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驾卤簿图书》之谜 (上)

作者：汴浚

《大驾卤簿图书》首次进入公众的大视野，是在2008年8月8日北京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上篇：灿烂文明》中，从一幅中国的历史文化长卷开始，长卷中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珍藏的最有价值的5幅画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和《大驾卤簿图书》。《大驾卤簿图书》创作于何时？其绘图作者是谁？皇皇长卷为什么在现代文化圈中长时间内知之者甚少？这都是令人不解的汴京之谜。

《大驾卤簿图书》和《清明上河图》都系反映北宋社会状况的长卷国画，主要运用的仍是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清明上河图》纵宽25.5厘米、横长525厘米。全图各类人物810多个、牲畜94头、树木170株、大小舟船28艘、各种车辇20乘。《大驾卤簿图书》严格地说应是《大驾卤簿图》，自古长卷，图当然是主角，但此长卷中空白较单幅画多出许多，常被一些题跋和文字说明所占据。卤簿图上有多处说明，只能算解释性文字，不能理解为书。自古都是图文相配，而书主要是指独立与图相配合并十分具体详细的书册。我们所指的《大驾卤簿图书》上绘有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大象8只、乐器1701件、兵仗1548具，真可谓场面壮观、气势恢弘。 《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市井文化，气象万千，城市面貌繁荣昌盛。《大驾卤簿图书》反映的北宋宫廷文化，气派绝伦，社稷安康，皇家仪仗。

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之十中，虽然没有“大驾卤簿”4个字，却有训练、出行、祭天、回程的详细描述，后人完全可以从孟元老的仪仗描述中，既了解到像驯象以为卤簿仪仗之用的细节，又可宏观联想到在皇宫门前广场集结大驾卤簿仪仗队伍准备出发的大宋王朝盛世国典之举。

其一：在“车驾宿大庆殿”一节中，孟元老记述了大驾卤簿，日常训练与出发集结地点均在宋皇宫南部大庆殿广场，“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尽列法驾仪仗于庭……仪仗车辂，谓信幡龙旗相凤鸟指南车、木辂、象辂、革辂、金辂、玉辂之类……排列到殿门内外及御街，远近禁卫，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

其二：“在大礼预教车象”一节中讲到，“遇大礼年，预于两月前教车象。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往来一遭”“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襆头紫衫人跨其颈，手执短柄铜蹶，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象至宣德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诺……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孟元老把此“教车象”之情景描述得惟妙惟肖、如临其境，可以肯定他对整个大驾卤簿的过程特别熟悉，而且还别有亲近感情地写下这些文字，是我们后人研究《大驾卤簿图书》的珍贵参考史料。

其三：在“驾行仪卫”一节中，讲述大驾卤簿出行前夜的紧张情况，自三更天就相继而行，至五更时分“铁骑前导番衮”。天不大亮，“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直上御街，浩浩荡荡直奔向祭祖、祭天之地。

其四：“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一节更是给研究大驾卤簿的图与书提供了一个甚有价值的线索。文中写到，皇帝“顶通天冠，又谓之卷云冠，服绛袍，执元圭”，常常在帝乘玉辂的御座旁惟近侍二人，一从官傍立，谓之“执绥”，以备顾问。此记载正与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南郊祭天活动相符，当年仁宗皇帝乘玉辂于南郊祭天就有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宋绶陪乘，仁宗不时向宋绶询问各色仪仗的典故，宋绶对答明了详尽。仁宗命他日后编写一部“卤簿图记”，呈上备查阅，宋绶遵旨编纂《天圣卤簿记》10卷。读者切记宋绶写的是《大驾卤簿图记》，或曰《大驾卤簿图书》，他并没有绘制《大驾卤簿图书》，不是卤簿图的作者。文到此处，可以明确知道，同样元代的曾巽申也只是《大驾卤簿图书》的文字编纂人，并不是《大驾卤簿图书》的绘画者。图是图，文是文，书是书，图上有题文说明是文也非书矣。另编纂有一册一册说明图的书，才是书，即使称为图书，也不能将图与书混为一谈。而把曾巽申认作卤簿图的画作者，更是一笔糊涂账。无论是北宋《天圣卤簿图》，还是元《延祐卤簿图》，其图的绘画者都是一个历史之谜。学术认真的学者只得把图的画家定为“佚名”。

悠悠长卷，蔚蔚巨作，绘画者却成了无名大师。仔细观察推敲《大驾卤簿图书》，这轴素绢本着色长画卷，卷首署有“大驾卤簿图书”6个大字，下注“中道”；图前还有别录一篇，篇首写有“大驾卤簿中道官吏人物名数篇”13个字；篇尾署“延祐五年八月×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臣曾巽申纂进”22字款识。这些画卷上的文字只能说明曾巽申是延佑卤簿书的纂者，其本人当时只是翰林国史院的编修官，在南宋灭亡后3年才出生，也非宋皇亲及重臣子的后代。关于他没有一点明确的绘画技能的记录，将其视为卤簿图的作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学界主流认同，元延祐《大驾卤簿图书》应是宋元圣《大驾卤簿图书》的仿制品，或是宋皇祐《大驾卤簿图书》的仿制品。另有一种猜测的可能，它本身就是被元朝统治者从沦陷的宋都东京开封皇宫内掠走的，以上两种图的真品被人做了手脚后，曾巽申又加上自己的题款，所以其只能说自己“纂进”而已。

《大驾卤簿图书》的画者虽说是个千古之谜，没有谜底，但它的谜面还是比较清楚的，诸多史料、正确的推理等都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线索。先来分析北宋《大驾卤簿图书》的性质，很显然它不是个人的自我命题画作。其性质，一是显示大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保障帝王及随员南郊祭天的安全，三是表现宋王朝的空前盛世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四是体现宋文化及礼仪仪仗的高度发达。这就决定了卤簿图是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它的绘图者应该是国家级的，而不是“散兵游勇”，是一个集体。这个答案就比较明确了，那就是北宋翰林图画院。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之谜 （下）

