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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状元下海

(2012-02-22 1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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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宋体

中法战争

甲午战争

张謇日记

杂谈

分类: 封面故事

   《看历史》主笔  庄秋水张謇:状元下海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然而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

 

 

一代实业巨子张謇在1926824日离开了人世。全国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以发唁电、撰写挽联等方式悼念这位先行者。

差不多一年之前,19257月,张謇度过了一段悲凉岁月。他毕30年心血创办的大生纱厂被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虽保留了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在江浙财团手中。从1922年以来,棉纺业的行业性危机和大生集团的内部管理问题,最终导致他30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已经73岁的张謇回忆往昔,自己反复审度,投身实业和教育,真可谓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然而又“至于钝,几于败”。他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刺激

张謇所生的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潜伏好几十年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外来因素,而趋于恶化。而社会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在欧风美雨浸染下发生着变化。洋务运动尽管步履蹒跚,也开启了一代新风。一部分眼光远大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商品和资本的力量。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便宣称,“计洋商(每年)之利,当不下三千万”。而士农工商四民分工的老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张謇便是其中一位。在中法战争之后,他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而士大夫当仁不让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甲午战争后,他更是以状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业。

对于张謇为何放弃正途功名、进入最上层阶层的可能,而进入大部分国人看不起的工商业之列,一般都会提到他作为儒家强烈的济世和爱国情怀。不过,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颇重要的因素。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謇仍然奔走在科举之途。毕竟,他从幼年开始入学,是这个世代务农家族的唯一读书人。张謇十五岁进入科场,因为“冒籍”引发的连锁问题,前后五年张家几乎倾家荡产,张謇精神上也创巨痛深。他曾说自己“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此后,他便在科举和客幕之间流连,求取功名仍是第一目标。1885年,张謇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是南方士子的魁首,可惜接下来在礼部会试中屡屡败绩,多年科场消磨,张謇决心就此罢手,在日记中时有流露。当听闻一位老友客死旅顺的消息时,他写道:“凄婉天涯,名心益冷。”(《张謇日记》,1894年正月初六日)

但是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76岁的老父亲希望儿子能够金榜题名,张謇为安慰老父,便在二月赶到京城应举。孰料这次竟顺畅无比,一直到四月二十日点了状元。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次日,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能够得中状元,除了张謇本人才学非凡之外,清流人士的长期奖掖也极为重要。在1894年前后,朝廷洋务清流对峙,新科及第的张謇是清流领袖翁同的门生,他卷入朝中党争,亦积极主战,战后又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的罪责。

然而,毕竟有十余年出入幕府的眼界,和在家乡办实事的经验,张謇又与其他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清流人物的守旧不同。甲午战败后,他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张季子九录·政文录》)

此时,父亲的去世,把张謇拉离了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他匆匆回乡奔丧,按照本朝的成例,在家守制三年。不到半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依照《马关条约》,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这年夏天,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

一场战争和一个条约,对中国人堪称精神上的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冲击也刺激张謇投身设厂自救的实际行动中。

 张謇:状元下海行动

18958月,张謇的机会来了。张之洞委任丁忧在家的张謇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1874年状元)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

以状元之尊,从事长期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去追名逐利,其间的内心纠缠不可谓不大。多年后,张謇追述往事,说自己当年决心“捐弃所恃、舍身喂虎”,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存在以商为耻的下意识;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点,便是他做这一切均是为中国大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同时,他接受张之洞委托,亦有替读书人争口气的用意,世上都说书生无用,只会空谈、负气,他即使低三下四也要做出点样子来。

大生纱厂在1899523日正式开始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蔽不足与谋”。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

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对这段曲折,他的儿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记述十分详细。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尽管状元名气大,然而张謇一个穷读书人,名不能当钱用,要从别人那里拿到钱款,并非易事。张孝若说父亲那时候到万无办法的时候,常常跑到黄埔滩对天长叹,流眼泪。有时候,张謇还得卖字筹自己的旅费。

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大生开车后,经费依然不足,张謇“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每天傍晚他和二三同人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张謇接受商董沈亚夫的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如果周转不灵,无花纺纱,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所幸当年棉纱市场不错,大生纱厂才柳暗花明,当年便有赢利,1900年纯利便有5万两。大生生产的机纱以“魁星”为商标,以显示状元办厂,藉此扩大社会影响推广销路。

在筹办纱厂的这段时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然而翁同此时的处境已极为微妙,不久便被开缺回籍。政海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兼之甲午年张謇目睹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大暴雨,大小文武官员,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泥水里接驾,雨水落到红顶子,再滴下来淋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染了红颜色的落汤鸡;太后安坐在轿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帝国官员,如此没有尊严,且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张謇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在京城不过两个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当日,张謇答应张之洞在南通办纱厂,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他未曾料想到,自己充满犹疑不安、筚路蓝缕走出的这一步,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和1897年在苏州创办了苏纶、苏经纱厂的状元陆润庠,以及咸丰朝状元孙家鼐的子侄所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等,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传统读书人也可以选择弃文经商,不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扩张

