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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奇人高才

(2014-01-08 11:37:47)
 
                      七、奇人高才  

2008-09-03 17:19:30|  分类: 历史人物传记 |字号 订阅
 

                       七、奇人高才

                           邓占云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屯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晋)左思《咏史八首》之七

谈  迁:穷且益坚著信史

范晔在《后汉书·马援传》写道:“丈夫为志,穷且益坚,老当益壮。”意思是,大丈夫立志,越是处在困境的时候,就越应该坚定自己的志向;越是到了老年,志气越应该豪壮。明末清初的谈迁,就是这样一个活的很有骨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学家。

谈迁(1594-1658),明末诸生。明亡后,他改名为“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也有可能是借此表达景仰、效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心情。青年时期,他曾经为南明小朝廷出谋划策,力图恢复,后来南明朝廷准备委任他官职,他感到南明朝廷君臣昏聩,不会有什么作为,坚辞不就,于是回家过起了隐居生活。

谈迁隐居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很多,因此立志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在此后的二十六年间,他背着行李,带着干粮,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广搜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藏在家里。

命运似乎想捉弄这个时蹇运乖的老人,书稿完成两年后的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可恶的小偷盗走了谈迁的全部书稿。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呕心沥血的结晶,二十六年啊,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年过半百的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这个打击无疑太大了!面对厄运,坚强刚毅的谈迁没有沉沦,他说道:“我的思想还在,我的双手还在,怎么能轻言放弃呢?”他决心重写《国榷》。

从此,谈迁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专心致志编撰《国榷》。为了史实确凿可靠,他不顾年迈体衰,不顾风霜雨雪,坚持实地考证,坚持走访知情人。经过四年努力,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部史料详实的《国榷》新稿完成了。顺治十年(1653年),花甲之年的谈迁,携第二稿远涉北京,走访明代遗臣故旧,搜集明朝轶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对史稿加以补充、修订。书修订完成后,他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兴亡之感、身世之悲和亡国之痛。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成为后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该书记叙从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317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谈迁始终不渝的治学精神也和不朽的史书《国榷》一样,留给后人一座丰碑。

谈迁自幼家贫,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书稿谋生,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从不为钱财放弃自己的操守。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县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恳请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来事情果然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1655年),谈迁在北京。新科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帮忙,谈迁一口回绝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与我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那,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秉性耿直的谈迁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甚至不计报酬不计利害。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正所谓正人君子,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顺治十四年,谈迁去山西平阳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参考资料: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

 

武疯子:世人皆浊我独清

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学者中多颠狂不羁之士,他们逞才傲物,做出种种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嘲讽和抗争。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武疯子就是这样一个高士。

武疯子真名叫武恬,是云南南部武定州插甸人,祖辈曾经凭借着军功在卫州当官。武恬作为官宦子弟,喜欢过闲散自在的生活,不爱慕功名利禄。他自幼沉湎于习书学画,饱读典籍,对社会现实自有一套独立见解,对那些不惜出卖自己灵魂而追求功名利禄的小人极为厌恶,但又不能一酬己志,故而装疯卖狂,以示嘲弄。武恬善饮,尤喜狂饮,喝酒不用杯盏,而以口就壶,壶空而不罢休,那时已大醉,醉态百出,或歌或吟,或哭或笑,每每能道出一些人性丑恶和社会弊端,令人不知道他是真醉还是假醉,他闹够了就地酣然而卧。

武恬非常聪明,凡是各种游戏技艺,他看一看就能领悟其中的奥秘,并很快掌握。武定山中,多产细竹,竹质坚而细腻,山里农户常常就山取材,制成各种竹制品出售,竹筷就是其中一种。武恬因为擅长在竹筷上烙绘各种图案而闻名遐迩。武恬在筷上所绘烙的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人物山水,亭台楼阁,日月烟霞,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世人叹为观止,竞相争购,市价顿然大涨,一双筷子可以卖到数百文铜钱。一些贫寒僧道、落魄文士和穷苦乡农,纷纷前来求武恬画筷资助,武恬从不拒绝,有求必应,以精湛的技艺为他们献出关怀之心。武恬的声名也随之传遍彩云之南,各地慕名者纷至沓来,出高价购买,朝廷里那些来云南做官或者游玩的王公大臣,以不能得到武恬制作的竹筷为耻。武恬也由此而结交了不少朋友。自然,以他高洁傲岸、不屑逢迎的性格,也得罪了不少权贵。

武恬原本是一个读书人,起初并没有“武疯子”的绰号。但是他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多事之秋,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倨傲性格只能导致武恬的人生悲剧。顺治四年(1647年),李自成旧部大西军统帅孙可望统兵撤往云南,在昆明看到武恬所画的筷子,十分欣赏,传令武恬星夜赶到昆明,为他制作画筷。但命令传出好多天,还不见武恬到府;于是派人到武定州明查暗访,武恬闻讯后逃匿到深山。孙可望恼羞成怒,派人将他抓住捆缚到府中,又假惺惺亲解其缚,摆上美酒佳肴,拿出金银布帛,以利禄相诱哄,让武恬为他作画筷。武恬根本不吃这一套,双目怒视,傲然不屈。孙可望当场翻脸,亮出刑具进行恐吓。武恬仍高昂着头,瞪着双眼,一声不吭。孙可望被激怒了,下令斩首示众。