作者：汴浚

北宋初期，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满足宫廷需求，皇家格外注意搜集名画、罗致画家、广招画工。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在皇城苑东门里正式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又移于皇城右掖门。翰林图画院，其人员依技艺高低分別授予待诏、祗侯、艺学、画学正、供奉等称号，它的主要任务是供宫廷御用。画院先后招募有名画家高文进、袁红厚、郭熙、周文矩、董羽、郭忠恕、高益等，将他们安置在画院内，是各类画的领军人物。这些大师很有可能领导或直接接手过北宋《大驾卤簿图书》的创作，因为该图属于皇上钦定的“国家重点工程”。此外，宫廷绘画在北宋国都东京开封早已成了气候，宋朝历代皇帝大多喜书画。像宋仁宗赵祯，据记载他不但喜爱别人的佳画，自己也能作画，画的马不逊于专业画家。这就让人联想到《大驾卤簿图书》中画的马——图中共画马2873匹，画得特别出色，姿势各异且皮毛质感尤为真实逼真。不然，景祐卤簿图怎么能获得宋仁宗的批准呢。在天子的影响下，北宋的宫廷画围绕帝王的生活活动、行政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整精丽的宫廷画以工笔、设色的写实风格为主，这些与《大驾卤簿图书》的题材和风格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大驾卤簿图书》也大可归类于宫廷画之中。宋仁宗一朝正是北宋盛治中兴一代，把景祐《大驾卤簿图书》和天圣《大驾卤簿图书》的图作者确定为翰林图画院的画师和画工集体创作，应是较为准确和恰当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大驾卤簿图书》的性质、绘制工作量都是相符的；书作者是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宋绶，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

再来研究一下，为何皇皇画卷在现代文化圈中长时间知之者甚少，甚至被排斥在中国古代十大长卷图之外（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张萱、周昉的《唐宫仕女图》，唐·阎立本的《步辇图》，唐·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明·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清·郎世宁的《百骏图》），为什么要附上十大长卷图的名字呢？是想借此比较一下，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反映的题材是何等重要、高端、大气，画技如此娴熟、精准、高超，而其却反被古今小看，是否另有缘故？

《大驾卤簿图书》长期被人列为元代画卷，是其中一个表面原因，无论是古今的名画鉴赏手段，还是现代的物龄检测技术，都完全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社会上一些不同的利益阶层，不愿出力去澄清这个糊涂账。重重迷雾使真本的北宋仁宗天圣年的卤簿图，委屈地被蒙上元代延祐卤簿图的外衣。北宋《清明上河图》和《大驾卤簿图书》两个长卷姊妹篇，为什么一个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一个却遁世无闻、鲜为人知？正如郑振铎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它乃是中国绘画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作之一，很少有同样长卷子表现出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来的” 。其他的不说，单说人物，《清明上河图》中的各色人等，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就是《大驾卤簿图书》所不能比拟的。再一个，通俗地说《大驾卤簿图书》就是一个用来表现皇帝出行祀天的仪仗场景。因当时没有照相、录像设备，只能用图来记录，用图来传袭；照图来训练，照图行仪仗。用现代话说，它是国家首脑重大国事祭奠出行活动的仪仗规定。《大驾卤簿图书》，它是为工作所用的，不以艺术创作为目的。而且像如此重要的国家核心事宜，肯定是机密的，知晓其所以然的人当然十分有限。

《大驾卤簿图书》的制作宗旨很清楚，表现准确、概括无漏、表明精准、有序无误，它无需灵感、无需浪漫，只需一丝不苟、一笔不差。但《大驾卤簿图书》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知其者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其一，在古代中国，因卤簿图属于为皇帝祭天仪仗所备，自汉代有卤簿之说以后，都是不允许向外界传播的，不会像画家的山水画那样进入市场，不可能悬挂供人欣赏或被淘宝者收藏。其二，在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家处于大大小小的内外战火之中，政权不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条件问津卤簿图的人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少。其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的主流认识常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十年动乱更是达到了极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被踩在脚下，历史与文化遭遇空前的浩劫。当然《大驾卤簿图书》作为封建帝王的附属物，被视为典型的历史糟粕而受到坚决的否定。万幸的是，《大驾卤簿图书》能一直安然地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未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腾飞、文化复兴。历史文化的回归日益深入，中华民族储存在神州厚土之下的历史文化正能量，正纷纷被发现挖掘出来。它们在实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上个世纪末期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事《大驾卤簿图书》的专项研究，让这一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重新闪现出璀璨夺目的光辉。更可喜的是，工笔画家李大成用时3年，在1995年，依据清乾隆皇帝的祭天卤簿绘就了《大驾卤簿图》，并由台湾著名收藏家杨豪筹资铸雕大型《大驾卤簿图》。当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还联合采访报道了李、杨二位，这应属《大驾卤簿图》早期的一次媒体公开报道。

2019年2月20日，《开封日报》的《名城开封》专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开封第二届文化奖章获得者张玉发老兄的研究文章，使展现北宋“仁宗盛治”恢宏气势的《大驾卤簿图书》广泛地为开封上上下下所知晓。而且玉发兄还提出了像用好《清明上河图》一样，用好北宋《大驾卤簿图书》这一大宋宫廷文化的独特资源，其建议非常具体可行。若能实施，这两件国宝之图相得益彰，将会更加吸引海内外的莅汴游客，让古都开封、名城汴京更加出彩。

来源：开封网-汴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