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心里憋了一口气，一憋几十年。
　　我省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高校林立，科技高新，工业基础雄厚，人杰地灵，可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发展速度快，甚至不如西部有的省份。

　　人家说我们观念落后，我们认为，我们忠厚老实，如果让我们像有的地方靠伪劣产品发家，违反祖训，我们宁肯不挣钱也不干。

　　人家说我们思想保守，我们认为，我们本分端正，如果让我们像有的地方靠走私致富，有悖传统，我们情愿受穷也不干。

　　我们不服气，认为是适合陕西人发展的商机未到，坚信适合忠厚老实人发展的商机总有一天会到来。我们以陕西人特有的倔强耐心地等待着。

　　如今国家提出“八荣八耻”，市场逐渐规范，消费者日益成熟，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呼吁一浪比一浪高，陕西人的商机是否正在到来？

　　“忠厚不等于商业诚信”

　　“民工做活，有时不符合要求；农村的食品加工点往往卫生不达标，你能说他们都不忠厚吗？”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研究员认为，人家愿意和忠厚的人做一般朋友，不一定愿意做商业伙伴。忠厚的人不一定遵守市场规则。

　　陕西省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杨永善，2003年还担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时，总结了“陕西十大现象”及陕西人与浙江人的33种差异，当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他认为，忠厚老实与商业诚信看似相容，实际在文化内涵上有区别。忠厚老实主要指日常生活中为人忠诚可靠，宽容不刻薄，而商业诚信则指严守商业规则，常常不认情面，十分苛刻，不能含糊。忠厚的人，不一定精通商业规则。如果不熟悉商业规则，不清楚哪些可以变通，哪些不能有丝毫改变，不能游刃有余，不仅难以获利，而且很容易违反规则，被人视为不讲商业诚信的人；如果还抱着传统观念，认为“无奸不商”，对商业规则有抵触情绪，就会故意对着干，更会成为不守商业信用的人。

　　杨永善进一步解释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谁被人评价为人忠厚老实，那完全是褒义，但如今常含有保守、缺乏开拓精神的意味。

　　“陕西人是最好的战略家，粗糙的商人”

　　“从陕西区域文化性格来看，不适宜经商。”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教授认为，生意场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商品经济靠细节决定成败，而陕西人经商长于宏论，忽视细节，心态粗糙，考虑问题简单，不善于精打细算，不注意策略、技巧，特别是缺乏语言上的经营技巧，以“人硬货硬话硬”自傲，抱着一种“你爱买不买，我才不给你下话”的态度。“人硬货硬不错，但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话硬就不对了。”

　　杨永善说，具有优良传统的陕西人，缺的就是精耕细作的功夫。

　　传说，清朝时陕商在一省要建陕西会馆，当地商人嫉妒，不允许动当地一一土。陕西商人就从渭南千里迢迢背土到那里，凡是从陕西去的人，都背一袋土，硬是建成了陕西会馆。

　　“ 这种倔强的精神可嘉，但方式不可取，完全可以在附近其他地方买土。”李刚说，陕西人不仅缺乏灵活机动、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的习惯，还容易冲动，不计后果。传说，清代时有个王姓陕西商人，在外省投资，由于资金不足，把摊子委托给一李姓富商，自己回陕取钱。当王商人带了钱返回时，李富商已把摊子给了别人。王一气之下用从家带来的钱买了个县令，第一天上堂就将李富商下狱，还说：“没有人敢惹你，我就敢惹你。”  

　　李刚认为，陕商这种不讲商业后果、不讲效益的个性和历史有关。陕西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加之自周秦汉唐均为皇都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入明清后又军垦商屯，兵民合一，这些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惧锋镝的粗犷强悍性格。       　

　　李刚得出结论，陕西人是最好的战略家，粗糙的商人。

　　陕商曾为中国最大商帮说明了什么

　　专家们说了一大堆，我们还是不服气，因为我们陕西商人曾经辉煌过，周秦汉唐的历史我们不提，只提过去不久的事例。

　　教授李刚的研究显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为全国最大商帮。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里，陕西商人在陕、甘、青、新、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挟资千万，全面出击，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云贵，鬻皮于陇伊，承担着沟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甬”成为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仅三原县，每年从外省流回的银钱在2000万两-3000万两之间。渭北各县富室连栋。河南商业基本上掌握在山陕两帮手中。陕西商帮在明代前、中期成为扬州第一大商帮，扬州的许多著名文化景点原本都是陕西人的产业。由于陕西布商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优势地位，多财善贾，出手大方，“关中贾来价更高”，因而江南人尊称陕西商人为“关陕大贾”、“秦晋商人”。日本学者藤井宏说“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

