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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反叛:一部70年代人的青春狂想曲(原发《山花》杂志)

(2020-03-13 19:41:41)

  继承与反叛:一部70年代人的青春狂想曲     

——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研讨会纪要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308室。

主办方:中国现代文学馆

参加者: 吴义勤 李敬泽 阎晶明 梁鸿鹰 施战军 张陵  陈晓明 贺仲明 李洱 安静 梁鸿 周立民  李云雷 杨庆祥 霍俊明 张莉 房伟

吴义勤:今天,我们召开房伟的小说《英雄时代》研讨会,人员主要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京著名书评家;另一部分是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首先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致辞。

李敬泽:老实交代,到现在为止,我就看了前面十几页。所以来主要是为了助威。看到书名叫《英雄时代》,我想房伟这个同志不错,写主旋律。等翻到第十几页,主旋律这么写,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笑声)。这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书。我会很认真的去学习、拜读。同时,我也特别期待房伟的《英雄时代》能够不仅得到评论家的喊好,更能得到读者、得到方方面面的叫好。给批评家们出一口气。自当代30年以来,没有人认为批评家能写好小说。实际上我们很多批评家都曾不服气,都想要试一下。结果呢,基本都是铩羽而归。这特别不利于批评家们权威树立。这个小说家们可给了话把儿了。我觉得其实也是极其正常的现象。没人规定说批评家就写不好小说,批评家能够写好的,或兼具批评和创作才华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大有人在。怎么到咱们这儿,就不行了?我觉得这确实很不正常。我想,现在到了70后,也许我们50后批评家做不到的事、60后批评家做不到的事,70后批评家就做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批评家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的客座研究员们,包括梁鸿、包括房伟,全都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实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应该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会有特殊的意义。总而言之,向房伟表示祝贺。

吴义勤:谢谢李书记。下面是请出版社的同志介绍情况。

徐杭:我是房伟先生这部书的策划编辑徐杭,把这本书的两个小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8月份,我拿到房伟的这个稿子,给了一个平常不苟言笑的责编,他看了大概不到一下午,突然乐起来了。这个人平常看稿子很多,从来都面无表情,但看这稿子哈哈大笑,我觉得这稿子应该挺好。后来果然不错,有独到的东西。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书名问题,原来叫《打虎记》,我们研究后改成了《屠宰场里的潘金莲》,报到吉林出版集团长春总部。他们说很黄很暴力,结果就换名字。他们说要离潘金莲远一点。后来我又想了想。王小波有这么几部书叫《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嘛,四部作品唯一没出现的是古希腊英雄时代,所以就安到房先生的这部书上。这个名字通过了。

吴义勤:好,向出版社致敬。下面,请《文艺报》总编阎晶明先生发言吧。

闫晶明:这是一个有非常浓烈参照系的小说。参照系就是王小波。我觉得王小波就是一面镜子,他是对着镜子写小说的。如果这小说跟王小波有什么联系,可能是两部小说,一个是《黄金时代》,另一个是《红拂夜奔》。这小说就是《黄金时代》和《红拂夜奔》在个人创作后的结合版。在行文上我认为也有王小波的影子。这个影子是由于特别热爱王小波而导致的追逐,还是一种个人化创造,这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这里面企图塑造一个70后作家心目中的王二形象。这个小说写得其实还是非常有房伟个人的想法、构思、人生体验、个人对社会时代认识的。我还真没有想到,看着那么敦厚老实的房伟,能写出这么有人性的、挥洒自如的小说。我也想起了苏童写过一个小说叫《肉联厂的春天》,他这个小说写得准确的说不是屠宰场,是肉联厂,一个肉联食品厂。我想说的是,和王小波相比,这部小说在时代性上不是很强。人们很难判断这个房伟是多大年龄、什么年代的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这是一个影响的焦虑下的写作。对房伟来说,王小波是一个巨大对立面。这个小说和王小波的小说相比,如果还有差距的话,我认为在两点上。第一点就是说,你对时代的把握,特别是王小波的反讽精神还不够。王小波小说有强烈反讽性,有时不动声色,有时故意调侃。王小波的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很强的非小说性。如果和新时期主流作家相比,他的小说的规范性其实比较差。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小说在叙述上也有《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的色彩。但王小波叙述最大特点是“不经意”,如他用逻辑学叙述方式。房伟小说里也有这种总结性段落。但还有效果问题,王小波的小说,不会读到一个女性形象那么完整,王小波完全是男人化的小说。而房伟的小说,王梅有时角色程度很重。还有就是《水浒传》故事的插入,他描述的故事已当代化了,他把潘金莲弄成了另一个女性形象,但他借得特别直接,难度就非常大。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不一样,他是全虚构的。他写得是寓言小说。他的洛阳城,完全是他创造的城市。房伟的小说,刻意把宋代开封城风土人情、清明上河图景色表现出来。但当不是寓言小说的时候,今古传奇的结合,可能还有思量的过程。作者年纪还较轻,驾驭这种大题材可能还不是特透彻。小说结尾有点匆忙。整个小说需要一个主题,要么再升华,要么再堕落一点,要么再感伤一点。这个小说的讽喻效果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但每个人只能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而这个分内,房伟已做得很好了。