武恬被绑缚到集市之中,而神色自如,慷慨赴死,在场的一位头领被他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感动,建议孙可望不要与一介寒士计较,不如放了武恬,使他回心转意。武恬获释回到武定州以后,经常披头散发,满脸满身的污垢,口出狂乱的言辞,不分白天黑夜都在街市上或喜或悲,或歌或哭,并且总是和猪狗睡在一起。“武疯子”的外号,也就由此而家喻户晓。然而武恬并没有真正的疯,他的佯狂,只不过是一种发泄,一种抗争。

随着清军平定云南,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武恬所在的武定州也稍得安定。大劫后的武恬,仍然以烙绘竹筷来谋求生计。他傲视权贵的精神,深得社会各界的敬佩;他出众的才华,更为世人所叹赏。他烙绘竹筷的技艺,更加炉火纯青了;他所烙绘的竹筷,身价也与日俱增。不只云南,就是中原来滇的游者,也以能得到武恬烙绘的竹筷为快。

有一个镇守武定的将领,受权贵所托,召武恬为他烙绘竹筷。武恬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一如既往,傲然而视,以沉默代替抗争。守将大怒,当场拳脚相加。武恬被打得遍体鳞伤,仍不肯屈从。自此以后,武恬开始了更为落魄的流浪生活,或寺庙,或道观,或街头树下,或农家草垛,每每以凝视蓝天白云为乐,最后不知所终,大家再也无法得到烙绘精美的竹筷了。

参考资料:

方亨咸《虞初新志·武风子传》

 

柳敬亭:著名评话艺术家

中国的说唱艺术界,都尊奉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为宗师。柳敬亭是江苏泰州人,老家在泰州市海陵区南门外东打渔湾。上世纪80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来此瞻仰柳氏遗迹,并反复自言自语:“我是寻根问祖来了。”

柳敬亭本姓曹,名逢春,祖籍南通,万历十五年生于泰州曹家庄,他15岁时犯法,被列为拘捕对象,得泰州府尹李三才为他开脱而离家出逃,被迫隐姓埋名,浪迹于江苏南部一带。18岁那年,他渡江南下,以敬亭山为名,并指路旁柳树为姓。他喜欢听人讲故事,后来就学起了说书,居然能够吸引许多市民来听讲,从此开始了说唱艺术生涯。

柳敬亭面色黄黑,满脸长着疮疤,行动随随便便,因此许多人都叫他柳麻子。明末清初,江湖有名的说书艺人有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和泰州柳敬亭,四人的演技各有千秋,但只有柳敬亭更加独特,影响也更大。柳敬亭开始说书不久,为了提高自己的说书技艺,特意拜对说书理论深有研究的莫后光为师,每次从师傅那里学习以后,柳敬亭回到家里,总要聚精会神勤学苦练,反复思考推求师傅点拨的关键和要领。过了一个月,他前往莫后光处求教,莫后光对他说:“你说书,能使人欢乐喜悦,大笑不止了,但是还需要提高啊!”再过一个月,莫后光对他说:“你说书能使人感慨悲叹,痛哭流涕了,但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赞叹地对柳敬亭说:“你说书,还没有开口,哀伤、欢乐等感情就先表现出来,使听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会因你而喜,随你而悲。这样就算达到神妙境界了。”于是柳敬亭就到扬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说书,在豪华大厅的盛大集会上,在溪畔柳荫的独坐之中,人们争着邀请他表演,而且没有一个听众不从内心感到满足,说他演得好的。

崇祯七年,明朝官僚士大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金陵城重现昔日的繁盛景象。当时,名满江南的柳敬亭也到南京说书,他一天只说一回书,定价一两纹银,邀请他说书的人必须在十天前先送邀请函和定金,即使这样,柳敬亭的说书日程也常常排的满满当当,没有空余时间。连侨居在南京的吴桥范司马、桐城何文端相国,也把柳敬亭引为座上客。

柳敬亭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崇祯十三年,他与明朝末年抗清名将左良玉结为知己,曾深入武昌军营劝其竭力抗清,并以说书鼓励士气,帮办军务。清兵入关后,柳敬亭替左良玉出使南京,和南明王朝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疏通关系,南明朝廷称他为“柳将军”。清顺治二年,左良玉病死九江舟中。马士英、阮大铖阴谋逮捕柳敬亭,柳敬亭出逃苏州,重理旧业,他怀念旧友左良玉,回到江南,常常在酒酣耳热之时,向人痛诉左良玉遗事,听者无不潸然下泪。明亡后,清廷厉行“剃发令”。柳敬亭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需要为名,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代衣冠,以寄伤怀故国之情。柳敬亭以后在扬州、南京、清江浦、常熟等地说了十年书。至顺治十三年春,已69岁高龄,他到苏松常镇提督马逢知处任军幕,但郁郁不得志,三年以后,离开军中。

康熙元年(1662年),柳敬亭从淮南跟随漕运总督蔡士英北上至北京,演出于各王府之间,和清廷官僚政客接触频繁,名重一时。三年以后返回江南,经扬州至泰州,后来仍然在南京说书,生活穷困,极为凄凉。至康熙七年,张潮编《虞初新志》时,在酒席上见过柳敬亭,这时柳敬亭已经82岁高龄了。柳敬亭死后葬于苏州。

柳敬亭说的书目,虽然取材于现成的小说话本,但并不照本宣科,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记载:我听他(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与《水浒》的描述大不相同。他描写刻画,细致入微,但又直截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他的吆喝声有如巨钟,说到关键地方,大呼叫喊,声音震得房屋象要崩塌一样。听众一定要不声不响地静静坐着,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他才开口;稍微看到有人附着耳朵小声讲话,或打哈欠伸懒腰的样子,他就不再说下去,所以要他说书不能勉强。每到半夜,抹干净桌子,剪好灯芯,静静地用白色杯子送茶给他,他就慢慢地说起来,声音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高或低,说得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把世上其他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使他们仔细听柳敬亭说书,恐怕都会惊叹得咬舌死去呢!

