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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乡事、往事渐云烟

(2015-09-21 1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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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章伯钧:乡事、往事渐云烟 

元旦,在干冷的北京城拜见章师明先生。

师明老为章伯钧先生的长子,时任中国农工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章伯钧先生为国家民族求索、奔走的年月,师明老正值年少,与母亲相依为命枞阳乡间。热血青年的章师明,尔后与父亲一样,踏上报效国家之路。

乡间很少有人知道章师明,也很少有人知道章伯钧。而一二章伯钧二三事者,也无出先生“右派”的声名。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章伯钧等5人以外所有的右派平反。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派人告知其夫人李健生:“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以“右派”获罪,又以“右派”留名,这大约就是多数人所知道的章伯钧了。

  1895年,章伯钧出生在枞阳的育才村,6岁时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两个弟弟由两位叔叔抚养。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章氏宗族所办的育才小学。1916年,20岁的章伯钧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1920年,刚毕业的章伯钧即被聘为宣城师范(安徽省第四师范)英语教员。不久,经同乡芜湖道尹房秩五的保举推荐,安徽省长许士英任命章伯钧为宣城师范学校校长。

为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章伯钧先生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学生家长纷纷跟章伯钧要人,闹得满城风雨,并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肖楚女亦将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同样被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免职,章伯钧由此愤然挂冠而去。

1922年,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章伯钧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在柏林大学四年,他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进而在丰厚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坚定了崇尚的真理革命意志。这一切,促其一生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他都“像寡妇守节一样”,用他的一生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坚守自己的理想,致力社会的文明。

   章伯钧为真理而付出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剩下的两个弟弟:二弟章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操劳早逝;三弟章伯仁初留学日本,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清洗中惨遭枪决。

新中国成立,章伯钧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因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19575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章伯钧前去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会上章伯钧即兴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并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这篇刊于1957522《人民日报》 的发言,最终成了章伯钧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划为右以后,章伯钧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原本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章伯钧,此时仍洞悉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当大家都在欢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章伯钧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新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解释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章伯钧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十分满足。是的,对章伯钧而言,所谓的功名利碌,远不能与理想信念同日而语,早在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1969年,章伯钧病逝。一直到死,章伯钧都不断地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每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章伯钧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斯人斯言,斯言斯行——章伯钧,以其人格与思想,令一些人丑恶,又一些人肤浅!

零零星星中,师明老问及若干乡事,道是些家乡情节,桑梓之情。而这些乡事,亦已渐远,多半几乎归于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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