吴义勤:谢谢闫总。房伟确是在王小波的影响下写作的,他硕士论文第一篇就写王小波。现在又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王小波传》。下面请中国作协创研部梁主任发言。

梁鸿鹰:这个小说我觉得更像王朔。他完全写自己的感觉,没什么理念。他就是“没正经”,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都是一点正经没有。房伟觉得我就是我,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剥下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怎样。结果会感觉这个东西不太正经,不正统,但你看着还挺舒服。我倒觉得他有点像拉伯雷的《巨人传》,主人公胡吃海塞,一点正经没有,痛快淋漓。人本来就是不穿衣服的,谁和谁在一起都无所谓,那现在人人都是衣冠楚楚的,房伟要用自己的笔把这个推翻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可贵的。现在的小说也好、评论也好,写得还是太正经了。但这些可能对小说精神也好、文学精神也好,还不是根本的。人活在世上,除了要走正道,还要走点歪道,可能还觉得舒服。越是肥肉,越好吃。但这个东西从理智上来讲,它不健康。那健康的东西你爱吃吗?还不一定爱吃。另外就是幽默,它里面的幽默往往是我们现在的小说非常缺乏的。现在作家造的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另外,这部小说有《巨人传》的精神,一种狂欢,精神的飞扬。这挺难得。也许只有他这个年龄才能写出这种故事。韩寒毕竟学识还比较浅,60年代的人胆子没有了。房伟这个名倒也挺“防伪”(笑声)。他把内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像这种东西我写不出来,这个书读着还不累,你还不用从头到尾那么去读,你从中间读,倒着读,都行。所以他有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吴义勤:请《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讲话。

施战军:这部小说叙述上有一个原型,就是“人的困境和寻求突出困境的办法”,是对人生的一大隐喻。“憋在肉联厂,放在潘武恋”,就像现在有些人“憋在办公室,放在微博上”,所以给人的感触较多。这个小说还让我特别怀念过去的生活,估计李洱和我的感触一样,大概在十年以前,就是九十年代后半期,在敬泽率领下,他们七八个青年作家隔一段时间就开一个研讨会或小对话会,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集体作业》。他们基本的叙事趣味跟现在的房伟很像。我觉得好像突然穿越回十年前,李洱的《遗忘》差不多也是这种味道,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孔子》,都是这样。那时候不叫“穿越”,而叫“戏仿”。《英雄时代》好像是那个年代的产品,放到今天讨论又特别有意味。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文学趣味好像就只剩下梁鸿鹰说的“满脸正经”。也正如阎主编所说的,这些作家当时是有明确精神指向的,而房伟在小说里把指向也给拆解掉了,把最后一点底也要抽空;而在展现才华、思考和趣味的时候,比他大十几、乃至二十几岁的作家还是要留下一点东西的。比如。当时有好几个人写有关“武松打虎”的小说,但他们从不敢嘲笑《水浒传》的作者,而房伟在《英雄时代》关于施耐庵是怎么把所有“烂女人”都写成姓潘的那一段,我觉得有点过了。把所有的东西都炸毁,我觉得是不太对的。我们今天的文学似乎像美国文学,已由契弗时代发展到了卡弗时代,过去描写小人物、“屌丝”的惨状,今天已被更鲜明、精神象征性的写作取代。今天我们谈文学常提到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式的“离开地面一定距离”的写作,但这部小说还多少有些沉浸于过去那种欢快、狂欢里面。总之,这是一部特有才华的作品,我希望下一步房伟能写出一部在文学史里留下来的作品。