在语言运用上,他不满足于平铺直叙,而是以轻重缓急制造气氛,以形象化的手法写人、状物。他那种传神的表情、优美的动作,不但体现出他对评书传统表演技巧的继承,而且表现出他对听众心理的深刻理解。他在说书时很讲究节奏,有时像和老朋友说闲话一样,亲切自然,侃侃而谈。每逢开书,低吟定场诗后,以“小溪流水”式的讲述方式,把听众不知不觉地领入故事之中。有时说到情绪激昂时,又以暴风骤雨之势,通过紧凑的语言节奏,使听众精神振奋,醒目提神。

柳敬亭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极为广泛的人生阅历,熟悉各地风土人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会说各地的方言,深知听众的爱好和崇尚。他善于在书词中补充社会生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爱憎融于书中。因此,每讲一词一语,让人听起来,有的像刀枪剑戟碰撞,带甲骑兵突然冲出,飒飒作响,腾空而起;有的像狂风怒号,苦雨泣诉;有的像鸟雀悲鸣,群兽惊骇,使人立即产生亡国之恨,听不清伴奏的乐声,其艺术造诣大大超过了莫后光所说的种种境界。

他在说书中形成的这些艺术特点,一直为后世评话艺人所仿效。柳敬亭擅长说的书目有《西汉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柳敬亭的遗作有《柳下说书》8册100篇。柳敬亭说书60年,一生走遍大江南北,南达绍兴,西到武昌,北到北京,且善于交往各地文化名流,因而在民间赞柳的诗词极多,孔尚任就把他写进了《桃花扇》。

参考资料:

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

吴伟业《柳敬亭传》

黄宗羲《柳敬亭传》

 

甘疯子:危难之际显身手

乾隆年间,江苏上元县有一个姓甘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异常神勇,力能斗虎,蹦得很高很高,跳得很远很远,跑起来脚不点地。甘先生平时很喜欢遨游名山,足迹遍布半个天下;为人很有侠气,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加上他也没个名字,所以世人都叫他甘疯子。

甘疯子游历黄山,喜欢去幽邃的地方,虽然没有人烟,却可以让思绪无拘无束,景观也尽收眼底。走到莲花峰,峰高数丈,四面陡峭如壁,峰顶却很平整,于是甘疯子纵身登上峰顶,但见脚下尽是清幽景致,山顶还有一座清幽殿宇,甘疯子喜不自禁,以为这座殿宇一定没有人居住过,自己觉得是一处武陵仙境。于是甘疯子整了整衣服进了山顶的殿宇,殿宇虽然不华丽,但是盖得很别致,而且很干净,花草树木也很雅致,跟人世间大为不同。

走进禅房,却见到几张床,陈设俗气的很,甘疯子感到很奇怪。于是甘疯子躺到床上,却看见床帐上悬着小木鱼。疯子觉得很有意思,就敲了一下木鱼,忽然听见门“呀”的一声开了,两个美人从屋子后面走了进来,她们见到甘疯子,就想着赶紧避开他。甘疯子却赶到她们前面,作揖说:“我是东南西北之人,没想到会这么唐突,其实我迷路了,您二位能否告知路途?”甘疯子原原本本都告诉了他们,自己如何登上这座山峰,如何到这里来的,等等。两位丽人说:“其实我们都是良家女子,被恶僧虏掠到这里,与我们一同落难的还有十几个人,她们都被关到密室里,已经好几年了,没办法逃,也就忍辱偷生。看你孤零零的来到此地,快快走吧,迟了就没命了。”甘疯子很不以为然,说:“我回去可以,除非先把这个恶僧除掉。”女子说:“你不是吹牛吧?那恶僧臂力绝伦,猛兽都不敢靠近他。如果你能救得我们,那真是我们的再造父母了,否则你也会被连累的。”甘疯子说:“你们不用考虑我,就告诉我恶僧常走的路径,我就能办得到。”女子带着甘疯子出了屋子,指着一道悬崖说:“恶僧往来都在此走,你要小心啊。”说完女子就退了回去。

