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撺掇焚书坑儒的李斯是怎样的狠角色|人物

(2015-11-12 1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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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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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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撺掇焚书坑儒的李斯是怎样的狠角色|人物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儒家师门赴秦国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19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

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

撺掇焚书坑儒的李斯是怎样的狠角色|人物
荀子

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西行直奔咸阳。


选择仕途放弃士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13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3000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吕不韦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

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门下客,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

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献计瓦解六国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撺掇焚书坑儒的李斯是怎样的狠角色|人物
秦始皇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

李斯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毒死同学韩非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

他认为,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认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

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

秦王认为他说得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

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提议焚书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聚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

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2000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

70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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