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国内，不可能跑去影院支持国货（老实说，即便身在国内我也未必去得。一方面是早已无所谓失望与希望；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国货价码实在是高得离谱。倘或惴惴之中回头再被告知加了三聚腈氨，那可真就是absolutely ridiculous）。对于电影《梅兰芳》的印象，借助于以往的观影经验和版上众多的述评，渐渐由支离破碎变得面貌清晰，却仍旧不发一言，实在是因为自己无可救药，多是对负面之辞心有戚焉。及至昨天终于down了枪版的来，虽难免粗陋，这么雨丝风片地看去，倒也不碍大事，总算得了发言权。私以为，做为movie-liker，人们对于陈凯歌这部电影要说的话总不及他们要对陈凯歌本人所说的话多。而我自己，也一直想找个由头写写这位导演，就像看过《画皮》，我终于决定要写写周迅一样。算不得影评，更多的是记忆，笔力不及，还望轻拍。

上

与其是说谈陈凯歌，不如说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那个时候，我的京城名校梦破灭，进入一座小城修读医科。这个比我的家乡大不了多少的城市贫乏困顿的文化生活让经历了数年寒窗高压正是“少年心事当拏云”的我倍感“精神上的不自由（编剧李樯语）”。后来每个周末的电影场，我找到了释放的窗口。高中三年，我在一个在影院工作的亲戚家中翻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电影杂志，这对我电影趣味的培养影响至深；而今一场场的电影之后，那些被念念已久的台前幕后的中国电影新势力终于在我眼前日益鲜活起来。入校不久，一个老乡请我看电影，放的正是《霸王别姬》。我前后脚看过张艺谋的《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但《霸》是那样的不同。观影时，你坐在那里，却分明被一种庞大的东西不断推搡、挤压、挟裹、撕扯着。彼时的我，对人生可以说一无所知，包括感情和政治。《霸》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它以磅礴的诗情将人生的真相撕裂开来给你看（对于懵懂之人，这或许是最好的手段），用的是艺术的手段，遥远的年代、遥远的人物，却丝毫形不成情感的缓冲，就如大灾来袭，惊悸过后是茫然，伴随从心底升起的痛无际无边。后来我常常想起那样的镜头：菊仙悬梁自戕，盛装踏袜，绣鞋静静置于一旁，疾管繁弦中一声凄厉——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呵，你要做英勇的人，却往往只收获悲壮的人生。

不久以后的周末，我在一个公园的旧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册书刊，其实就是那种将报章中的文章摘了来自印成册的没有刊号的非法出版物。其中最后的一个长篇采访深深吸引了我——《银幕上的追梦人——陈凯歌访谈录》作者罗雪莹。我现在想，如果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为某人的才华倾倒这种事，一定是当时的情形。我蹲在那里逐字逐句看了几乎整整一个上午，我对卖书人说，你别催我，这书我一定买。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啊，封面又脏又破，我不得不把内页翻出来才能携带。而今，它依旧躺在我一摞装满电影书刊的箱底，已然成为我电影记忆和青春见证的一部分。

差不多从那时起，我就从报章中搜寻关于陈凯歌的消息和文字，曾一度到了看见“陈凯歌”三字就两眼放光的地步。终于，所有人的热望中，捧出了一袂《风月》，舆论于冷静之中一片质疑。此片据说公映不久即全国下线，我在多年之后得以目睹它的真容。老实说，能感觉得出陈在拍这部电影时的心气儿还是很足的，但他的表达显然没有找到良好的载体，放在这样一个不够格局的故事里难免矫情和怪异。我一直认为做为导演的陈凯歌是“成也矫情，败也矫情”。《霸王别姬》是需要大矫情的电影，程蝶衣本是大矫情的人物，而扎实的原著和剧本也禁得起陈唯我纵横，恣意矫情，这种矫情成就了影片的内力和潜隐的助力。由矫而佼，光华灿烂。而反观《风月》，就只剩下一众扭曲的灵魂于江南淫雨之后霉变的空气里兀自消散，空空荡荡，“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别姬”之后的陈凯歌其实有着短暂的迷失，因为他心中的那个自我过于“强大”，以致掩盖了真相。《风月》拍摄期间的磕磕绊绊可以看作一个信号，它似乎开始让人对导演的不可救药的自信产生怀疑。做为“别姬”之后的作品，人们的期待可想而知，《风月》诞生的前前后后似乎是媒体对陈凯歌最为关注的时期，而他也很是乐于以艺术理想的追寻者和（不惮于以）俗世功名的追求者的双重形象示人。记得当时其亮相多是西装挺拔，且是打领结的那种，华发吹起，扭头45度肃立，满面谨严的线条掩不住春风得意。我几天前还重温了当年他以此番形象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用磕磕绊绊的英格力士大谈《风月》的情形。诚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这样的姿态“感冒”，其时一篇大约叫做《记忆的碎片》的采访中有这样的文字：他（指陈凯歌——笔者注）在做人时，不总是可爱的；在做电影的时候，也不总是可敬的。

章台歌尽鸿影杳 少年子弟江湖老 鈥斺 回望陈凯歌1 也许，正是缘于对于《风月》的不甘心——《风月》输得真是惨，除了搭上部分《霸王别姬》建立起来的口碑和大片的市场，他与徐枫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毁于一旦——陈凯歌推出了投资八千万人民币之巨、历时近三年制作、彰显其“深厚国学功底”的《荆轲刺秦王》。1998年10月该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后来不得以弄出三个版本，结果仍是弹多于赞，陈的突围成了自陷，或许是他始料未及。新千年之后，伴随《英雄》等一干大片的问世，人们看《荆轲刺秦王》的目光开始回暖，重新估量其思想和艺术价值，评论渐趋毁誉参半。而影片之所以遭致恶评，在于“陈凯歌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个人的孤愤来恣意书写，这场中国历史上极为深刻的革命，就像比谁的嗓门更大、比谁更能装疯卖傻，谁就有了摧枯拉朽的定力和魄力。这显然已是陈凯歌个人的一厢情愿，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孤愤和大彷徨使整部影片外在的轰然整合和内里的苍白无序变得泾渭分明，并各走各的路了。（陈凯歌的突围和自陷作者苏七七等）”而舞台化的处理错综其间，冲淡了影片的电影感，咆哮和嘶吼不绝于耳，在我们的一次沙龙式的观影活动中曾被紧急叫停，因为大家实在是难堪其累。

2002年5月，荟萃了当代最具原创力的几位世界级导演的短片集《十分钟年华老去》作为开幕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映。身为制作方唯一邀请的中国导演，陈凯歌的《百花深处》被定为上部的压轴片。尽管第二天就获得了“荒诞离奇”的恶评，并且此后该片在威尼斯的放映中陈的短片被取消，但其良好的立意、精巧的构思、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娴熟的场面调度和节奏把握，以及演员准确精到的表演，使这个短片在有强烈文化认同的国内影迷中颇具口碑。陈凯歌在片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老北京的故土之恋，我们从中看到的仍是那个充满怀旧情感的理想主义者陈凯歌。在集体记忆的尘雾日趋消弥的时刻，“百花深处”是陈凯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蓦然回首中的深情一瞥，也是现代进程中的我们投向历史和传统的复杂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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