吴义勤:请北大陈晓明教授讲话。

陈晓明:这部小说很吸引我。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批评家不会写小说,但在座70后批评家几乎都写小说。这很有意思,“小说在批评之上”的焦虑已没有了。当年罗兰·巴特去世,法国文坛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读到巴特写的小说。70后批评家出手不凡。我读这部小说断断续续,但只要我一有空闲,就会想到这部小说没读完,要去读它。我开始读的时候,也带有和王小波做比较的心态。与其说它是在向王小波致敬,不如说是向我们提问:王小波之后小说应怎么写。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非常时期,我把它说成“视听文明转型的时代”,我们用过去的眼光、思想和观念去期待今天的小说是否恰当?这部小说属于王朔、王小波一脉,当前网络上所谓“走狗”很多,但印成文字、在王小波后能提起来的还没有。王朔和王小波开启的这一脉,在房伟这里是如何被接续的,这值得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词是“去历史化”,主流经典叙事做得相当出色,但“去英雄化”叙事,在当代文学中自王朔、王小波后却一直不能与之相抗衡。石康系列作品还是延续了刘索拉、徐星,保留了自恋的东西。这部小说向王小波致敬,并企图超越王小波,但王小波很难被超越,所以在某些方面比王小波更狠、更白。王小波非常有节制。房伟表达得太直白和太俗。小说的后半部分更圆熟一些。房伟所使用的直白与反讽的手法,没形成情绪张力。另外一点,就是中国讽刺小说延续的问题。这一脉络在革命文学中被完全摧毁了。当前对“讽刺”处理得较好的是刘震云,但“讽刺”没建构起来。小说的文本拼贴和穿越手法,显然受了网络文学的影响。近几年无论大师还是青年作家,都不能容忍单一性文本结构。但我认为所有的自由都是对不自由的克服,如果自由仅意味随心所欲,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英雄时代》中现实和穿越故事之间的结合,有些地方非常巧妙,但如何更让读者心悦诚服,今后还应努力。还有一个问题——先锋在今天如何重现。我不说“重建”而说“重现”,因为“重建”意味着它还有基础,“重现”则是说这之前它已死了,今天只能幽灵化方式“重现”。今天的文学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与过去的“死亡”构成关系。今天的小说叙述如果没面对文本死亡的意识,文本就会太随意。“幽灵”如果能来到你的文本中,可能会对作品更有利。

吴义勤:好的,下面请作家出版集团的张陵总编和山东大学的贺仲明教授讲话。

张陵:到了出版社,一天到晚都读小说,读《英雄时代》,是这种阅读过程中最快乐的一次。这部小说没什么“学者味”,没有指向知识分子,所以大家可能读不出王小波那样的抗议意味。作者的笔法有点像莫言,力道不输莫言。莫言有时会详细描写杀人,读后让人毛骨悚然;这部小说里则写了杀猪。这显示出作者对生活非常熟悉。莫言本身不杀人,他是靠天才感觉来臆想。另外,这部小说带有小说“本性”的那种东西,作者虽不是小说家,但他的写作有小说家的感觉,走的是古典小说“引车卖浆者流”、说神谈怪的路子。总之,这部小说读起来特别痛快。读这部小说,我对“解构”有了新的认识。一群知识分子被安排到屠宰场——这个不需多少知识的地方,是有深刻含义的,本身就存在“抗议”结构。他们一直在试图摆脱,所选择的排解方式就是“解构”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小说读到最后好像给人“逆来顺受”的感觉,其实它通过解构的方式实现了释放,思想力度好像不够,性情却可能更丰富,因此才要把它做成非知识分子化的东西,其中还是蛮有意味的。

