伯说我信命。80年冬天，张伯哮喘发作，整个人缩成一团，父亲将他送到医院，他用剪刀拆开内裤里兜，哆嗦着掏出几张纸币，皱皱巴巴，用针线逢了三层。张伯出院不久就死了，是上吊死的，他没钱治病，没钱吃饭，活着没什么意思了。死前，他送给父亲一只粉彩瓷笔筒。笔筒上绘着黛玉葬花，精美，细腻，有些冰清玉洁的气韵，底足双圈同治款。我很喜欢，放置在案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了黛玉的命，张伯的命，嘘唏不已，眼眶潮湿。

二进的正房住过一对年轻夫妇，我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姓。他们是乡下人，但不愿呆在乡下。他们租住时间并不长，大概一年，也许还不到。女人整天板着煞白的脸，像人家欠她多还她少的样子，或者说像冤鬼。她的丈夫是开大车的，经常很晚才回来。祖母住在三进厢房，和他们的房间只隔了一道走廊。他们每夜都做爱，搞得有声有色，女人被疯狂吞噬了一切，包括固有的矜持和自守。女人叫得欢畅，激情涌动，恣肆放纵。那时，我的身体正在蓬勃成长，对男女之事懵懵懂懂，很渴望。我对窥听到了痴迷的程度，女人的欢叫夜夜踩乱了我心跳和呼吸。第二天，我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讲台上新婚不久的英语老师，是不是她也像这个女人一样激情？祖母被他们搅得心烦，有时用竹竿捅板壁，或者拍床杠。对面立即陷入死一样的沉寂，过了不久，女人压抑地小声哼哼，仿佛瓮底发出的声音。她的丈夫，健硕，强壮，雄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斤牛肉，半斤花生米，一餐灌一瓶38度的“竹叶青”。女人经常在清早时和她男人开骂。据说她曾经将丈夫捉奸在床，每次开骂，她就用这事扣在他头上：“去找那狐狸精，去找那臭婊子，我不活了！”说完就哭，砸碗砸锅砸镜子，哭的比夜里发出的声音更有节奏。纪干部瞥见女人就吐痰，嘴里嘟哝：“骚货”！纪干部大女儿结婚没住房，窥视这间正房已久。纪干部找了个借口，让房管所叫他们搬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像气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老师一家住在二进另一间正屋。曾老师戴着一副黑边高度近视眼镜，是县一中的物理老师。曾老师教学水平很强，有一种源于内心的清高、骄傲，锋芒逼露的表现欲望，但在学校被死死地压制和打击，曾老师很是困惑沉沦和悖离。曾老师对学生很严格，对子女很溺爱。曾老师的儿子16岁就会扒窃，成了大屋的祸害，碍于颜面房客们都忍了。只有纪干部操起笤帚抽了那小子一回，说是偷窥他大女儿换衣服。曾老师说我儿子不会那么缺德，你凭什么打我儿子。他豁着老命和纪干部干了一架，结果两人从堂屋拖到天井，又从天井滚进阴沟。从此两家绝交。曾老师儿子98年抢劫入狱，女儿在慈溪做三陪小姐。曾老师驼背，儿女的事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像驮着个大大的问号，是对自己的拷问，是对人生的反思。02年，女儿出资给曾老师建了一栋别墅，听说曾老师犟了一阵子，还是搬出了大屋，搬进了别墅。他的儿子去年找过我，说哥们结婚，没钱送红包，央求我借他五百元，明天一定还我。我说只有两百，他说那也行，揣了钱欢天喜地去了。后来遇见几回，叼着烟，没事一样和我打招呼，不提钱。我也不问。

91年，潘有德的小儿子从奥地利回来祭祖。他捧着一张发黄的相片，相片上有十个人，潘有德，以及他的三个老婆和六个儿女。我仔细地端详潘有德右侧的女人，她是潘有德的小老婆，秀美，端庄，体态丰盈，气质逼人，和我小时候经常梦见的女人截然相反。49年，潘有德的眷属都逃到国外，只有他和小老婆留在镇上，据说他是守财奴，宁死也不放弃庞大的产业。50年，潘有德以恶霸的身份被枪毙。是年秋天，他的小老婆被折磨得气息恹恹，吊死在三进堂屋的大梁上，据说死时怒目圆睁，披头散发，吐着舌头。潘有德夫妇死后由老长工收尸，潘有德夫妇坟地在大跃进的时候平田被毁。关于她死前写在墙上的咒语的传说有多种版本。土改那阵子，有人在字迹上刷了一道白灰，遮住了咒语，后来纪干部又在白灰上贴了毛主席像，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目光炯炯，有压倒一切牛蛇鬼神的样子。老长工也曾经住在潘家大屋，他死的早，我没有见过。潘有德的子女陆续给镇中心学校捐款建过教学楼，这是后话。何大昌的小女儿考上了哈工大，差点没有把他喜疯。如今老房客搬得差不多了，又搬进了一些新房客，黄包车夫、补鞋匠、小贩、打工者、屠户、外乡人，不知道他们知道潘家大屋的故事否。我没有问，也不想问。

前辈人说潘家大屋是鬼屋，但房客都没有遇见女鬼，只是曾老师和纪干部的老婆说撞见鬼（纪干部），不知他们是幻觉，是惊怵，是心虚，还是造谣。世上并没有鬼，而是生活压迫得许多人都成了鬼，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像鬼的人太多了，似鬼非鬼。91年，祖母搬出潘家大屋。从那开始，我每年都会到大屋去转转。大屋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步台阶。大屋像壳，包裹住一些人性和非人性的东西，只有深入，才能分辨。有时，我会有一些潦草的记忆，刺激的，如窥听做爱，第一次产生对身体奇妙的遐想；天真的，如何大昌女人的笑，露出童稚；美好的，如我抓着向红的手，内心踩过千军万马；善良的，纪干部老婆的任劳任怨和忍辱负重。但对大屋更多的是厚重的回忆记录，丑陋，邪恶，虚荣，龌龊。大屋的一些病像刺一样戳进我的内心，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的病，甚至是灵魂上的病，在我体内发出尖利的疼痛。多年以后，我在寻找身上的病原体时，首先就会联想到潘家大屋。

前些天，有位信教朋友送了我一本《圣经》。我想起大昌的女人，我曾看见她倚在镇上基督教堂的门口，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喃喃地唠叨什么。我猜想她经常看的书应该是一本《圣经》。我想起朋友说的话，信教的人划成两大类，一类是聪明的，一类是笨的。那么大昌的女人到底是聪明还是笨，我们究竟是聪明还是笨呢？是大昌的女人有病，还是我们有病？

我真的不知道。

发2009年第六期《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