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子丹

小披头士的童年

2002年初夏，雅虎和其他一些音乐网站都在热炒北京铁风筝乐队推出的一张摇滚专辑《这是我们的秘密》。作为一个带着特殊关切的读者，我心里喜忧参半，尽管乐评人的评价非常高：“铁风筝乐队是中国最老牌的新音乐乐队之一，在90年代中期以强力新秀的姿态出现，并通过频繁的高质量演出巩固了其作为国内一线乐队的地位。乐队主唱虞洋不但拥有极富磁性的嗓音和超凡的音乐创作才能，还在吉他演奏方面拥有极深的造诣……”

我与这支乐队的关系始于32年前。那年盛夏，大姐产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婴，姐姐姐夫给他们的儿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虞洋。出院那天，我到婴儿室去办手续，看见长条摇篮里所有孩子都在安安静静地酣睡，只有一个小Baby正在哇哇大哭，声音嘹亮。哭声向我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就是他！果然，护士核对了号码之后，从中间抱出来的正是张嘴大哭的那一个。20年后，得知虞洋放弃了大学学业，开始了前途莫测的摇滚生涯时，我突然体味到当年那一幕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味，他不是一出生就已经暗示我们，摇滚对于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吗？

虞洋从小就是一名特殊儿童。在他长大的过程中，虞洋带来的快乐曾经那样完整地覆盖了我们相关的记忆。比如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大叫说：“妈妈，我肚子痛，可能是要生孩子了吧？”

在学校里，虞洋是个聪明孩子，却不是一个乖孩子。记得他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精心准备了一堂公开课，讲解一则烟囱和烟的寓言，全文大意是赞美烟囱脚踏实地的形象，批评烟轻飘飘的作风，在故事结尾，高高在上的烟正向地面上的烟囱夸耀自己的眼界呢，一阵风来把它给吹散了。老师总结说：“你们瞧，烟一骄傲就被风吹散了吧。”虞洋马上举手要求发言：“要是烟不骄傲它不也是会被风吹散吗？”老师被晾在讲台上，不知怎么回答他。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大姐不止一次被老师传去谈话。有一次大姐去晚了，教室已经锁门，只见虞洋正趴在门口的垃圾桶上抄课文呢。他因为又一次提出类似问题，被老师罚抄写课文一百遍。

对虞洋这些轶事，我那时是当轻松的笑话来听的，听完之后，留下的印象只有快乐。现在想来，这些听来轻松的笑话里，其实包含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后来虞洋对正规教育的逆反心理，很可能就是从这一次次被我们忽略掉了的“过节”中生长出来的。身为科研人员的姐姐姐夫对儿子前途的设想是读大学读研究生，但比起一般科研人员，他们还多出一点浪漫情怀。他们都是西洋音乐爱好者，当年是在北京大学业余手风琴队里开始了他们的恋情，这使得他们对少年虞洋沉迷于音乐的状态多了一些理解。读小学的时候，虞洋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和电子琴，爷爷家的钢琴、黑管、长笛等一应俱全的西洋乐器，要是他想摆弄也唾手可得。到他成为一名中学生，家里的各种音乐磁带和唱片更多得哪儿都是，只要虞洋在家，家中的录音机就分分钟开着。等到父母发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他的学业时，一切已经为时晚矣。虞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读了一年书，终因不能按时上课和参加考试半途而废。这种情形让他的父母开始苦恼，虞洋与父母的冲突在所难免。于是有了虞洋的厦门之行。

成长的苦恼

网上的乐评对虞洋此行有个简单的陈述：“在虞洋19岁那年，他为了理想，背上吉他离开了家。那年的夏天，在厦门一家破旧的小医院过道里的座椅上，发着高烧的他身上只有两元钱了。而后他结束了流浪者的生活，回到北京组建了‘铁风筝’。”一个当年让人们目瞪口呆的出走事件，如今被冷静地总结为“为了理想离开家”。可在当时，它无论如何是要给亲人们带来痛苦和伤害的。想必怀里揣着两块钱坐在异乡小医院的过道里打点滴的虞洋，心里也不会有多轻松，回家后他用拳击手套给家中的大立柜和门所留下的累累伤痕，可以证实他那个时期的紧张与焦虑。在他的一张专辑里，一首名为《鼓浪屿》的歌被公认为该专辑的主打曲目：“……南海姑娘坐在岸的对面/头上是高楼和比萨饼/在这夜晚看飞机飞过/想我的城市在北方……”向我们传递了19岁的虞洋思乡的惆怅。