贺仲明:小说从叙述上看,确实较游戏,故事性、可读性很强,其中的反讽在某些地方确实受到王小波的影响。小说题目是《英雄时代》,屠宰场的工作与“英雄”的血腥、杀戮构成了反讽关系;主人公虽不满现实,但也只能通过写小说实现转移和宣泄。作品中的武松根本没传统小说的英雄气质;潘金莲在《水浒传》中本是淫妇形象,在《英雄时代》中则被完全颠覆,带上了女中豪杰的气质。小说中反讽不是指向虚无。首先,它具现实批判性,可能某些地方不明显,但我认为还是相当强烈的。副厂长的腐败行为、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及底层的无奈与痛苦,虽有时被反讽掩盖,但还蕴含着强烈精神内涵。工厂等底层生活一直是现代文学的重要题材,直到最近描写下岗工人的作品,写得都轻飘飘。房伟的小说则不然。第二,这部小说反映了成长过程。从刚开始工作的激情,到最后被生活磨平,包含许多无奈。因此它既是批判小说、讽刺小说,也可以说是成长小说。第三,小说有一定思想内涵。“英雄时代”包含对英雄的反讽,也包括对正经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权威和体制的批判。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在解构之余引发我们的思考。艺术方面,小说把严肃与通俗、思想与戏谑结合起来。虽叙述不够老道,但自然、亲切,亦庄亦谐。这是房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学术著作此前已出版过了。他面临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作为朋友,我希望他首先能写出自己的个性。第一部小说“像”谁很正常,但以后的作品要写出更多对生活的独特感受。

 吴义勤:下面我们请著名作家李洱谈谈,怎么面对批评家的挑战(笑声)。

李洱:我几年前就看过这部小说,当时我还在《莽原》杂志。很惭愧,没能帮房伟把小说发表出来。我的感受与刚才几位老师相近,但观点不一样。先谈“肉联厂”。童年时代,我最想去的就是肉联厂。我对肉联厂有很多美好想象。我没看出房伟对肉联厂的美好想象,如果能把美好想象和进肉联厂之后梦想破灭的过程结合起来,会非常精彩。小说中刘建民还有一个“壮举”,就是他辞职了,成了个体屠宰户。刚才阎总编认为这说明主人公后来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笔: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活没什么区别。中国实际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水浒》里林冲被逼上梁山,王伦又逼他下山取投名状,这是林冲背叛体制、进入梁山体制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为后来梁山被徽宗招安埋下伏笔。因此我觉得《英雄时代》可改名为《逼下梁山》或《一地猪毛》(笑)。但武松、潘金莲的故事和现实生活的故事之间的关联有点问题,我想到一个办法:把肉联厂放到梁山,水泊梁山沧海桑田变成陆地后,在这里建一座养猪场,刘建民虚构武松的故事才变得合情合理。现在小说中关于“武松打虎”的内容是武松被英雄化的过程,这样处理其实不太严密。另外还应写出“我”与“猪”之间的关系、“猪”与“虎”间的差异,这样就能建立起非常有力的反讽。刘建民辞职后的故事,刚才大家都提到了王小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王小波的故事是不往前走的,他在小说的第一段话里就写出整个故事情节,他的叙述总不断回到开头,回到第一段的某一句话。但这部小说是在往前走的,走到最后,才发现刘建民的反抗、挣扎和对武松的想象,都毫无意义,这对读者来说很失望;但如果我们把所有故事链条细节条进行归纳,我觉得刘建民最后辞职,卷入日常生活的沉重失败感,也非常有力。