于是,甘疯子就藏在附近草丛间,全神贯注的等着。等了一会,也没见到恶僧。甘疯子向崖壁下看,见到一个人沿着溪水而来,越走越近,仔细看,是个和尚。这和尚,虎背熊腰,身强体健,背上背着一个大背囊,步履如飞。到崖壁下,和尚紧了紧衣身,蹦着蹦着就上崖了。甘疯子趁他不注意,上去一脚踢在他胸口上。和尚倒地,略一喘息,解去背囊,直挺挺的蹦起来,还没站稳,甘疯子又是一脚,和尚用手格开,甘疯子和和尚都倒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甘疯子站了起来,和尚也站了起来,甘疯子使出全部力气,拼命的踹向和尚,和尚两手抓住甘疯子的脚,二人同时跌下悬崖。甘疯子掉下山来,摔在和尚身上,比和尚伤得轻些,于是趁着和尚立足未稳,击中了和尚要害。和尚瞪着怒目说:“我称雄数十年,未逢敌手,今天遇到你,也是命中注定啊。”和尚说完奋力跳下悬崖就死了。甘疯子回到庙里,对那两个女子说:“我不辱使命,已将那个秃驴结果了。”于是放出了密室中的女子,烧了殿宇,带着她们走下山,问明她们家在哪里,然后把她们一一送回家里。从此,甘疯子名声大振。

甘疯子来到岭南,遇到了一个富商。人富了就有贼惦记,果然有一班贼人准备抢劫这个富商。甘疯子听说有人要抢劫,这还了得?他偷偷地躲在富商家里,还未到半夜,就听外面人马沸腾,火光烛天,富商全家都害怕得要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一会儿,有个毛贼跳到房檐上观察动静,甘疯子就把他杀了,后来又蹦进十多个盗贼来,都被甘疯子杀在庭院里。众盗贼觉得院子里这么安静,必定有些蹊跷,都没敢往里闯。天蒙蒙亮的时候,众盗贼七嘴八舌:“进去的人一定凶多吉少,谁去看看?”有一贼应声而起,刚蹿上墙头,看见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抬头又看见一个陌生人蹲坐在房梁上,一看就知道是高手,急忙哭丧着脸哀求道:“您老人家放我一条生路吧,我肯定不敢再干坏事儿了!”甘疯子说:“你知道自己错了就好,滚吧。”众盗贼看到这情景,抱头鼠窜,做鸟兽散。

甘疯子从屋檐上蹦下来,富商跪谢说:“恩公,您跟我素昧平生,却蒙您高义,救了我一家性命,请让我用一半的家财表达我的谢意吧。”甘疯子坚决不收,富商抓住甘疯子手说:“恩公,您既然不收谢礼,那您看,这么多尸体怎么办啊?”甘疯子说:“给他们好生安葬了吧。”与富豪安葬了众盗贼的尸身,甘疯子飘然而去。

甘疯子救人危难的事情还有好多,大致也与此类似!甘疯子曾经骑驴过河,水深到驴的肚子,驴子止步不前,于是甘疯子就把衣服放到驴身上,举着驴子过了河。

参考资料:

何曰愈《虞初近志·甘疯子传》

 

杨屾:经世致用一布衣

清朝鼎盛时期,一位没有科场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毕生重视农业,并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教育,成就斐然,终于成为古代中国杰出的农学家,这个人就是杨屾。

杨屾,字双山,康熙二十六年生于陕西兴平。杨屾少年时,正值著名哲学家李颐主讲关中学院,他就拜师门下,李颐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杨屾生活的时代,正当清王朝所谓的“康乾盛世”,杨屾却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走的科举入仕道路不同,他矢志于经世致用之学,致力于探索自然与人生,研究伦理和实业。杨屾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设馆教学、致力农桑、从事著述中度过的。

杨屾设馆教学,先后从学弟子达数百人,他向学生讲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时,强调学习农艺的重要性,主张学习农艺应该放在修身齐家的前面。当然,作为传道授业的师者,必须以其昭昭,方能使人昭昭。因此,他在设馆教学之初,就开始着力于农桑的研究。

清初,关中地区既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只种粮食作物。因而这里的老百姓有食无衣,每年都要卖掉一半以上的口粮到外省去换布,结果是衣食皆缺,生活艰难。杨屾见此情景,思索着要为家乡人民的衣着问题,寻找一条解决的新途径。他曾试种棉和苎麻,试种虽未成功,但他却是第一个把棉花引种到陕西西部的人。

后来,杨屾读《诗经?豳风》,受到启发。他认为,陕西古代既然能够种桑养蚕,现在也应该能种桑养蚕。于是他广泛搜集各种农书,博采众长,又采集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寻找出了在陕西行之有效的种桑养蚕方法。并将积累了l3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兴平、周至、户县一带的乡民,争相仿效传习,都大获其利,但地方政府对此事置若罔闻。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较快地推广发展蚕桑种植,乾隆六年(1741年),他上条陈给当时陕西布政使帅念祖,请求由省府出面倡导发展蚕桑。杨屾在条陈中,不仅从历史到现实陈述了推广桑蚕的利益,而且提出了推广蚕桑切实可行的八条策略,建议用规劝和收税的办法巩固发展蚕桑业;要有赏有罚,凡栽桑百棵以上者可以得不同等级奖励。至于桑籽、树苗、灌溉等重要措施,官府也要有统一筹划,与民方便。杨屾的条陈得到帅念祖的支持,不到10年,陕西关中、陕南,甚至陕北很多地方的蚕业很快发展起来。除蚕桑外,杨屾对耕作、种植、畜牧等也有很深的研究与实践。

