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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老龄化问题

(2019-02-28 17:04:41)
标签:

社会调查

老龄化

退休职工

宜川街道

近40年

分类: 历史

初涉老龄化问题

我与老龄化问题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0年暑假。

从大一始,系里就利用暑期组织社会调查,参加者除了学校的部分领导、老师,主要是学生中的党员和打过入党报告的积极分子。1980年的那次社会调查是第二次,分了老年、青年、妇女、福利(主要是孤儿、伤残儿童的社会福利)四个组。我被分在老年组,与市总工会生活部和普陀区政府地区组的联系,到宜川街道调查退休职工生活及家庭情况。


调查过程

老年组领衔的是刚从西北大学调来的祝瑞开老师和校党委宣传部赵一成部长,参加的同学是吉安国、韩文奎、李根林、刘建民、韩志峰和我。

当时的宜川街道包含宜川、甘泉两个工人新村及一些棚户简屋区,有22个居委会。这着实让我瞠目结舌。因为我家所在的黄浦区长沙街道只有区区八九个居委。由于调查时间只有7月份这一个月,且因期末考试,工作启动已是75日。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摸清基本情况,写出初步报告,时间太紧。所以经过与街道协调,选取9个居委作为点,其中既有工人新村,又有如交西、太山等棚户简屋区。

调查采取座谈访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座谈访问由祝、赵两老师分别带一个组顶着酷暑下去,先是与居委座谈,了解基本情况;然后选择一两栋楼居民座谈调研,对典型问题上门访问。问卷与市总工会、普陀区和宜川街道的同志充分协商共同设计,由市总工会铅印,街道召开相关居委会议布置下去,由退休职工本人填写,居委汇总。但也有个别退休职工不愿填写,只能剔除;而有些居委则不愿汇总,则由我们自己直接汇总。尽管这样,最后收回的问卷也有4506份。

问卷下发后,根据调研中发现的新情况,赵部长牵头,吉安国、李根林、韩志峰三人专程去了趟江苏吴江县莘塔客车厂(乡镇企业,为来自上海客车厂的吉联系),了解退休职工再工作情况。而祝老师和我及韩文奎、刘建民继续在宜川座谈访问、指导收集问卷。

两路人马汇合后,进行统计汇总、交流分析,并写了四份初步的素材。81日一个台风暴雨的下午,我们趟水到市总工会汇报。当时参加的有一位市劳动局姓冯的干部。几年后,我到那里上班,才知他叫冯桦章,是保险福利处退休政策的“老法师”。

本来觉得这次社会调查就此结束,但9月开学后又要求写总报告,由我一人承担,花了好几天时间,赶在九月底前完成了总报告文字材料。

后来,总报告发表在系里的《社会学文汇》上,我发现报告中有关“离心力”、“向心力”原因分析的文字被全部删去(现已没有了原稿。大意是:家庭的小型化、代沟等造成退休职工与子女辈的“离心力”;住房困难、啃老等造成“向心力”。两“力”互相作用,导致现今退休职工家庭和生活中的矛盾)。后来和几位同学聊起了此事,虽然我也并不认为这段表述十分合适,但依然表示出了遗憾。但不久从系主任和同学关于我“说了些不谦虚的话”的言语中,我意识到已有人添油加醋向领导“告密”了。


调查初衷和结果

搞这次社会调查,是我们和市总工会等部门互有需求。当时社会学系已经挂牌,并着手招生,老年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可能学校想籍此做一些基础性的铺垫。而市总工会等部门也退休职工人数激增颇感压力,想借我们的调查了解些实际情况。

对于上海的退休人数,调查之初有个90万人的概念,调查开始后又说是103万人。现在查阅包括《劳动志》在内的上海地方志,发现1979年底的退休人数是88万人。尽管如此,由于职工子女“顶替”的影响,退休人数比1978年的48.13万激增40万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差不多相当于1958-197820年的职工退休数量。

至于退休人数增加与老龄化的关系问题,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1979年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15.4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2%1982年“三普”时为128.38万人,占10.8%。按照国际上10%的老龄化标准,当时上海刚好进入老龄社会的门槛,但还远不是那么严重,而大量回城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难问题则更令人担忧。二是全社会的年龄结构并不会因在职和退休两种状态的转化在短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大多数退休人员还是60岁以下的,有的为了及早让子女“顶替”,很多女工40出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们属于“伪老人”,至于70岁乃至80以上的退休人员还是凤毛麟角。因此,这次调查还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老龄化研究。尽管如此,由退休职工生活及家庭问题所引发的对老龄化趋势的关注,对于后来老年学的建立发展及社会政策的转变有着积极而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调查中反映了一些具有当时特点的问题:一是子女就业困难或收入较低,导致“啃老”现象比较普遍。二是知青回城引起家庭人口增加,与现有家庭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三是住房困难,尤其是多对夫妻同居一室,加剧了家庭矛盾。这些问题并不是老年学所应研究的重点问题,而更多地是家庭学范畴。至于对老人的“不孝”或“虐待”问题,在调查中并非普遍或突出的问题,但被强化了。说实在,由于时间和调查对象的选择问题,这类问题多是听了一面之词,并不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退休职工再工作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具有客观合理性,也是后来“老有所为”理念的由来。当时情况下,一是退休职工年纪相对较轻,再工作有精力和体力。据说莘塔客车厂一些退休人员直接上手电焊,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仅是“技术指导”类的工作;二是子女“啃老”,导致退休工资捉襟见肘,需要再工作给予必要的收入补充;三是职工大量“顶替”,技术青黄不接,加上江浙等地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客观上也需要退休职工再工作。但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调查报告对这种再工作的评价还是比较负面的,将其归入了“退休职工本人思想变化”的问题中,认为这些退休职工是“自认有技术、身体好而到处捞油水”。这种评价显然不是很客观准确的,也不符合改革的趋向。

当然,最后的调查报告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如,提出了健全退管会体制问题,不仅企业要有退管会,地区街道也要有,市总工会要成立市级退管会。几年后,市退管会确实成立了。再如,提出了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问题,认为要“以立法形式确定为社会保险金由退管会发放,使退休职工从经济上、政治上与退管会紧密一体化”。随着社会保险社会化特别是管理服务网络化,现在这一想法也早就成为现实。

至于我在讨论中曾经提到退休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街道居委,当时被认为这不是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但最近在看到李友梅及黄晓春等社会学专家在研究社区治理时多次提及“党建引领”,可见我当时提出的问题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也许这正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本质特征。

 

一晃,因那次社会调查而“初涉老龄化问题”已过去近40年了,自己也迈入了老年,整个社会的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到了创纪录的33.2%。可见当年对于老龄化趋势提出的警示完全具有先见之明。随着社会共识的逐步形成和财力的增强,全社会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较之当年是大大提升和完备了,我们对自己为“积极老龄化”做出贡献就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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