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继承祖业的陕商后裔

西安日报　文/图 记者 金石

                        李刚（左3）和研究生在访问的路上。

    一位教授在研究陕商过程中，为了得到社会资助，曾想寻找继承祖业的明清陕商后裔，但经过10年的寻找，留给他的是失望，从而使他发现陕西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背景问题。
  　　一
  　　向社会寻求资助的思路
  　　经过多年研究陕西商业史，陕西省商业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李刚发现,陕西明清时期有许多巨商，他们的家族史对研究陕西商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其匮乏。他决定通过到民间访问等多种形式收集、整理明清时期陕西巨商家族资料。这一课题被列为西北大学重点科研课题，拨给科研经费6000元。作为一般的只要查阅文献资料就能解决问题的课题，这些钱也就够了，可李刚要做的是实地逐家调查，战线长，范围大，涉及人员多，这些钱连路费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
  　　这些年，社会赞助成为科研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李刚想，既然是巨商家族，在经商上自然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后裔中必然有商界的成功人士。走访过程中，一定会碰到他们。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研究他们祖先的历  板桥常家的第七代传人常生新

史感兴趣，从而给予资助。只要经费解决了，这一科研课题三四年就能拿下。
  　　1997年，李刚开始投入调查，利用寒、暑假期，带着研究生走村过乡，吃住农家，一家一户走访，重点调查了22家关中巨商，不仅访问商人的后裔、亲友，而且走访商家的长工、伙计等，累计走访了上千人，行程上万公里。为了节省经费，他们经常坐“蹦蹦车”，长途步行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去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周家，由于不熟悉路线，从泾阳县城步行前往，早上8点出发，下午4点才到。
  　　陕西富商名震九州
  　　调查过程中，明清时期陕西巨商的富裕状况令李刚震惊。这些商人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当年其财力、规模，不比令今人抱愧的山西商人逊色。
  　　清代末年有一首流传全省的民谣《荒岁歌》：“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说的是临渭区孝义镇赵家。赵家不仅在全省知名度高，在全国名声也不小。清末文人李宝嘉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赵家是明代最早依靠经营盐业发家致富的陕西商业家族，家资数百万。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赵家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加工后发往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村民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人挑、马驮，成群结队，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走在前头的已进了赵家大院，后面的还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8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地里。
  　　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当年渭南流传民谚：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人称“三水唐家”的旬邑唐村唐家，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遍及陕西、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汇兑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街，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走四川不歇人家店”。全家60口人，雇佣人丫环165人，有鹦歌轿66辆，出入讲究“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

  　　人称“九龙贺家”的临渭区阳郭镇西塬贺家，在清中叶后，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贺家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做饭。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
  　　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李家商贸兴盛，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李家城垣，李家人先用砖块回击，砖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
  　　置田修宅捐官
  　　成为陕商最大投资
  　　调查过程中李刚了解到，这些商界巨头，将赚来的钱，大量用于置田修宅捐官。
  　　临渭区故市镇板桥常家，仅四川省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
  　　大荔县羌白温家，在四川自贡办盐井发家后将商业投资转化为土地投资，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养的牲畜有几百头，耕地时，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有一年附近村演戏，群众宁肯看温家耕地的热闹场面，也不愿看戏。
  　　旬邑唐村唐家致富后，不仅在本县与邻县购置土地19290亩，从道光5年，即公元1825年，开始修造“唐家大院”，每天各种工匠340余名，最多时工程分为11处，每日工匠达3200名，历时43年才基本建成，共有87个院落，2700多间房屋。
  　　临渭区阳郭镇西塬贺家在家乡大举建宅，盖满了贺家洼总长5公里的9条巷子，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在西安有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
  　　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李家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代代捐有官衔，第7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为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侯补禄署正。他们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
  　　未能碰到继承祖业的陕商后裔
  　　出乎李刚意料的是，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在商界像祖先那样辉煌的陕商后裔，这并不是后人无能，陕商后裔中为官为学的不少。究其原因，陕商都希望后人获取功名。
  　　韩城市王庄镇党家致富后，不仅盖了由144个四合院组成的被誉为“东方民居活化石”的“党家大院
  ”，而且注重教育。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7层高的“文星阁”，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
  　　明代关中发家最早的富商之一富平县北李家后代中出了不少人才，其著名者如李因笃，精于经学，康熙年间被举荐为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与周至李二曲、眉县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成为陕西明末清初一代学人的代表。
  　　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吴家，培养出国学大师吴宓。吴宓在中国创建了比较文学之科，并且是“红学”研究专家和著名诗人与教育家，成为近现代闻名全国的人物。
  　　三原县城温家温朝凤以商起家，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从儒，温纯万历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是陕西省有名的京官。温纯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七卷。温家是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目前在我省高校中，温家后裔担任教授的有20多人。
  　　心灵深处的四合院
  　　原计划三四年的课题，结果由于没有找到成功地继承祖业的陕商后裔，未能解决经费，过去10年了还没有做完，这引起李刚对陕商在清朝末年解体原因的深层次思考。
  　　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徽、晋商， 陕商起步最早，但解体也最早，1867年就解体了。尽管有战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等客观原因，但区域文化的主观原因不可忽视。
  　　陕西这片厚重的黄土地，成就了陕商，但陕商走不出这片黄土地。关中沃野千里，风调雨顺，灾害少，形成陕西人不愿外出的慵懒性格。
  　　作为历史上的京兆皇都和中国科举考试的发祥地，陕西人思想观念“正统”，鄙视末业（商业），认为无奸不商，商人就是坑蒙拐骗，求取功名才是正道。在明清时期举办的274场会试中，陕西关中县县有人，场场赴选。
  　　陕西人充满农业立国、兴农抑贸、耕读传家的观念，形式上表现为以商求官，以农守之，流传这样的民谣：“庄稼钱千年钱，商家钱几十年，金盔银盔不如锅盔。”因此，宁肯当农民也不愿经商。
  　　明清陕商指给后裔的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学问。他们虽然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巨商，但从本质上讲是发了财的农民，没有完成向近代商业的转化。因此，往往是为了摆脱贫困才去经商，没有把经商当作一个可以骄傲的正当事业。
  　　陕商有四合院情节，经商梦寐以求的就是盖四合院，这是一生的追求，成为一生价值的体现。四合院布局按周礼排序，长幼有序，厦房住儿孙，上房是高堂，从小对孩子进行秩序的训练。而且大门不开在中间，开在旁边，担心别人窥视到院内。院子四角还有槽，雨水都流进院内，厦房也是一面盖，为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保守的自私心态。四合院就是微缩的被百二秦关封闭的关中，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难免造成心理封闭，在心理上形成四合院，制约陕西人的发展。目前城镇建设中拆四合院，建高楼大厦，有利于陕西人开阔视野。
  　　
  　　李刚认为，经济是载体，文化是中心，文化是心理支撑。陕西经济要发展，必须文化转型，造就城镇意识，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李刚的研究，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省政府、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先后划拨科研经费，累计达13万元。他的课题不久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