杨屾在农学研究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非常重视试验,从不轻信传闻。他亲手建立“养素园”,作为植树、园圃和畜牧的研究和实践基地。养素园大约建立在雍正六至八年间,园周围栽种桑树和用材树木,园内间套种各种果树、蔬菜和药材;园中央凿一口大井,安装有水车,供抗旱浇园之用。养素园内盖有房舍,设学馆,藏图书,同时又是杨屾从事农事研究试验和学术著述的场所。“区田”是一项古老的农业技术,为摸清区田的功效,杨屾就带领学生,专门用区田法种了一亩麦子,一切严格按照区田法的要求去做,结果在一亩地上收到了一千斤麦子。杨屾著作有《知本提纲》、《论蚕桑要法》各10卷,《经国五政纲目》8卷,《豳风广义》4卷,《修齐直指》1卷。

在为人处事上,杨屾务求实际,反对虚华,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宏谋听说杨屾的卓著成就,便邀请他到省里研讨学问,讨论实业,杨屾顿时声誉鹊起,达官显宦慕名求见者,门庭为塞。然而,杨屾不为虚荣所动,只是尽力辅助省里倡议栽树、植桑、养蚕,无聊的应酬一概谢绝。杨屾热心助人,服务乡梓,反对旧俗,也是深感人心的。为解决家乡人的穿着问题,他从种桑开始,经过13年的辛苦试验,才取得成效。他的家乡距城镇较远,贸易不便,影响乡人生产生活,他就因地制宜建立集市。农村缺医少药,杨屾就探索脉理,熟习针灸,曾经多次治愈乡亲们多年无法根治的顽疾。他还精于兽医,乡亲们蓄养的家畜患病,他能够药到病除。他以身作则简化繁琐的封建礼仪,改革社会陈规陋习。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杨屾病逝。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没有为他装殓穴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养素园内他晚年读书的明经洞内石床上,周身覆盖着生前喜好的书籍。一介布衣,既嗜书如命,入乎其内,又参与社会,出乎其外,确实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参考资料:

《续修陕西通志》

李凤岐《关中农学家——杨屾》

陈世元:教种甘薯济苍生

清代268年间,仅山东一省就曾出现旱灾233次,涝灾245次,黄河、运河洪灾127次,潮灾45次,蝗灾不在计算之内。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东乃至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灾害是十分频繁严重的,每一次大灾荒降临,劳动人民为了生活下去,除大批逃亡他乡外,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帮助人们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陈姓家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清史里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他叫陈世元。

陈世元,福建闽县人,康熙末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传习甘薯的家庭。1593年,陈世元的五世祖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甘薯藤条从吕宋带回家乡福建,开始推广甘薯种植。此后,经过陈家两代人的努力,甘薯已经成为东南地区红土带百姓赖以食用的主要食物了。康熙初年,为断绝东南诸省对台湾的供应,清政府下达“迁海令”,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在持续二十余年的移民运动中,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侥幸活下来的人儿,在洼地种下了稻谷、麦子,在丘陵种下了陈世元父亲陈以柱带到江浙一带的甘薯苗种……甘薯,从此在长江流域甚至贵州、云南的大山深处处处扎根。

陈世元和他的五世祖陈振龙一样,亦儒亦商,年轻时曾是监生;乾隆初年,陈世元已步入中年,并生养了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乾隆十四年,当陈世元又一次以商人身份来到山东胶州古镇口时,他发现往昔富庶的胶州天灾横行、饿殍遍野。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家族关于甘薯的情结。而他颇有担当、仁爱大度的性格,使他从一开始,就以浩大的手笔、长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虑,在黄河流域推广着百余年前他的先祖从吕宋带来的薯种。

和其他农作物比较,甘薯具有防灾、抗灾、耐旱、耐涝,不怕虫害的特点,而且甘薯对气候、温差、季节、土质的适应性很强。甘薯对土地的要求较低,不宜于种植其它农作物的土地它可以生长;对季节的适应较强,一年当中,有九个月都能种植。甘薯在各地普及种植,虽不能根本改变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至少可以减轻受灾面积,使劳动人民少受或免受离乡背井、颠沛流离之苦。

于是,陈世元毅然放弃了经商赚钱的机会,将陈家世代泽被百姓的光荣传统和坎坷艰辛担当起来。在山东胶州古镇口,陈世元同样进行试种。不过,风险和荣耀,此时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围,他邀约他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加入这个事业。次年,他们集资购买了农具、招募了几名有丰富经验的壮年农夫,垫付路费工钱前往胶州。一开始,古镇口的试种失败了,因为那一年古镇口发生了严重的倒春寒,当地老百姓又不知道藏种到春季萌生,导致成活的甘薯仅仅有十分之二三。

乾隆十六年(1751年),陈世元和友人再次集资,雇人回福建赶运甘薯种子来山东补种。这一年,补种的甘薯大获成功,仲秋时节,他们从地里挖掘出的甘薯,累累垂垂,产量特别大。古镇口居民看着满地如拳如臂的甘薯,先是惊讶,接着就是无比的欣喜。正如陈世元所说:甘薯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为饼饵,可制团饴,可如瓠以丝,可如米以碓,可连皮以造酒,可捣粉以调羹,可作脯以资粮,可晒片以积囤,味同梨枣,功并稻梁。甘薯的种植,部分地解决了粮食不足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时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古镇口的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甘薯对于他们生计的重要意义,于是,当地百姓家家户户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种了甘薯。

