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大返城大事记（16）

余杰

  1979年1月23日

 

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

    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关于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确实研究得不够，有的规定过于笼统。比如“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提出了“商调”的办法，但“商调”的渠道和手续没有明确，再加上许多农场问题成堆，长期得不到解决，使青年们感到“无路可走”。最后大家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农场知识青年请愿团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

    1、积极办好国营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

    2、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4、 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5、 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青年。

    6、 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六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分别给四川、云南省委打电话，把国务院会议精神告诉了他们。

 

丁惠民等发电认错

    同日，丁惠民得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举行的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与胡建国、刘先国一起给王震副总理发一封认错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国务院王震副总理：
    一月四日，你接见我们知识青年代表，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您的谈话进一步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您的讲话不十分理解，认为有些地方批评过重了。回去后大家心里是闷闷不乐。晚上，当你传达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的思想情绪才稳定下来。我们全体代表连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一致认为虽然知青问题是重要的，但在全国这盘棋上，它还是小局。小局服从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不论我们知青问题如何解决，既然中央有了明确直接的指示，特别是您王副总理对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谈话，那么即使一些方面我们一时还不理解，但在行动上必须不折不扣地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一切指挥。局部必须服从全局，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规矩。同时，大家也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对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给予妥善安排的。在明确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一致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尽快把党中央及您王副总理对我们的指示精神带回去，迅速贯彻落实。
    第二日（5日）我们离京取道重庆，在重庆市革委领导下，帮助做了一些工作，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在重庆的农场知青迅速回到生产岗位上去。18日，我们回到云南给您打了电报，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不知您收到没有？回到云南，看到农场情况比较混乱，我的心里很着急，全体代表立即分头回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指示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并自动解散了我们当初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团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了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复工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华主席放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忍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草率决定用罢工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是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影响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您和程子华同志批评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再看看农场的实际情况，心里才明白过来，思想上转了弯子。您王副总理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事来，对您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内心深深地表示感激。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就是因为只考虑到自己，而没有想到国家，现在经过您的批评帮助，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从内心认识到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在此，我们真诚地请您给予我们更严厉的批评吧！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接受，并把以往的教训作为鞭策自己今后更加努力的动力。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向您、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保证。我们全体青年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奋发努力。

    最后，请王副总理把我们以上的决心向华主席、邓副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我们怀着诚挚的心情向您王副总理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云南省景洪农场十分场知识青年、共青团员

                                    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
                                                    1979年元月23日

                        1979年1月24日

 

第一批请愿团结束在京活动

    代表团收到勐满农场重庆知青刘波的电报：“你们不愧为云南知青的代表，你们已经完成了云南知青赋于的使命，请立刻离京回农场办理户口迁移。”代表们马上打长途电话核实得知：经过中央调查团亲赴云南，四省五方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央同意农场知青返城。由于春节临近，农垦总局的同志安排他们在北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大年初三他们拿着农垦总局为他们买的车票，登上南下的列车。

1979年1月25日

 

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研究知青问题

    中共云南省委于元月25、27日连续召开两次常委会，就知青离开农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赵凡同志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会议由省委副书记薛韬主持，赵凡发表重要讲话：“召开这样的会议，本来是应该集中全力学习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实行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我们还做不到，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我们讨论。知青问题在云南出现已经两个多月了，可以说，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的就是知青问题。最近两个多月，同志们遭遇了不正常的困难很多。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我们。这是大好形势下出现的困难，当然，有的同志挨了打，抄了家，不是小事件。是严重的，要正确对待。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要看到困难是暂时的，不要互相抱怨，也不要逃避。党需要我们坚守岗位，决不动摇，这是解决重要问题的一次机会。这次调查组，力量强，是党中央对我们的关心，这样想，我们的内心还是热乎乎的。这是党的事业，把会开好。把省委意见吃透，坚定不移，什么困难都不怕。”

 

第一批请愿团见到王任重副总理

王副总理告诉知青，你们的愿望达到了

    除夕，国务院，农林部举行招待晚宴，黄玉海、涂清亮、邹新德等11人。荣幸邀请。王任重副总理举杯微笑着走到云南知青面前。工作人员马上起立恭敬的介绍：“知青同志们，这是我们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一时间，知青们瞠目结舌，平常爱和“王所长”开玩笑的邹新德慌忙之中，打碎了一个青花瓷碗，要掏钱赔偿，王副总理伸手拦住，连连说：“不用了，不用了，”随后请知青们举杯，十分兴奋的说：“你们的愿望达到了，好好回去做好工作。这是一段历史，希望你们回去后三、五年后，以别的面目，作为人民代表来到北京，我一定热烈地欢迎你们！”

 

1979年1月27日

 

丁惠民等收到王震回信:

    丁惠民收到王震副总理亲自签名的回信。
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诸同志：
     你们一月二十三日电，我于二十七日读悉，请首先让我向你们祝贺新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已到任就职，我即将你们来电和邓小平同志所做“一定要把景洪地区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知青英雄们的创业基地”的指示与王任重副总理商办，并报党中央、国务院和华主席等领导同志。
     此致
革命敬礼                                   
                                            王震
                                            1979年元月27日

1979年1月28日

 

赵凡离开云南

     赵凡同志率国家农垦总局几位同志乘飞机离开云南。

 

第一批知青请愿团离京返回云南

    农林部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盖有国务院大印的上访知青免票乘车证。这张有特殊意义的乘车证，从团长黄玉海手里传向每一个知青，大家的眼里流出了激动幸福的泪水。50多天的艰辛结束了！第一批知青请愿团离京返回云南。

 

 

1979年1月29日

 

邓小平开始访美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1979年2月

 

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知青问题

    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具体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云南省的昆明，四川省的成都、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6个月内，优先安排农场知青返城。北京、上海作为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1979年2月3日

 

中央作出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决定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2月6日

 

云南下发 “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云南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云革（1979）22号文件”关于彻底贯彻中央（1978）74号“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针对我省边疆地区国营农场知青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经和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提出以下统筹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战斗在边疆农场的知青同志们要从国家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出发，尽可能地留在这些暂时虽有困难，但发展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国营农场工作。实在不愿意留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下列办法解决：

    1、办理病退、困退。

    2、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

    3、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以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5、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暂时还不能走的知青，必须坚守岗位，搞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知青中尚未处理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精神继续加以解决。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纠正、平反、昭雪。

    三、对知青中有些未处理和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如探亲路费，回原籍看病的医药费的报销，应该根据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但对个别无理取闹的人，不能迁就，不该报销的不应给予报销，不然不仅有损国家利益，也会使其犯错误。

    四、对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知青，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个别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干部、群众人身安全和财产、破坏国家财富，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者，要依法处理。

    五、对被殴打、抄家和个人财物受损失的干部、职工和知青要进行慰问，受伤者要医治，其所受财产损失，由农场给予合理的补助。对保护国家财产有功的职工，要给予表扬奖励。今后，如再发生殴打干部、群众和抄家等违法乱纪事件，必须从严处理……

1979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1979年2月15日

 

王任重给赵凡打了电话，

告知国务院同意云南省委关于处理云南省农场知青问题方案

    王任重副总理对国务院调查组与云南省革委会《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处理给赵凡打了电话，告知国务院已于2月7日批复了云南省委关于处理云南省农场知青问题方案，其中已解决了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国务院不再开会听汇报，把调查报告送国务院办公厅，分发给各位领导同志就行了。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