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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倒两个皇帝的明朝清官

(2014-07-28 1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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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雷倒两个皇帝的明朝清官《明季闲谭》http://t.cn/8FyGBie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绍兴府山阴人。

这位被后人尊为蕺山先生的刘宗周,官做得很一般,学问却打理得很出色,算得上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时人称其“世上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研习历史的人,可能对他都很熟悉。

做学问与做官,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业,二者难以兼得。 刘宗周划归清官,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离政治家的距离,就太远了,更谈不上成功——仕途坎坷,可谓其官场小结。刘大师在官场上混得东倒西歪,倒不是政敌算计得太猛,而是他的学问实在太丰富,随便一张口,都能雷倒一片。并且,随时进行。

早在弘光朝之前,朱由检在关键时刻召开的关键会议,刘大师就参加了不少。最初,我留意这等极高规格的会议,并非研习历史,而是困惑于自己小单位的一些琐事。你想,哪怕是计生、维稳这类天字号的难题,跟朱老板交给刘大师的课题比,还不是小巫见大巫?学习学习高层次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端经验,说不定哪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还能一试牛刀。但是,看到刘大师的不同凡响,我可怜的阅历,总被无情地拉扯大了,至少三次——

雷倒两个皇帝的明朝清官

第一次,是崇祯八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开研讨会,借机测试一下阁臣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

雷倒两个皇帝的明朝清官

崇祯帝出了一道应用题——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刘宗周答:“内政既修,远人自服”。旁征博引之后,刘宗周生怕朱由检不能消化吸收,顺便举了舜时的例子,说那时也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也就是来了场集体舞,最后连抗议之类的狠话都没放,苗人立马就归化了。

——你说你搞学术讲座也不看时候,大明朝内外交困,动拳头都不管用了,你还将球踢给礼宾司。好在朱由检很了解刘先生的为人,否则凭他的脾气早拿老先生当内奸砍了。最终,朱由检只对首辅温体仁苦笑了一阵,摇摇头:“迂哉,宗周之言也。”

第二次,是崇祯九年。这时大明朝的国内外形势更加紧张,崇祯帝晚上脱衣睡觉的工夫都没了。刘宗周很负责,主动上了一道奏折,提醒领导:只要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就和谐太平了。朱由检看罢大骂:“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

朱由检虽说发了脾气,但只撕了折子,没有撕人。

第三次,是崇祯十五年。这时的国内外形势,想必大家早清楚了,因为离朱由检上吊只有一年多的倒计时了。

不过,这时崇祯帝得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汤若望提出可以打“核战争”,就是利用西洋先进技术制造火器,一旦成功,内忧外患迎刃而解。但这种重大决策很费银子,需要广大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必须集体研究,共下决心。刘宗周则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的理由是:“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崇祯帝除了生气,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大骂“惶拗偏迂”然后飘过。

刘宗周的这次发言,虽然不涉及“核武器”的可行性问题,但毕竟学问盖人,是意见领袖,就算离题再远,支持队伍还是很大的,明朝的火器研制问题,也就一直没再提上议事日程。

纵观刘先生的一生,他对时评情有独钟,虽然多不靠谱,但毕竟主观故意是好的,所以经常受到组织处理,但处理之后又都是恢复工作。刘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乐此不疲,吃亏不断又不长记性,在于拿自己当“熊猫”:明明是愚蠢,却自我感觉可爱与珍贵;明明一副熊样,还要表现出猫科动物的机灵。

朱由崧南京监国,便是诏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重新上岗后,他不是仅对阮大铖的工作安排发表意见,而是全面总结了朱由检时期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提出当前的工作重点。最受瞩目的上疏,是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一瓢水泼了一百二十四个瘌痢,这就不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反对阮大铖复出,刘宗周的理由是:“阮大铖当年争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诏狱。杀大中者魏珰,大铖指使也,即才果足用,臣等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大铖不可用”。

刘宗周的话,相当言简意,内容也相当丰富:阮大铖过去错误严重,安排使用会后果严重。干部任用要以德为先,再有本事也不行。

刘大师也不看是什么时候,国家现在缺的,就是能摆平事的。真是德才兼备的,早就跑到国外奔前程了。

轮到朱由崧最后拍板,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什么新东东,干脆谁也别灌水,淡淡批评了一下刘宗周,便指示阮大铖正式出来工作了。

还是说一下刘先生。刘先生由于喜欢问事,哪一次党争都少不了他,自己也觉得混得很倒,最终也就辞职了。

在出都门前,他又上了一份《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的忠告。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

对这份施政纲领,福王不是不理睬,而是国情不允许,实在没工夫。

在绍兴老家,刘宗周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专门福王编了本《中兴金鉴》,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宝贵经验,供领导参考。可惜,这本书一直没能送到福王手中。

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遇害。六月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他说:“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一生的政治屌丝,终身的一丝不苟,刘宗周终以一死成就自己的人格,做了一个没用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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