陈世元等人在古镇口成功地推广甘薯种植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这一期间,不仅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先后参与,并且,陈世元编写的一本薄薄的《金薯种植法》也开始风行于黄河沿岸。甘薯的传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员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1753年),陈世元命长子陈云携带薯种前往胶州,胶州知州周于智当即出示布告,向胶州百姓宣传甘薯的“六利八大益”。第二年,甘薯传入潍坊,举人王某召集亲邻,一起向前来的陈云学习种植甘薯的技能,然后在各家的田地里广种甘薯。不久以后,山东布政使李渭让人以快板书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宣传甘薯的作用,推行甘薯的种植。

山东之后,是河南、直隶。乾隆二十二年,陈云及其幼弟陈树以朱仙镇为中心,开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与此同时,陈世元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也结伙前往北京通州,不仅试种成功,并使甘薯种植风行于长城内外。而此时,年迈体衰的陈世元,已经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传习录》一书了。

胶州、潍坊、朱仙镇、通州……这些四通八达的地名,不久后让甘薯传习北方各省,传习四海。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生民的视野了。于是,甘薯、玉米、马铃薯和高粱,渐渐成为芸芸众生的主要食物。

乾隆五十年(1785年),全国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为了在河南推广甘薯种植,耄耋之年的陈世元不顾年老多病,率领着儿孙族人,携带薯种,远离家乡,来到河南,推广既能高产、又能耐旱的甘薯,以作为百姓的食粮。这一年十月初六日,陈世元因感受风寒,在河南省病故。乾隆帝闻讯后,对他的报国急公精神极为赞赏,决定赏给他国子监学政职衔,以示嘉奖。

参考资料: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清代乾隆年间甘薯在山东传播的原因及其意义》

 

武  训:行乞兴学感天地

民国年间,在某中学进行的“谁是你最崇拜的人”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学生的回答都是武训!今天,我们年轻的一代,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曾经感天动地如雷贯耳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所展示的精神内涵了。

武训,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于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一户穷苦人家,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七而被人叫做武七。武训从小对读书有着天生的渴望,他经常不顾塾师呵斥去私塾偷听读书。5岁那年,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9岁时,跟着母亲到处讨饭,把讨来的饭食,先将坏的自用,留下好的奉养母亲,乡亲们称赞他为“孝乞”;14岁那年母亲死后就到姨夫家做童工;17岁时开始给地主李廪生当长工,饱尝人世艰辛。更悲惨的是,他在给李家做了三年长工后,不但分文未得,还落了个“讹赖钱财”的恶名,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武训流落到村头的破庙里,愤然不食不语,昏睡了三天之后才醒来。

这短暂的三天,是武训大彻大悟的三天,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三天。梦魇般的三天使他明白:以往受尽欺辱,都是吃了不识字的亏。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对,知识改变命运!只有兴办义学,让穷人识字,才能使他们免受欺凌。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成就了一个名垂千古的人物!

咸丰九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积资兴学。他一年四季,宿无定所,食无定餐,身携一袋一勺,沿街乞讨。此后三十年里,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次讨得到较好的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还边吃还边唱:“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在农忙时经常给富人打短工,还做过媒红,当过信使,只要能够挣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心甘情愿受苦受累。

行乞过程中,为了吸引大家的目光,以便讨到更多的钱,武训也是绞尽脑汁:他先是找剃头匠收买他的辫子,并给他剃了右边头发;后来,他又找剃头匠为他剃去左边的头发,在右边留起一撮来;他在表演“竖蜻蜓”和“蝎子爬”给人取乐赚钱时,唱道:“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兴义学?爬一遭,一个钱,爬十遭,十个钱,修个义学不费难。”在乞讨时,他唱道:“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在行乞过程中,为引逗阔少阔佬们的兴趣,他吃过蛇,喝过脏水,甚至吃过破砖碎瓦,给小孩当马骑。如果说当年勾践卧薪尝胆是图谋日后东山再起,那么武训以近乎自虐的执着,忍辱含垢,只是为了使无钱的孩子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受人欺负。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义举,撼天动地!

人们都知道武训行乞是为了创建义学,所以大多愿意慷慨解囊。武训行乞所得每当攒够10贯钱,就请求乡绅或富裕人家代为经营生息。随着乞讨的款项的增多,他开始购置田地,备作学田。到了他49岁时,已置田230亩,积资铜钱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财产了。这个时候,他觉得创建义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向乡绅杨举人提出创建义学的事情。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他先娶妻生子,然后再办义学。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经过整整三十年的奋斗,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学校建成后,武训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崇贤义塾”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学费全免,办学所需经费就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在这以后,每逢开学第一天,武训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有名的绅士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完毕他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头感谢;对那些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训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畏,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不少学生都学有所成。

光绪十八年,武训又用400两银子在临清御史巷买下宅基,四年后建成“临清御史巷义塾”并正式开学。武训有个哥哥向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知道武训手头阔绰,就来伸手要钱,武训断然拒绝。不久,本县有个寡妇张陈氏,家里非常贫困,竟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来孝敬婆婆,武训听说后,就给了她十亩田,帮助她奉养婆婆。武训平时遇到孤儿老人,也常常送给他们一些钱财衣物。

山东巡抚张曜听到武训的义行后,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张曜同时奏请光绪帝颁给武训“乐善好施”的牌匾。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给他“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周围县乡多尊称他“武善人”。堂邑县知县劝他完婚,以安度晚年。他听后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取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的的读书声中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59岁。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武训去世后,芳流后世,名垂青史。陶行知先生的《武训颂》是这样评价他的:“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近几年来,中国扶贫助残赈灾慈善榜上很少有中国富豪的身影!相形之下,武训三十年持之以恒行乞兴学,已经不再仅仅是对个体理想的实践,而是对人类灵魂深处慈善和仁爱天性的展示!