吴义勤:好,下面请客座研究员们谈谈感想。

周立民:总拿王小波来做比较,这很不公平。对已典化的作家来说,后来者永远达不到对他的想象。房伟好像站在王小波高大的背影下,影响肯定存在,但他未必是生活在王小波的阴影。王小波可能比房伟更知识分子化,但房伟有更多民间化的东西。“70年代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远低于50、60年代人。他们总处于极其暧昧的身份,房伟的小说恰把70年代人的这些东西写出来了。70年代人也有更本色、真实的东西,不像前代人那样用虚假的嚎叫来表达知识分子立场。他们在嚎叫和冲锋的时候,实际获得了非常大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做了很多与其言语违背的事。70年代人不是说不会做,但不会那么无耻。房伟把人物放在肉联厂,这里最没发言权的就是知识分子;苏童《肉联厂的春天》的人物,满脑子想的都是全世界,房伟的小说知识分子最多就是写小说、考研究生。这就是70年代人的困境:他们可能有英雄情结,但生活在已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房伟把70年代人的个人成长经验、生命体验写在小说里。70年代人永远坏不到骨子里,哪怕他的生命中没有火炬,也总有不熄灭的火星。这是一部让大家读得非常愉快的小说。不能漠视这种普通阅读经验。房伟用调侃的语言对庄严、僵化的体制宣战。这又表现出房伟非常知识分子的一面。另外大家可比较一下他的语言和网络穿越小说的语言。房伟的语言能拢得住,有叙述技术含量。很多网络小说的戏仿也很强大,但低技术含量让人感觉这的确不能算好的创作。这也是房伟胜过当下很多人的地方。但《英雄时代》也不是完满无缺的。这部小说设计感太强。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需无比精致,但长篇小说要自然天成。我喜欢毛糙一点的长篇小说。70年代人的创作总让人感到不大气,这是否是因为我们还不太“粗”或者不太“毛糙”?等哪一天我们能滚到泥里让自己“粗”起来,也许就可以跟50年代作家叫叫板了。

李云雷:这部小说首先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房伟,包括他想象世界的方式,都很有特点。这部作品呈现出的是一个我不熟悉的房伟,忠厚的外表下有些不羁、邪性的房伟。其次,作品对工厂解体、工人下岗的描写,显然是对90年代末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历史过程中,作者作为亲身经历者,感觉肯定与我们不一样,因此小说中现实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和现实感。而武松和潘金莲的故事,对应着主人公庸常生活和理想破灭的过程。房伟在作品里还提到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物,也构成了小说另一个空间,尽管不占主要地位,但也构成了一个参照系。另外,刚才很多老师也都提到了,现在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但房伟把90年代王小波模式带到了当下文学界,还受到了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影响,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了房伟独特的风格。在一些细节方面还处理得不太完美,相信他以后会慢慢改进的。

杨庆祥:刚拿到书的时候,我有一点不以为然,正如敬泽老师所说,批评家写小说没有写得好的。批评家借助写小说来确定其权威完全没有必要,批评家能把小说改好就不错了。但读了以后,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这部小说真不错,超出了我的想象,也克服了我的偏见。武松的故事比刘建民的故事好,两个故事的衔接方面有些生硬,作者还没有找到好的通道。第二个问题,猪写得太少而人写得太多了。小说中猪进入机器后的状况太精彩了,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寓言,可惜房伟没对其加强。(陈晓明:假设一头猪的前世是老虎,可能更有意味。李洱:张爱玲的《秧歌》里面有一个细节,她说猪头褪毛之后很喜气。)任何当代都没有经典,经典需数代人的阅读和沉淀。当下任何一部作品都可看作是症候性文本。这部作品就是带有70后症候的文本。刘建民其实性格并不复杂,他是一个有严重狂想症的文学青年。大家可考证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的谱系。“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叙事中主人公没想象力,国家意识形态已把一切都想象好了。80年代的《人生》,高加林就需要阅读。到了房伟这里,主人公需要创作长篇小说来安置狂热内心。另一位70后作家冯唐的《不二》,小和尚和鱼玄机对性的狂想也带有癫狂症特征。阎晶明说《英雄时代》没有时代印记,我觉得恰相反,只有70年代人才可能患上这种资本主义狂想症。“肉联厂”其实是一个隐喻。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的伦理”和“猪的伦理”在资本语境中被同一化了。另一方面,如果非要给房伟、曹寇等人做一个定位,找出他们与上一代写作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一代人的写作在试图突破现代文学的强大规定性。70后作家的创作都没有逻各斯指向,因为逻各斯已被证明是假的。我觉得未来十年,中国的写作会出现很大变化,而变化已开始出现了。这种变化在日本已发生过了,柄谷行人说,出现村上春树和村上隆之后,日本的现代文学终结了。我们还没出现典型异质性作家,但这几年中他们会出现,房伟会成为他们中的重要一员。