按一般理解，摇滚乐跟风花雪月没有多少关系，倒是与痛苦磨难有不解之缘。在循规蹈矩的人们看来，摇滚乐手的痛苦多少有些自作自受的成分，这种成见源于摇滚乐的发展史：上世纪60年代，当它在西方开始作为一种反叛社会的形式流行起来的时候，这个队伍里不乏放弃了优裕生活的富家子弟，他们在耳垂、鼻翼甚至舌头上挂上金属环，带上长了皮癣、疥疮的老狗在街头露宿——不是自作自受又是什么？虞洋放弃学业、出走他乡以及在他乡的贫病交加，在他的亲人们眼里，说得难听点就是自作自受。家中暖融融的房间里，柔和的灯光夜夜为他亮着，父母温存的怀抱每时每刻迎着他，可是他似乎并不需要这些，宁愿去那个无亲无故的城市里寻找其实并不存在的机会。谁也弄不懂，这孩子到底着了什么魔。

虞洋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摇滚之路。1993年初在北京的一间小平房里，他发起成立了铁风筝乐队，三个伙伴里，有两个跟他一样，也是进了正规大学，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摇滚发烧友。据说乐队名字是由抽签决定的。一只铁风筝怎么能飞得起来？虞洋对我的质疑不作解释，只是胸无城府地笑着说，这才酷呢！

“酷”在年轻人的词典中是一个万能形容词，其内容复杂到只能随机而变、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程度。对于虞洋而言，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好久以后我才悟出了一点：铁风筝永远不能像纸风筝那样，凭借好风的力量扶摇青云之上。记得一个做娱记的朋友，听我说外甥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无限沉痛地说：“他怎么爱上了这一行？你要知道，在现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等于走进了死胡同！”

虞洋从来没跟我谈起过他有多艰难，他不是一个善于陈述、善于表白的人，而且他知道他的选择在长辈中间找不到真正的支持者。两代人之间的疏远在所难免。

绝缘的代沟

按我多年的习惯，每次出差北京都在大姐家住宿，当虞洋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要是我回去晚了，他会到地铁站去接我。看到他单瘦的身影在冬夜的风里哆哆嗦嗦的，我心里感动得咯噔一声响，眼睛也跟着潮了。不知从哪一年起，当我再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虞洋已经长成了地道的青年，也成了我眼中的一个陌生人。他留了长长的头发，宽肩阔背声音粗犷，见了我，略微腼腆却十分淡然地笑笑，对我的问话，能用一个字来回答的绝不用两个字，把一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留给我。大姐发现我的失落，苦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和大姐聊天聊到深夜，虞洋始终没走出自己的房间，等我们躺在床上准备就寝了，突然听到单元大门“哐”的一声响，接着是他下楼的脚步声。听大姐说他又练歌去了，啥时候回来，没准。这一夜没睡安稳，天蒙蒙亮的功夫，才终于听到期待中的开门声。接下去的大半天里多半见不到他的面，早饭自然是免了，中午饭可吃可不吃，到了晚餐时间仍然是饭菜上桌才来，放下碗筷就走。