参考资料: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

孙宝贤《记武训先生兴学事》

张默生《义丐武训传》

 

寇连材:苟利国家生死以

提起太监,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如蛆虫一样寄生于帝王后妃身边的一群令人不齿的小人,摇尾乞怜,卑躬屈膝,为虎作伥,阴险狡诈。远的如唐代的高力士、鱼朝恩,近的如明代的王振、魏忠贤,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然而,太监之中也不乏有所成就的人,比如东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蔡伦,明朝时期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还有一些忠义正直之人,他们身为下贱,但忧国忧民,能够冒死直谏,舍生取义,为后世景仰。被梁启超誉为“烈宦”的清代太监寇连材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寇连材,原名寇成元,进宫以后被赐名“连材”。同治七年(1868年),寇连材生于直隶昌平州南七家庄,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稍大即边务农边自学,不仅读了经史子集中的不少东西,还通过在城里做事的亲友,借阅了在当时比较进步的若干书籍、报章。15岁那年与铁匠营村张氏的女儿结婚,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家庭负担日益繁重。寇连材23岁时,他的父亲寇士通因为与大财主赵灿打官司输了,含恨而死。为父报仇,他毅然来到北京,结果走投无路。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国仇家恨,使寇连材立志报效国家。于是,他亲手自阉,进宫当了太监。

寇连材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而且思维敏捷,非常机灵,深得慈禧信任,被留在梳头房当太监,看做心腹。可是,对于慈禧的揽权干政、专横跋扈,寇连材十分不满,多次劝谏,都遭到慈禧的严厉呵斥,只是考虑到寇连材年幼无知,才没有怪罪于他。不久以后,慈禧派他到奏事处当差,名义上是伺候皇帝,实际上是作为慈禧的耳目,监视光绪帝的一举一动,以便即时禀报。

可是,寇连材深明大义,忧国忧民,对光绪帝的处境非常同情,他不仅没有把光绪帝的思想状况如实禀报慈禧,反而把慈禧的所作所为告知了光绪帝。后来,慈禧感觉安插寇连材没有多大作用,就把寇连材调回她的身边做了会计房太监,不久改派为司房太监。目睹宫中的种种黑暗与慈禧的骄奢淫逸,寇连材愤愤不平,痛恨至极。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积极谋划变法图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派,却不肯革新政治,一方面下令封查北京强学会,禁锢进步思想的传播,准备废掉光绪帝;另一方面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以交付赔款来供个人享乐,置国家与人民于水火之中。寇连材进一步看清了慈禧的嘴脸,忧虑着民族的危亡。在这之前,他曾屡次针对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独揽大权劝谏过,虽遭呵斥并未获罪。强烈的爱国心,驱使着寇连材在思谋良久以后,决心以死进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十日早上,他跪在慈禧的床前痛哭流涕。正在做着美梦的慈禧太后,被哭声惊醒,怒容满面,厉颜喝问:“哭的是哪门子的丧?”寇连材流着泪说:“国家已如此危险,老佛爷(宫里对慈禧的称呼)即使不替祖宗社稷打算,也该为自己想想,怎么还忍心纵情玩乐,不怕发生变乱呢?”慈禧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一顿臭骂,将他赶了出去。

寇连材见口谏不成,就下决心书谏。于是,他向宫中执事太监请了五天假,回到老家昌平,与父母妻子儿女见了最后一面,以示诀别。并且将平日所记录的宫中秘事一册托付给他的弟弟保存。随后回到宫中,把自己所有积蓄分给身边的小太监们。一切安排就绪,寇连材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将平时对国事的思考拟成了十条建议的奏折,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太监寇连材死谏折》。寇连材在二月十五日这一天,将这份奏折当面呈递给慈禧太后。

寇连材所上的奏议共有十件事:一是请求太后不要干预朝政,将朝廷大事交还给光绪皇帝;二是停止兴建圆明园,节省国家财产;三是停止修建铁路,不要劳民伤财;四是严惩卖国贼李鸿章,以平息百姓怨愤;五是重修武备,和日本拼死一战;……但传闻中最奇特的是最后一条,奏折中写到:皇帝至今还没有子嗣,请选择天下贤能的人士确立为皇太子,效仿尧舜禅让之举。

这几条虽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字字发自肺腑,句句可见忠心。慈禧太后不看便罢,粗略一看,不禁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她万万没有想到,作为自己心腹的寇连材会写出这样一个指责自己的折子,于是立即传令寇连材进来受罚。慈禧在恼羞成怒之余,细细一想,担心寇连材背后可能有人在指使,于是就亲自严加审讯。

在慈禧太后的威逼利诱面前,寇连材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一人所为,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慈禧生性多疑,哪肯就此罢休?她非要查个水落石出,就让寇连材将奏折内容再背诵一遍。寇连材从容镇定地把所上的奏折背诵了一遍,没有丝毫差错。再细看这份奏折,上面有不少错字,可见确实是寇连材本人所写。

慈禧太后见审讯没有结果,也无可奈何,不觉恼羞成怒,大声喝道:“本朝律法规定,太监有胆敢议论朝政者,立斩不赦,你难道不知道吗?”寇连材镇定自若地回答:“朝廷律法,奴才自然知晓。但如果奴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死而无憾了!”