　　这才是100多年前的事，还有20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陕西曾出现了闻名全国的“黄河”、“海燕”、“长岭”、“渭阳”、“山丹丹”等一大批产品，《中央电视台》上红火一时。这难道不能说明我们陕西人从事商业也是行家里手么？    

　　李刚解释，明清陕商的辉煌，我们可以作为一种树立自信心的事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次陕商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明清两朝对陕西的一系列特殊政策。明朝时，朝廷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特殊政策。清朝时，朝廷在屡次平定西域战争中实行“随军贸易”政策；为恢复川盐生产，实行“招商引领，计口授食”的食盐产销政策。这些为陕西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是由于明清陕商性格上的缺陷，才导致陕西商帮在大好形势下逐渐没落，直到解体。    　　

　　张宝通说，改革开发初期，陕西人主要是依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布局和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项目，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改革开发以来，外省存在伪劣产品、商品问题，但我们同样存在质量和假冒商品，造成我们与人家差距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个。“海燕折翅，黄河断流，三秦父母不如意”，我省最初的大量名牌产品，反倒是在市场饱和后，市场逐渐规范、消费者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先后倒下去的。

　　不是商机是挑战

　　我们常感觉陕西和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是政策原因造成的。

　　张宝通认为，主要是历史形成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东南沿海地区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00多年的商品经济阶段，近代商业文化在那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而陕西解放前是自然经济，农耕文化占统治地位，解放后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计划经济影响很深，没有经过沿海那样的商品经济阶段，更没有形成浓厚的商业文化。拿浙江来说，当初在陕西钉鞋的、当裁缝的都是浙江人，陕西人看不上，不愿意干，只想读书，当官，在国有单位干“体面”的工作，端铁饭碗。可后来浙江钉鞋的回去办起了皮鞋厂，当裁缝的回去办起了服装厂。现在浙江成为我国第一大皮鞋、服装生产和出口省，为中国争得了“世界加工厂”的美誉，出了不少企业家。浙江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就是钉鞋出身，现在资产几十亿。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占了30个，而陕西一个也没有。在西部百强县中，陕西也只有7个，且主要是靠煤、气、油、电等国有企业支撑。

　　“我们必须清楚，市场规范、消费者成熟，相对陕西来说，不是机遇，而是挑战，发展更难了，因为门槛高了，机会少了。”张宝通说。

　　“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转化。”杨永善认为，陕西到处是宝，看你找不找，机遇到处都有，就看你能否抓住。但我们不要干别人偷了牛，咱去拔橛的傻事，决不要想依靠假冒伪劣产品来发展。随着市场的规范，假冒伪劣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方面的亏，我们已吃过多次，我省名优产品“秦椒”被“红盐水拌麦草事件”淹死；棉花被“砖头事件”砸死；羊毛绒被“沙土事件”掩埋；“太阳牌”锅巴被“私家铁锅”炒糊；榆林毛毯和羊绒防寒服被“造假游击队”打垮。我们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克服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容易满足现状、生意场上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等习惯，产品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要，不一定所有的产品都要十分结实耐用，可以灵巧、漂亮一些，并重视包装，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陕西人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在这方面的任务，比其他省份都要艰巨。东南沿海省份最近提出要再次解放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我们一定要改变好高骛远的所谓大气，要像浙江人一样，从纽扣、圆珠笔芯、打火机等不起眼的小事做起，实实在在地挣钱，而不是搞花架子。”张宝通说。

　　李刚说，在改革开发30周年之际，我们陕西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去掉自身文化性格中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充分发挥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接合部、南北交通的枢纽、丝绸之路起点等地域优势，利用周秦汉唐以来13朝皇都的历史积淀和明清陕商积累的经验，成为市场经济中讲诚信的强者。

　　专家们苦口婆心、引经据典、从古到今说了这么多，我们不能不掂量。

　　不知多少浙江裁缝在我市李家村的“浙江村服装城”成长为服装厂老板。

　　面对市场经济，我们陕西人心理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