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初冬，忽然有了兴致，想去董子祠看一回。

这个地方在明城墙内，距离碑林很近，但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是一个午后，阳光较好，几个人在书院门分别后，独自一人便前往了。沿城墙行至文昌门，顺着城墙向东的一条巷子，街牌显示“下马陵”，自然是要一直向前走的。约是有十分钟，还不见踪影，就向一位正在扫地的保洁工人打听具体位置，回答说就在前边。其实已经是到和平门了，董子祠就在路北，正对了城墙。

朱红的大门紧锁，青砖蓝瓦修成的门楼安静地伫立在斜阳中，门楼东侧的围墙嵌进了文保碑，可以清晰地看见碑上“董仲舒墓”几个字。隔几米紧挨着的，却是一个部队干休所的大门，从大门往里看，原来董仲舒墓仅仅占去了部队院落临街的很小一部分，用铁栅栏隔离了，墓前的一处斜坡式的厦房是主要的构件，里面传出哗啦哗啦的搓麻的声响。

干休所的铁栅门亦是关着的，等了少许，身旁来了一位快递哥，这时有位稍胖的中年女人从门房走了出来，与快递哥说话，身后穿着制服的门卫亦跟了出来。我便对门卫说，想进去看看，请关照一下。他显得很不耐烦，说，就一个土疙瘩，有什么看的。态度很坚决，不给一点机会。胖女人看了看我，亦是不说话，从快递手里拿了一个包裹就向院落里走了。这时门口就只剩下我与门卫两人了，还有就是不远处厦房里传来的麻将声。

我还是再次请求他让我进去看一看。他说话了，你来的机会不好，你知道那女的是谁？是所长老婆，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一千八，因为你丢了工作？嘴里说着话，还是不搭理我，却转身向院落里边走去。走到不远处的一栋楼侧，侧过身子和人说话。那人忽然探头走到路边来了，是所长老婆，又向门口望了望，我们的目光有少许的对视。她拧身走后，门卫才朝着我走了过来。这时恰好有一位老太太亦是进不了大门，低声问我，你是这个院子的？我说不是，想进去看看董仲舒墓，人家不让进。她小声对我说，你等等，我经常来这个院子，我带你进去。我说，非常感谢。谁知门卫也是不放行她的，问她要去谁家。她打了一通电话，门卫才放行她进去了。门卫终于还是让我进了院子，尽管不停地发着牢骚。

这是一处独立的小院落，铁栏环绕，可以随便出入。董仲舒墓不大，正所谓一个土疙瘩，被青砖从四周箍了起来，有一人多高，坟顶长满了小树、荒草，周围绿树森森。墓前有一桩石碑，用玻璃罩罩着，斑驳中能看出“明董仲舒之墓”等字样。石碑前一两米即厦房，这一侧没有门，屋檐下沿墙的台基上堆放着一绺儿残碑、磨盘等石物。树间可以听见几声清脆的鸟叫，厦房内的麻将声仍然是不绝于耳。厦房，后来知是正殿，现作部队干休所老干部活动中心，至门楼亦即十来米的距离，绿植其间。嵌入墙中的文保碑，背面的文字写道，“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对于西汉的统一与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传于世。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之谓‘下马陵’，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珝修建陵园，称为‘董子祠’。清康熙六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祠堂三间，并于大门前立石，上刻‘下马陵’三字。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又对陵园重加修缮，以示对这位西汉学者的纪念。墓现存封土高约二点五米，直径约六米。”关于这处董仲舒墓的来历就是交待得很清楚了，可以追昔抚远，让人生发出对于这位大儒的崇敬之情。

不过，有关董仲舒的安葬之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这一处董仲舒墓，从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是从明朝才有记载的，而它的东南方向，唐时的常乐坊东侧，现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内，更早就有董仲舒墓的记载，如唐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的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就说，“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所谓“讹”，大致是说关中方言读“下”为“虾”，以讹传讹了，连大诗人白居易亦在《琵琶行》中说，“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而史学界把“虾蟆陵”的地理位置是确定在常乐坊附近的。这样看来，这一处董子祠就只应是明人修建了。当然，在兴平，亦有一座董仲舒墓，以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身份出现，后人对它的确认度亦是高于城墙根下这一处的。

从干休所走出，门前的下马陵街巷是冷落的，高大的城墙堵在眼前，使人的视野只能沿着东西方向游走了。这实在不过是一条城墙根下的普通街巷，但因为一位远去的大儒却烙上了沉重的历史印迹，他所提出的倡教化治国理论、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原则，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何曾有多少能摆脱得了？和平门是畅通的，门内门外是奔走的车辆与行人，太阳发出煞白的光芒，这是雾霾中度污染的样子，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息。路旁是高大的梧桐与国槐，黄叶铺地，落叶在车辆与行人的气流中，飞来飞去。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来瞻仰这位大儒的祠堂，是最为熨帖的了。

这真是一次值得记下的探访之旅。

                                                  （董仲舒墓剪影。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