慈禧无奈,命令宫里太监把寇连材押赴内务府慎行司囚禁起来,听候发落。二月十七日,慈禧召见内务大臣、工部尚书怀塔布,下谕旨以“内监言事者斩”的朝例,加上“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的罪名,将寇连材由内务府交刑部立即正法。这天中午,寇连材被押到菜市口处斩。临刑前,寇连材神情非常镇静,他整了整衣冠和襟领,向皇宫方向行三跪九叩大礼,又遥向父母叩了头,然后从容就义,年仅28岁。刑场上旁观者人山人海。不少人被寇连材舍生取义、冒死直谏的精神感动得流了泪。

生性多疑残暴的慈禧太后并没有就此罢休,处斩寇连材的第二天,慈禧把和太监们交往密切的文廷式逐出北京,永不许其进京。又把光绪帝贴身太监闻古廷和梳头房太监王四发落到黑龙江宁古塔,不久杀死。从此以后,慈禧对太监宫女们的举止言行倍加警惕,稍有越轨轻则鞭打,重则杀戮。史料记载,才寇连材案发当月,到同年底,皇宫里被杀的太监宫女有20多人。

寇连材作为一名太监,身处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忧国忧民,不惜以死报效国家,这正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精神。后人为纪念这位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太监,纷纷集资在京西百花山上营造寇连材公祠。每逢寇连材忌辰,人们都要前去祭奠。

参考资料:

《甲午战争有关奏折史料》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

 

翁曾坤:苏武再世节不辱

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军队中广为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听笳声,入声痛心酸。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闺,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恭服汉德威。”这首洋溢着爱国精神的歌曲名叫《苏武牧羊》,歌词作者叫翁曾坤。

翁曾坤(1876-1926),字琴生,山东蓬莱人。父亲翁乃同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名富有爱国情操的军人。蓬莱物华天宝,地阜民丰,山情海韵,令人神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多少世人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诞生了多少世人吟咏不尽的诗词歌赋。蓬莱群英荟萃,代有英豪,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的事迹家喻户晓,清代甲午战争爱国将领宋庆浴血奋战的壮举妇孺皆知。从小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翁曾坤,沐浴着家乡的旖旎风光,聆听父母讲述的英雄传奇,汲取着前辈的爱国精神,充满了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翁曾坤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十三岁时,与年方十五岁的吴佩孚成为同窗好友,翁曾坤的学识和人品让吴佩孚大为佩服,而吴佩孚的胆略和豪情也让翁曾坤深为钦敬。七年之后,两人同场考中秀才,翁曾坤名列第一。戊戌变法时,翁曾坤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深刻认识到祖国的积贫积弱,他于是积极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毅然放弃科举改学新学,在北京蓬莱会馆跟美国人狄考文学学习英语、数学、格物等课程,以求报效国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翁曾坤由蔡元培推荐受聘于吉林省参谋处,奉命赴外兴安岭测绘国界地图。翁曾坤从庙街(今为俄罗斯尼古拉也夫斯克城)向西测绘,历经数年艰辛,足迹踏遍林海雪原,东北边陲。沙俄边界的官吏多次偷偷地挪移国界碑石,他多次依据史实提出抗议,声言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丧心病狂的沙俄边界官吏视翁曾坤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逐步蚕食中国领土,他们竟然采用卑鄙手段把翁曾坤掳掠到沙俄境内,囚禁在庙街。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荒凉的不毛之地,翁曾坤孤雁飘零,孑然一身,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亲人。但是,每当想起汉武帝时期受尽磨难而终得归汉的苏武,他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力量,一种精神。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匈奴囚于北海(贝加尔湖)牧羊十九载,心存大汉社稷,心坚如铁石。古往今来,无数热血男儿,从苏武牧羊的故事中汲取爱国精神,磨砺崇高气节,战胜人生苦难。他常常吟诵着著名诗人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未入麒麟阁,时时望帝乡。寄书元有雁,食雪不离羊。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苏武的传奇经历,不知激励了他度过了多少个月黑风高天寒地冻的日子,并促使他写下了《苏武牧羊》这首词,借以自勉。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威逼利诱,翁曾坤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忠贞不屈,丝毫不为之所动。

后来经过有关方面交涉,翁曾坤才得以返回祖国。然而清廷却以惹起外交事端为由,在宣统二年(1910年)把他押解回了老家蓬莱。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耿耿忠心不被理解,翁曾坤气愤之极,郁积于胸,加之常年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后来就患了精神病。1922年,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遍寻好友翁曾坤的下落。当得知翁曾坤在烟台教学时,当即把翁曾坤请到河北相会。

第二年,翁曾坤就把被囚于庙街时所作的《苏武牧羊》一词经过整理之后,交给了吴佩孚。吴佩孚认为这首词写得真切感人,具有很鲜明的爱国意义,赞赏不已。当即命令军乐队谱曲教唱,这首歌很快在国内传唱开来,激励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参考资料:

臧伟腾、戴元良编著《蓬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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