应该说，这是20岁的虞洋生命中最低落的时段，对于这种状况的背景，我是多年以后通过乐评了解到的：“1994年夏天，重组后的铁风筝乐队再次陷入低迷的状态，虞洋在一个下午从混沌的睡眠中醒来，写下了《这个夏天，我一直在睡觉》，成为了铁风筝的招牌曲目，并使乐队一炮蹿红。”我看到过这首歌词的初稿，歌词所表现的那种与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态度，彷徨迷茫却又无可奈何的颓废情绪，一下子感染了我，让我觉得有些伤感。但那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虞洋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来的真实感受，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里不应该有这许多苦恼和愁闷，我疑心凡此种种不过是对西方流行文化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同时也很为他的处世态度担心。我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姿态，希望他看一看波德莱尔、兰波以及西尔维亚的诗，既然你跟“恶之花”是一路，也得了解这一派的渊源，学习一点技巧。回到海口后，我给他寄去了几本以审丑的主张颠覆过去诗歌传统的诗集，没想到虞洋的读后感是“没什么意思”。也许对虞洋他们来说，技巧一点儿不重要，常识更不重要。这当然很叫人扫兴。

走出“唐朝”的光环

沟通是这么困难，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几年以后，我才明白沟通受阻，是因为我对虞洋们的境遇一无所知。

他们是生活中的另类。长发或者光头的造型，过于艳丽或者混同乞丐的服装，使他们像被打了记号一样在人群里格外突出；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惯让人们觉得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近距离相处还要被他们干扰；类似嚎叫的演唱使他们很难被一般的演唱会和正规演出场所接受，在乐坛上只有边缘一线立足之地。组建之初，为了省钱，他们租了北京城乡结合部一处民房排练，居住环境恶劣不说，邻居成分十分复杂，凡有大案要案发生，总是公安清查的重点区域。有时候正睡得呼呼的，只听见“嘭”的一声房门被踢开，接着就有冷冰冰的枪口顶住脑门，迷迷瞪瞪被带去派出所问话查证。乐队没有任何签约和演出，日子久了，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虞洋常常像老鼠搬家一样，把家里的被褥、衣服、锅碗瓢盆等拿到他们的据点里去，当然全都有去无回。对此，虞洋的父母只能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从儿子那儿间接知道，乐队里外地来的孩子已经贫困到了饭都吃不饱的程度，曾经出现过饿着肚子唱歌，一使劲就晕倒休克的情况。

虽然对虞洋的选择，他的父母一直忧虑重重，但对这些孩子的困境总不能无动于衷。这就使他们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坐视不管会使儿子和同伴们更受苦，伸出援手等于支持孩子向他们原本并不认同的方向走得更远。与此同时，他们也要为儿子的选择承受来自周围人群的压力。在他们居住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小区里，虞洋一伙披头士的出出入入，引起的反应当然不会是良性的。他们不得不听任邻居议论，用沉默来掩盖复杂难言的万千思绪。他们也曾试图让虞洋到电脑公司去谋一份职，可是虞洋总是到那些堂皇的大高楼里上不了两天班，又背着吉他回到棚户区去重操旧业。当最终明白儿子已经决意要在摇滚这条路上走到底，什么力量也难以将他拉回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让虞洋感动万分的事——用多年积蓄给他买了一辆吉普车。因为虞洋们经常在深夜演出结束后打不到的士，很少司机愿意拉他们。至此，虞洋与父母之间为摇滚而产生的摩擦画上了一个句号。对自己在社会上被误解、受歧视的处境，虞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说起夜晚走在街头行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他反而开心地笑着说：“现在我不用怕什么人来打劫了。”我们很难判断他是被长时间的歧视锻炼得什么都不在乎了，还是有意用不在乎掩饰自己内心的伤痛。

在摇滚圈里，铁风筝的发展一波三折。1998年原本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的台湾魔岩唱片撤出内地，铁风筝乐队的唱片专辑成了泡影。1999年又传出铁风筝解散的消息，“原因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虞洋加入了另外一支乐队——唐朝，任主音吉他手。虞洋在与唐朝合作的日子里，参与了他们所有的演出和创作，可是谁都知道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他的所有理想和热情仍在铁风筝身上”（引自乐评）。

