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友敬老师走了。

    正在办公室忙碌着，手机嘀的一声，有短信。打开，是窦桂梅发来的：商老师昨晚十点去世了，我很难过！

    大惊。

    连忙放下手头的活，给商老师的爱徒丁慈矿打电话询问，果然。

    想起二十多天前，我还跟商老师约稿。商老师说：我给你写个系列的吧，向老师们推荐一些应该读的书。非常高兴，一直期待中。

    与商老师并无深交，纯粹的工作关系，但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见解，更惊异于他在几十年牢狱之灾后，人到晚年，依然充满激情，笔耕不辍——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十余部著作。

    与商老师有过几次共同用餐聊天的机会。我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但说起文化历史语言文学，在商老师面前，我却基本上处于聆听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他和我一样爱讲话，总是滔滔不绝；一方面是他丰厚的学养的确令我望尘莫及。你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文科教育的人，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最佳学习时机的人，居然读了那么多的书，居然有那么广博的见识！

    听商老师说话，听他讲自己淘书读书之乐，你才会感到读书人的真正乐趣。他对读书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便是得了癌症作了大手术（切除三分之一食道）之后，刚能自理，便又津津有味地捧起了书。

    在认识商老师之前，很多人告诉我，商老师很偏激，也颇有“个性”。但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却改变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有一次，我们编辑部在浙江义乌举办每年一届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会，特意请商老师前来评课并作报告。商老师从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就来了，结果因为会议日程有变，只好把他的报告安排到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已是下午四点，很多老师需要赶车，提前离会了。我很不安，生怕商老师不高兴，向商老师解释，他毫不介意，连说没问题。面对稀稀拉拉的听众，依然充满激情地讲了大半个小时。讲完之后，老师们很激动，很多人拥上来找他签名、合影，商老师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耐心地满足着大家的要求。

     跟商老师接触，总感觉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紧分分秒秒工作。2006年夏天，我请商老师到新疆克拉玛依讲学。他飞抵新疆乌鲁木齐后，坐五个小时的车到达克拉玛依，时间已是深夜两点。第二天，他准时精神矍铄地出现在课堂上。整整三个半小时的讲座，除了中间休息15分钟，一气呵成，始终激情洋溢，当然也是掌声不断。讲完课，他又坐五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乌鲁木齐，然后乘飞机到西安，再赶赴延安，参加支援西部义务讲学。几乎是马不停蹄。对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迹。

    商老师的追悼会，我因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特地委托编辑部的杨文华君代表编辑部参加追悼会。

    据杨君讲，追悼会现场去了很多人——大多是看到《新民晚报》上的讣告后赶过来的。追悼厅容纳不了，人们只好分批进入。不由感慨：商老师不过一介书生，半世坎坷，无职无权无钱，却能赢得这么多人的尊重和怀念，缘何？乃人格和学问的力量也！

    人格和学问仍然受到人们的敬慕，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现在已是深夜，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海中很鲜明地浮现出商老师总是微笑着的面容，和那满头的银发，耳边又响起了他滔滔不绝讲话时的独特的音调……

     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就这样走了，我们依然还活着。

     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都可能无法达到商老师的学养水平，但起码我们要保持对学问的敬重和热爱。这也算是对商老师最好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