大生纱厂利润总额逐年增长,眼见盈利丰厚,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盛宣怀未曾使用的纱机也被大生吸收,总纱机增加到40800锭,占到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8年大生共获纯利一百九十万余两,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东分红可谓丰厚。

但张謇不满足于仅仅设立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曾对后来成为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解释厂名的由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在为大生拟定的《厂约》,首先便说明办厂的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

张謇的长久设想,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利用盈利创办新厂,不断扩大再生产,最后形成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盐垦和农田水利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多业共行的大生集团,然后,以实业为基础,“父教育,母实业”,建设一个区域的理想社会,这是他1903年考察日本时,受日人经营城市重视规划的启发。

1900年,为运输大生物料,张謇设立大生轮船公司;1901年,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开垦苏北沿海的滩涂荒地,以期广植棉花,解决纱厂原料问题;1903年在崇明建了大生分厂。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謇在通海地区创办了二十家左右的企业。此外,他还筹建了通州自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测绘、蚕桑等职业教育学科。1907831日,大生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每位股东都分到了一把绘有公司地图和公司创业史的折扇。张謇用一个半小时回顾了大生的12年历史,他向股东们表达了自己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的愿望。

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渗入这块古老偏僻的传统之地。张謇开办纱厂之初,南通人不晓得工厂为何物,谣传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故而尽管南通向来是产棉花之地,乡下妇女靠纺纱织布谋生,但纱厂当时所招女工并不多。直到此后谣言渐息,女工才多起来。而大生的管理制度亦充分照顾到本地传统。每到农忙季节,大生纱厂便停产,让工人回乡务农,同时还领着工资;女工生孩子,厂里亦有补贴,小孩需要照顾,可以带到厂里专人照看。

 

 

议政

作为地方精英,张謇的经济实力,使得他可以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乱,他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一方面,他要避开政府过多的干预,在他所办实业中,除大生纱厂是绅领商办,其他均为民营性质;一方面多年经营实业,同时深谙中国政治,张謇意识到,“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此时,大生的事业方有起色,要发展,东南局势一定要安稳。1901年他又写就两万字的《变法平议》,提出一份社会改革方案。

像张謇、汤寿潜这样具有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朝廷看来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官僚权力结构。于是,朝廷在190431日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张謇在日记中说,考虑可能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他便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

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19115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担任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对这个皇族内阁极为失望,预感到全国将为之解体。此后他进京与政府接洽。途中,张謇去拜访了当年在吴长庆幕府的同事袁世凯。此时袁世凯被摄政王以足疾开缺回原籍养病。两位当年随吴长庆平朝鲜“壬午兵变”的老同事,分手多年后相谈甚欢。这次七个小时的“道故论时”,某种程度上可说决定了几个月后张謇的选择,而张謇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当日中国的走向。

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实现国族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分野,张謇很快主张顺应潮流在共和主义下实现平稳过渡。他还出钱出物资,赞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实现江苏的光复。

事实上,正是由于张謇,以及其他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精英阶层,一方面抱持着开放和革新精神,一方面又保守着传统的精神力量,以及对政权的不信任态度,依靠现代化的勃勃生机,逐渐摧毁了清廷的合法地位。

 张謇:状元下海影响

1922年,70岁的张謇走到了一生的最顶点。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在他生日前后,南通城车水马龙,马路两旁扎起了彩色牌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张謇一人的生日,仿佛是地方事业成功的庆祝。

自从1916年与袁世凯决裂,政治于张謇而言,已经“兴味淡然若水”,他决心抱“村落主义”,经营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诸端,在这江北一隅打造一个现代的桃花源。1920年他又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小小南通成了民国的模范县,全国各地来的观摩者络绎不绝。在当年的访问者眼中,南通充满现代气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图书馆、博物苑、印书馆一应俱全;古老的城墙和城门被废除,代之以新的环城公路。

而南通的自治成绩激励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

张謇一生,可谓是一位亦新亦旧的人物。他受德国俾斯麦的影响,认为富国舍实业与教育别无他途,欲兴教育,则先兴实业。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商,他正式提出“棉铁主义”。三年后,他在研究了晚清40年来中外贸易的材料后,认为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和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如果再不改变,即使不亡国,也要穷死。因此主张率先发展棉铁,逐步全面振兴实业。而凝聚了他的追求与梦想的南通模式,又深深包含着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他的世界观仍是传统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一生为事业生,为事业死。张謇入殓时,家人依照他的吩咐,给他穿上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三年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亲作传,请胡适写序。在序言中,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孝若亦认可此种说法。然而胡适又说,“他独立开辟了数种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状元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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