加入唐朝乐队，当然使虞洋的个人处境有所改善。他可以跟着丁武他们到全国各地甚至境外去演出，分到比较可观的出场费。唐朝到海口演出的时候，虞洋邀我们夫妇去现场听歌。我们按约定在午夜12点到达演出地点，发现里边已经挤满了年轻热情的摇滚迷。他们的装束千奇百怪，包着头巾的，系着肚兜的，T恤衫被撕去一只袖筒，牛仔裤在膝盖部位剪出两个大洞，什么样的都有。有趣的是，当我们衣冠楚楚走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人们反倒投来惊异的目光，仿佛我们穿了奇装异服一般。当观众席的灯光暗下来，虞洋等人走上舞台的时候，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所有的歌迷都举起手臂，擎着荧光棒或者小蜡烛，狂热而有节奏地向他们欢呼：唐朝！唐朝！地板被他们的跳动跺得发抖，人群像波浪般起伏动荡，身在其中，没有人不被他们的虔诚和热切所感染，就算你心里清楚这里边充满着流行文化和时尚制造者的运作成分。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一曲《梦回唐朝》让所有歌迷听得如醉如痴。我看见虞洋随着音乐节拍晃动身体卖力地弹奏着电吉他，一心想设身处地寻找他此时的真实感受。他认为自己自我实现的目标达到了吗？这就是他十多年来苦苦追寻的所在吗？他会陶醉于这种小范围短时间的辉煌吗？

一年以后，虞洋给了我一个答案，他退出了闻名遐迩的唐朝乐队，回去经营自己仍未起飞的铁风筝。因为两个乐队的排练和演出有时会发生冲突，他只能选择两者中的一个。他选择了铁风筝。

沉重的翅膀

这就意味着他又回到了先前的困境中。亲人们又为虞洋和他的乐队把心悬起来，也为他离开唐朝乐队而惋惜。虞洋的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对我说，唐朝的确非常著名，但他们演唱的曲目已经成了经典。从虞洋的话里，或许可以体会到他站在唐朝的耀眼光环中的心境，作为一个后加盟的成员，经典在他可能只代表坐享其成，比起跟自己的乐队一起演唱自己一个音符一个词句写出的作品，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铁风筝乐队才有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从网上下载的一串长长的名单和并不详细的介绍，可以看出铁风筝是在孩子们的聚聚散散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肯定每一次聚散都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都伴随着乐队命运的跌宕起伏。虞洋几乎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这些，跟儿时一样，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不善于也不重视表白与沟通的人。

打开音响，听着铁风筝的声音，心情并不能因此而放松。第一张专辑的出版是否标志着它的起飞呢？就算它从此起飞，飞翔途中是否会遭遇飓风和雷暴呢？即使一切顺利，它要飞到什么地方才能安全着陆呢？新的忧虑随着虞洋有些苍凉的歌声弥漫在我心头。

我想起崔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的一些话。崔健说：“也许你想问，有一天，我老了，歌迷都离我而去，我还会不会继续做音乐。我做音乐不是为了做给别人听，主要是因为自己喜欢。我个人最欣赏的死法就是死在舞台上，很多我崇敬的大师都是这样死的，我觉得这种死法真是太幸福了。”

崔健的说法能表达大多数摇滚人的心情吗？更具体地说，能代表我们家的这一个摇滚青年吗？我打算问问虞洋。

后记：虞洋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它很真实，并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E-mail。他的信感动了我，让我觉得两代人的沟通，通过不懈努力和适当方式完全有实现的可能。虞洋在信中告诉我，自从2003年铁风筝乐队的贝司手孙澍因病猝死，他解散了乐队，做了一名独立音乐制作人，已经成功担任了几张专辑的总制作，他个人的新唱片也将出版发行，他还应邀给知名歌手姜昕、龙宽九段、李健等人写歌曲，亚洲歌坛小天后孙燕姿的专辑主打歌《完美的一天》就是他的作品。更令我欣慰的是他在信中的一句话：“离开唐朝真是对的,现在我就是‘虞洋’,不是‘唐朝的虞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磕’几年也是正常的。”这让我真切地感到，虽然这一天来得迟了些，孩子终于成熟了。

作者简介：蒋子丹，一级作家，原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