梁鸿:60后作家也有明显的戏仿写作,包括刘震云。他戏仿的背后有本质主义东西,如历史虚无主义。但70后作家历史本质主义却没有了。你说他作品有点平面,懒洋洋的,好像看似无聊又不无聊,像张楚他完全在细微的层面进行描述。他没有上升到整体空间,但需要这种整体空间吗?这个东西又很难去判断。包括王朔那么不正经,也有一个大的建构。我看房伟的作品非常开心,不管性也罢,暴力也罢,首先在于阅读的愉悦。房伟的写作有三个空间。第一个是屠宰场空间。房伟第一句话写得好:“去一家大型肉类食品厂工作”,“大型”是形容词,你会想到尸体纷飞的、森严的、血腥的存在。可惜最后他那个场景他写得不是很多,王梅这个形象写得其实不是很好,我比较喜欢“建民”。他始终对生活不满,对王梅也不满,对肉联厂不满,对二妞也不满。第二个空间是《打虎记》。潘金莲是相扑专家,我刚开始以为潘金莲应是大块头的,后来潘金莲依然那么柔美。这种反差也有意思。《打虎记》有一种文学纯真时代的影子,一种童年时的纯真感觉。肉联厂的性和《打虎记》里面的性。《打虎记》的性感觉非常美好,武松的压抑,潘金莲对性的追求,最后她对武大的拒绝非常有意思。《水浒传》里面潘金莲是一个淫妇。当代文学一直在为潘金莲平反,但怎么样平反是一个叙事学问题。所以潘金莲强壮与柔美相结合的形象很有意思,这样一种人物改造,对原作有很大冲击。《英雄时代》形成了繁复的空间。房伟实际上想建构这样一种空间。那么他想上升到一种历史空间,表达怎么样的历史观呢?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对70后作家整体考察。我觉得房伟在努力,但他也在混沌状态。

张莉: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我好几次笑出声来。我对肉联厂的杀猪场景特感兴趣。一个片段我印象特深刻,就是偷电,工人和农民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领导和他的员工之间,感觉很纠结。房伟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呢?最后一段特狂欢,放了一群猪出来。对房伟来说,肉联厂就是个人生活的空间,他不是借此象征或隐喻什么。他实实在在生存在那里。我觉得这种对人的理解与前代作家不一样,人和猪,身体和肉,爱与欲望,都不那么清晰。他拒绝隐喻,拒绝象征。8月在长白山开中国小说学会年会。有一次我们聊天。他讲述他的肉联厂经历,让我目瞪口呆,我觉得房伟是有故事的人,我对吴义勤馆长的认识也不同了,房伟给我讲了怎么去参加吴义勤老师的硕士考试。我想,吴老师怎么能在那么多人里找出这个“肉联厂小子”,然后把他成就为了一个青年学者,有才华的作家(笑声),我们是同龄人,对国企的感受,都有一个从很好到很糟的转变。我在想,从国有到私有,那些年轻人去了哪里,他们的命运怎样。那时当代文学里有“大厂文化”,“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房伟做了一个重要贡献,所谓“三驾马车”是站在厂长角度讲改革,房伟是站在职工的角度,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王小波精神深入房伟的创作了。对刘建民来说,重要是武松和潘金莲,那种狂想不是穿越,而是拯救了那个肉联厂的刘建民。王小波有一句话“一个人有一生一世是不够的,他还要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房伟让我羡慕敬佩的地方,在于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而且把它展现出来了。当然我看这个小说也有一点不满足,房伟没有完全把自我解放出来,肉联厂另外复杂的东西,他没敢碰,或者说他不愿写。他内心是一个有限定的人,就是要表现亦正亦邪,等他完全打开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

