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无为之人
无为之人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193,459
  • 关注人气:101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第三次填写志愿

(2019-03-26 08:30:36)
标签:

第三次志愿

社会学

民意测验

王中

苏步青

分类: 历史

第三次填写志愿

 

第三次填写志愿

   

    一般而言,读大学只填一次志愿,但对复旦分校政治系学生来说,却填了三次志愿。多出的两次,一次是在扩招时,这和所有分校包括刚复校的上海财经学院78级等是一样的;另一次则是在大二下半学年,这是政治系所独有的,从过程看,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半程困顿

    
    1980年暑期刚过,大学生活已近半程。由于政治系定位相对模糊,专业方向不够明确,同时
上半年政治系又挂了社会学系的牌,并明确当年秋季招生,而政治系没再招生,更增加了未来的变数。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每天早上我去上学在泥城桥等公交时,雨雾蒙蒙中望见工宣中学上的“浪琴”广告,心里总泛起一种不好的暗示。

    同学中也对此议论纷纷,普遍希望社会学成为政治系的救赎,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将来政治系学生自然转为社会学系。有一次和W等21路电车,W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读社会学就一定要把上海的交通好好整顿一下。我虽然没有W那般“豪言”,却也是社会学的拥趸。为此那年宜川街道退休职工调研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从现在分析看,当年政治系转变为社会学系无非有三种可能:

    一是全转,即政治系学生全部转入社会学系。这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乐见的结果。但实际似不大可能。且不说79级,就是78级160人的规模属分校“扩招之扩招”,存量较大,作为尚处探索阶段的社会学专业很难承受。

    二是全不转,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当时有些让人心浮动的谣言就是这样传的。确实,如果真的这样处理,78、79级也无话可说,但从对这一拨学生的未来负责的角度来讲,也存在明显欠缺。而且从社会学学科建设看,78、79级两三年内就可出一批教学科研人员,而新近招收的80级则要到四五年以后才毕业,有点远水救不了近渴。

    三是部分转,即体量庞大的78级有部分人转到社会学系。尽管这可满足社会学系对于学生规模的需求,却也会带来其他更多人的去向问题。当时已有传言,说政治系78级会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三个专业,既可解决社会学专业对转入人数的要求,又能照顾部分学生可能更愿意继续学习哲学、经济学的意愿,也可适应政治系、社会学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现实。但事实上,即便这样,在当时情况下哲学、政治经济学还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社会学专业的压力依然较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第三种可能及相关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法律专业,使学生的意愿发生了根本逆转,其风头一下子压倒了原先“一枝独秀”的社会学,连W这样的铁杆“社会学派”也立马倒戈转投法律了。


迅疾调整

     

          10月18日一早,我一走进教室,就觉人声鼎沸,全然没有了往日等待上课前的平静。有人很兴奋地告诉我,明年(1981年)政治系在原来决定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专业(这我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的基础上,再增设法律专业,并通过民意测验决定各专业的取舍,实际上主要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取舍。四天后的中午民意测验举行,近160人对四个专业作了无记名投票,当天下午课后公布统计结果(略)。赞同哲学专业的只有三两人,被淘汰在所难免。有意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刚过两位数,原先是香饽饽的社会学专业,也只有20多人(包括我本人)。而法律专业成了最大的赢家,拥戴者一下超过百人。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意测验前后的情况看,似乎专业设置和调整都没有离开政治系的框架。但十多天后召开政治系78级全体大会,整个安排发生了一些变化。校党委书记李庆云宣布,政治系78级分为政治经济学、法律、社会学三个专业。政治经济学、法律专业并入政法系,社会学专业并入社会学系,并撤销政治系。这也许是第一次公开明确法律专业单独成系,可能是从有利于适应拥趸者规模和社会需求考虑,且当时法律学科也非复旦的长项,难以提供必要的支持,需要独立重构、广纳人才。

    会上根据袁缉辉主任对具体事项的补充说明,全体同学郑重填写了专业志愿,也就是我们这一拨学生读大学过程中第三次填写志愿。有些人比较慎重,还要拿回去再琢磨一下,而我则是当场上交,填的是社会学专业。之前某个中午有位一直着消防服的同学认为我可以“当个书记员”,虽然说的是我应该去法律专业,但却明显带有奚落和轻蔑,似乎社会学是“阳春白雪”,只是他们那些有能力施展宏图伟业的人物的领地,而非我等只能当书记员的“下里巴人”所能涉足。但这反而坚定了我转往社会学专业的决心。

    一周后,校教务长张金芳宣布专业分配名单,三个专业的人数格局与民意测验时几乎一样(略),只是社会学略多了几个人,但没超过30人。据说,这次专业分配基本遵从个人志愿,但现在看来也不能排除有通过“做工作”转入社会学的,否则就不好理解有人放弃原选择的政法系突然转入社会学系,后又得到了某种程度“重用”的情况。这当然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英语强或被认为“有内秀”的中生代,是可能成为未来学科中坚的,后来确也不出所料地留校任教了。

    与政治系78级不同,79级整建制转入社会学系,对此他们多数人耿耿于怀。

    专业调整宣布后,马上选举组建社会学系新的学生会和团总支。由于大二下半学年的课还没结束,原政治系仍须在一个教室上课,但座位则按照调整后的专业重新排列。我原来所在的政治系学习小组同学,也去四川北路西湖饭店吃了“散伙饭”。难以想象,这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都发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这次调整对法律专业影响不小。由于前两年的课程几乎不涉及法制,且最后一年主要是实习,所有专业课都要在1981年一年内完成,于是每天上下午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余地。而且由于政治系79级全部转入社会学系,80级只招社会学系新生,政法系在78级之后至少空缺了两个年级,出现了梯度的断层。至于社会学专业,由于78级人数较少,所有专业课都跟79级混在一起,也算是件新鲜事。

