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夏曾祐曾说过，唐代以前中国的男人是人，女人是奴隶；唐代以后中国的男人是奴隶，女人是物品。鲁迅则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为两个时代：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读明清以后的中国历史，直觉得满眼都是黑暗。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鲜有操守的权势的奴才，剩下的则是心理不健全的皇家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人的尊严在这样的时代很少被虑及——这实在是很令人沮丧的。

    但也有抗争如暗夜之灯火，虽微弱而不减其光明。1949年以来，由于共和国建国的“农民起义”性质、政治体制的需要以及开国君主早年出身的卑微并曾受过“大知识分子”的气，所以不仅要清理屠杀功臣，也疯狂地整治“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这直接导致了50年代后中国只剩下了三个“文化人”：一是开国君主红太阳自己，一是鲁迅，一是郭沫若。其中鲁迅是死人，并被许广平打造成了“毛主席的小学生”；郭沫若自己承认是红太阳的奴才，还不免时常被红太阳拿出来敲打敲打。在塑造建国后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格中，有两次运动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次是延安整风，另一次就是被称为“阳谋”的19757年的“反右”运动。

    在“反右”过程中，全国定了55万右派的指标，无数人家破人亡，无数大小知识分子在强权与意识形态面前或真心或假意地忏悔、下跪。在读到的寥若晨星的反抗者中，一位叫徐钟师的编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从维熙的《走向混沌》记载，徐钟师是《北京日报》的一位老编辑，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在开批斗会的前一天，浓密的头发还披在他的额角，但次日批斗时，他却剃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并且脱去了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

批斗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丛维熙所在的那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我想在这个时候，徐钟师沉默与从容之中所显现出来的高贵的尊严，恰恰映现了那些呼喊口号者的无知与愚昧。在我们的生活里，常常会听到许多领导者们提及“态度问题”。其实所谓的“态度问题”就是一个强权体制及其代表者对制下个体的尊严与权利进行剥夺的一种说辞：个体永远不能和权力体制分庭抗礼，永远要在权势者面前匍匐前进、保持谦恭，个体永远不能保持哪怕是有尊严的沉默——他们必须时刻战战兢兢，他们必须在被权势伤害以后还要心怀感激高呼“臣罪当诛，天皇圣明”。

    而那貌似强大的权力机制却也往往在保持着尊严的哪怕是最弱小的个体面前显现出它的脆弱与恐慌，这种外强中干的本性在面临“态度问题”时主子和奴才们集体愤怒喧嚣的拙劣表演和徐钟师有尊严的从容的对比中便可看出。

    自然，徐师钟的反抗也给了场中的其他“群众”们以表现的机会：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积极地批判右派以邀宠；已被划成右派的，则正可以借着徐钟师的血来洗自己的手——尽管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永远洗不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