霍俊明:读房伟的小说,我想起每年回老家的时候,深夜10点,我就听到隔壁不远传来奇怪声音,猪被灌水的声音,我这个邻居是屠宰个体户。每当听到猪撕心裂肺的叫声,我就很分裂(笑声)。这个分裂的东西与一代人有关系。刚才立民说70年代人的命运,我非常有同感。我写过一本关于70后诗歌的书叫《尴尬的一代》,《尴尬的一代》和《英雄年代》有一致性。这个英雄应加引号吧,出版社非常有眼光,能出这本书,但书的腰封里面有大量关于王小波的,我就得这个定位还是不准确的。房伟这个小说属于成长小说。70后一代人的写作和命运都不彻底,都不纯粹,我觉得这代人的写作是被强行终止的写作。因此,小说的结尾是最符合这一代人的结尾,没有第二个结尾能符合这代人的写作,也符合房伟的经历。整部小说280页,其中内文本《打虎记》的篇幅是150页,所以说这个小说叫《打虎记》也许符合他的小说。这个小说的现实感非常强烈,甚至不可替代。小说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我在受伤的时候开始写一部叫《打虎记》的小说。”受伤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受伤和养伤的隐喻,包括这个小说的命运不经意间被焚毁了,这个命运恰恰就是人物精神成长的一个命运。这是有质感的小说,语言非常棒,符合文学的语言,这个小说来自于作者经验。我觉得这更像是残酷地,分裂性叙事。小说的叙事笔调基本是两个,一个像反讽的东西,再一个是抒情性的。这里面有很多抒情性场景。这个小说很多视点都是肉联厂内部的,外部的也有,当然也写到一些冲突,我注意到一个场景,就是刘建民骑着自行车离开肉联厂,在乡村路上行进的描写,我觉得这个没有体验的人是写不出这个场景来的。这是非常符合有经验的70后一代人的经历。不管是肉联厂的生活,还是刘建民的生活,几乎是一致的,没什么变化。所以小说没结束也没开始。不管60年代人还是70年代人的写作,我觉得都是失败者的写作。70后一代人的写作,几乎没有塑造过成功者。70后写作的特点,包括缺陷,这个可能就是宿命,你不可能彻底完成命运。我觉得这个小说是非常具有中国经验的小说。

吴义勤:请安静谈谈。安静刚刚转载了《英雄时代》,跟刘震云的小说一起,两个潘金莲。今年是文学的“潘金莲年”(笑)。

安静:我们《中华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这个长篇小说,我们转载的基本上都是上榜小说,当时报的是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出版社不舍得把稿子全给我们,给了五分之二,所以我们就再选一个长篇,当时有几个备选,我挨着读完了发现,还是房伟的最好。这部小说和刘震云的小说放在一起正好是一种呼应。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潘金莲还是传统意义的潘金莲。房伟的作品更多呈现了那些不复存在的,已消失的沸腾而残酷地青春。我和房伟是同龄人,70后这代人算来的话,都快40岁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90年代初,他们在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经历了转折和动荡。对70年代人来说,英雄情结是反讽。我读房伟的文章感同身受的地方特别多。不管是武松,不管是刘建民,所谓英雄到最后都烟消云散,刘建民的生活是不断被侵害的,不管是他的爱情,还是他的工作。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我想说的是,只有时代,没有英雄。所有的英雄都是在特定时代虚构出来的。但虚构的英雄和诗意的世界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又如此亲切。

吴义勤:今天开了一个含量非常高的会,对我来说也收获很大。其实不仅谈房伟的这部小说,其实大家谈了很多小说之外的话题,包括90年代后的文学经验在今天怎么持续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写作应是持续性的,不应有哪种写作方式可以扔掉。我们在接受一个潮流的时候,可能就把很多经验扔掉了。从小说来说,两个文本的衔接问题,李洱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我觉得挺好的。应该说这个是有深度和有内涵的小说。就我们文学馆来说,我们希望达到这个效果,希望文学馆的会是学术含量高的会。大家分析得很透,通过这个会,以后房伟写小说提高的空间还很大。还要特别感谢咱们的客座研究员。会议到此结束。

         

                                               (整理:宋嵩 乔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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