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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戴荣林同学

(2015-09-18 19: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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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

                                                            追悼戴荣林同学

                                       

我班的戴荣林同学过世已经快三个月了。我是6月底听到这个噩耗的,今年六月份,我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629日出院回家,打开微信《附中人家》,看到了这个消息。我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后来看到消息发布者是我班的盛永钊同学,这就无可怀疑了。感慨之余,我在《附中人家》中写了几句话,以表悼念之情,这是我在《附中人家》上发布的仅有的几条消息之一。

以后几个月,我主要在家里休息,但不知怎么的,戴荣林的事始终在我头脑里盘旋,渐渐地,有关戴荣林的一些往事连成了一片。我觉得,我还要多写一点文字悼念戴荣林。

我写这样的文字可能比较合适:1958年,我小学五年级时转到苏州平直小学,和戴荣林同级不同班。那时戴荣林在平直小学的名气简直太大了,我们很快就认识,并成为好朋友。我们都喜欢体育,从田径入手,短跑、跳高样样练,后来一起参加市少年体校的技巧班,大翻其跟斗,进了初中,又一起开始练体操,参加过省级比赛,以后又一起回到田径,我专短跑,他搞全能;进附中后,我们在一个班,一起生活了六年;我们都搞过一些学生工作,都曾是黑板报《附中青年》的编辑;我们大概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钱振邦老师两次在课堂上将我们的姓名混淆起来,称我们为戴震、顾荣林,引得全班轰堂大笑。

那么如何写呢?中国人有两个习惯,一是盖棺论定,另一是为逝者隐。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这两者都不采用。我们是小人物,勿需大张旗鼓地搞什么评价,作什么结论,老实说,要“论定”,我看也是“定”不下来的,君不见,自古以来,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文章何其多也!而且我也没资格为戴荣林作全面评价,我充其量只是对戴荣林的学生时代有所了解,对其离开农村后的情况则一无所知。为逝者隐,我看也大可不必,如果对逝者大有意见,在追悼的文章中却必须大唱赞歌,这多别扭啊,又何苦呢!我就当戴荣林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出长差,我们回忆他的往事,其中难免也会作一点评论,其实,我们评论戴荣林,正是在反思我们自己!

戴荣林反应快,接受能力强。就拿我们都喜欢的体育来说吧,除了田径、体操,排球、足球也是他的强项,他个子不高,但篮球打得很好。有一次,我和他打乒乓球,他边打边告诉我,乒乓桌上有三条线路,还告诉我,将球板用力往上一拉,球就成了弧圈球,我真是十分佩服:他从哪里学来这些知识呢?反正直到今天我还是不会拉弧圈球!

戴荣林组织能力从小就比较强,不管在小学,还是在中学,他一个人就能搞成一项活动。

戴荣林口才很好,后来我见过不少能说会道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十分饶舌的人,我总不由自主地会将他们与戴荣林作比较,坦率地说,能出戴荣林之右的人并不多见。

戴荣林比较接地气,很早就对社会上的情况有所了解,比我们这些书生气比较足的同学强得多。

开始时戴荣林还是很用功的,小学毕业考试前他曾来我家约我一起复习功课迎考,那天我正好借到一本《济公传》,正忙着看小说,见到这情景,戴荣林大不以为然,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那不屑的眼神。其实当时我并不太知道复习功课是怎么一回事,后来那一套学习方法都是进附中后才学会的。由于用功,那时戴荣林的学习成绩也很好,钱振邦老师公布的考试成绩单上,戴荣林多次得到299分(二门100分,一门99分)。

戴荣林还会搞些别出心裁的事。高中时,他宣布,他以后要学生物,记得当时班上没人准备学生物,童光宇老师大为高兴,又是给他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又是给他补习一些其他知识。我后来想,戴荣林可能真有点直觉,生物学不是成了二十一世纪最热门的学科!

有一件事我直到现在还是想不通:大概从高二开始,戴荣林突然不用功了,不用功也就算了,然而戴荣林还做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怪异行为:每逢考试,他总是抢着交头卷。头卷是被他抢着交了,成绩却不怎么样,后来慢慢降为中等水平了。

戴荣林这样做目的何在呢?莫非他企图炫耀?在一个40个学生,数学毕业考试29人拿满分的班级里,他又能向谁炫耀呢?

我想可能那时戴荣林已参透玄机,知道要在社会上混,我们大部分同学所看重的那一套根本没用!就是说,那时的戴荣林,根本没把学习成绩放在心上!

戴荣林和不少同学生分是在文革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来校“帮助闹革命”的解放军的支持下,戴荣林对全班同学排队分等,不久形势剧变,那份材料暴光了,于是舆论大哗!就我来说,由于涉世太浅,见到这份材料,我是吃惊多于愤怒。

将近五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这件事。我觉得,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中,这件事的发生是正常的。要知道,当时的理念是: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要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然,具体实施的方法及力度大有讲究。

这件事带来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以后对党务工作始终退避三舍,我只搞业务,有一段时间要我兼管一些党务,我基本上是放任不管,只要能敷衍过去就行。这可能也有点过头了。

后来我们一起去昆山石牌插队,戴荣林很早就离开了农村。1973年中我在五卅路体育场附近遇见戴荣林,他已经回到苏州,我那时还在农村,所以那次除了讲几位同学的情况外,基本上是我听他吹。

以后听说他在苏州大学基建处工作,80年代中期,我在苏大读过三年干部专修科,在这期间遇到过袁沧洲老师(他那时是苏大副校长),但没见到戴荣林。

直到2004年,我为一点小事到戴荣林家去看了一次他,这次我们海阔天空说得很多,我知道戴荣林自信,自我感觉好,不象我,总带着一些淡淡的忧郁,但他老兄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于是我忍不住问他一个问题(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戴荣林,我掰着指头算,我们班里的同学,如要做官、做生意,你是排第一位的,怎么你既没当官,又没做生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戴荣林被我问得一愣,随即乱以它语。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尖刻,但我决无讽刺之意。其实我是为戴荣林惋惜,象他那样的人才,实在应该多做一点事情。

一个人想做点事并不容易,首先你必须抓住机会!即使机会抓住了也不等于事情就成功了,你还得有几分执着,有时真需要耐得住寂寞!记得陕西作家贾平凹有一部小说,名为《浮躁》。我并不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但对他提炼出“浮躁”这个词钦佩不已,这个词很精确地刻划了这几十年许多国人的特征!

戴荣林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据我了解,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很满意的,这就好,我们为他高兴。

一位多年同窗共读的老同学长行了,我们总得送送他,我谨以这篇迟发的短文为戴荣林送行!

呜呼!戴荣林走好,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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