 

王中讲话

   
    那年十月底
,在
民意测验和填写志愿之间,袁缉辉主任和老梁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听取部分有意于社会学系的同学的想法。我已不能确切记起有多少人、哪些人参加这次座谈,但发言的有8人(略),包括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老龚。印象中,不少发言充满了“悲情”和“矫情”,即一方面发誓要献身于社会学事业,另一方面又认为搞社会学“风险很大”,要“准备失败”、“当铺路石”,似乎选择社会学受了多大的委屈,并且不是为了争取成功而是奔着“牺牲”和“失败”来的。

      专业调整宣布后的十二月中旬,平时极少露面的王中校长专门到社会学系78级讲话,内容很有针对性,应该是系里事先向他介绍了上一次座谈会的情况。他讲了四个问题:

    1、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他认为,解放后去掉了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以为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结果带来了很多麻烦,也闹了不少笑话。

    2、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他认为,社会学的理论应该证明社会的横断面,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等多种因素的关系;社会学对社会做出论断应该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

    3、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他认为,社会学研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治病。王中校长这里所说的“宣传”,我理解就是“歌颂”。社会学就是为了发现社会的弊病,并提出医治的办法。这也许正是社会学在过去屡遭厄运的根本原因。在社会学恢复之时,王中校长强调这一点,也就是重申了社会学的本质特征。

    4、社会学研究的风险问题。他说,依我看搞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要担风险的。如果你是忠于人民的,就随时准备担风险,也不怕担风险。这段话似针对性更强。

    碍于当时的学识和认识水平,对王中校长的某些观点并不能很确切地理解。比如在讲“社会学方法”时,他在要求“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又明确“不应该讲辩证法”。然后他着重讲了这样一段话:

    “辩证法是研究运动发展规律的,它可以讲‘方生方死’那一套,但我们社会学分析和解剖一个社会现象,如同解剖一个人一样,是死就是死,是活就是活,不能说‘方生方死’,含混了事。这正像法院判案一样,罪犯杀了人该判死刑就是死刑,不能说某某现在杀了人,但按辩证法,此人将来有可能变好,因此现在不能杀”。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在说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和法律、财产关系、形式逻辑等一样,都是基于形而上学,即非黑即白,讲求边界,注重推理。而在形而上学被污名化、辩证法被神圣化的年月,再加上没有对哲学和哲学史做过全方位的学习,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看似“黑话般”的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遵从“民意”淘汰了哲学专业,虽不能说是民粹主义,但至少还是短视的。毕业时空有“哲学士”的学位,其实只知道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皮毛。如果哲学专业真的得到保留,应该会并入社会学系,毕竟社会学和哲学(或称社会哲学)本身就有着天然的渊源。从应用型文科的办学方向看,社会学并不尽然。文史哲经法社,社会学也算是挤上了基础学科的末班车。虽然毕业分配时不乏像我那样被分到实际部门工作,但不能完全否认社会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基本特性。


邂逅苏步青

    由于78、79级的加入,新招收的80级不再形影相吊,社会学系算是健全了。接下来有诸多具体工作,其中一件就是和总校校报《复旦》建立联系。

    分校没有自己的校报阵地,《复旦》一直承担对分校报道的任务。除了分校校部之外,每个系都有专人负责与《复旦》的联络。政治系撤销后,社会学系自然也要重新建立起与《复旦》的联系,更何况作为国内第一个恢复建立的社会学系确实有很多新的动态需要通过《复旦》的渠道传递。

    为此,王中校长来系里讲话后,顾郁老师找了我和莫晓羱交待了这件事,并要求整理一份分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动态送过去。我和莫很快写出了材料,经系里首肯后送往总校。

    尽管有三四站路,但我俩还是步行过去。进了校园,我们边走边打听,到了一处叫“四幢楼”的地方。我们走进第一幢楼,但楼下不见人影,无人可问。正想上楼,身后传来声音:“你们找谁?”

    回头一看,只见一位脸庞棕色的老者戴着呢制前进帽、拎着皮包,围巾、大衣裹得严严实实,像从外面开会回来。

    “我们想找校报编辑部”,我回答。

    “哦,校报是在宣传部的”,老者说道。

    “宣传部在这个楼上吗?”我继续问。

    “不,不在这里”,他正要为我们指路,突然楼上冲下一位秘书模样戴眼镜的中年人。他似乎听见了我们的交谈,指着门外大声说道:“宣传部在第三幢楼”。

    我们谢过老者和秘书,绕过前面一幢楼,就进了驻有宣传部的第三幢楼,很快与《复旦》有关同志作了接洽,完成了任务。

    走在总校校园里,我和莫还在议论刚才的际遇,从老者的长相、风度及秘书的紧张神态,我们认定这应该就是苏步青校长。

    回到系里,向顾郁老师回复联系工作的情况后,与系里来自总校的一位女同志聊起此事,她肯定地说这是苏步青。她说,四幢楼是复旦的“上层建筑”、“首脑机关”,一般人都是不敢去的,还说就是在复旦校园人们也是极少遇到校长的,意即我们是很幸运的。

    这天是一九八〇年的最后一天,天气特别的好。经过专业调整,一九八一年我们将有全新的开始,同时也有新的困难和考验在等待着我。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