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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诗意

(2009-04-26 02:31:33)
标签:

词人

五言

诗体

台阁

刘麟

湖州

分类: 来回湖州

    江南各地,从东晋开始,一直连绵不断出现了一群群的诗歌群体。“兰亭诗会”、“初唐四杰”、“江东三罗”、“四灵诗派”、“江湖诗派”、“越中诗派”、“浦中诗人群”、“前七子”、“后七子”、“公安”、“竟陵”、“前浙派”、“秀水诗派”等等,诗词不仅是士大夫娱情的一种,也是参政议政的一种,更是表述志趣情操的一种,总之,曾经是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日常表达形式。而在这众多的诗词群体中,湖州以她特有的山林湖泊,孕育了一种隐逸高洁的诗词意味。这种意味就是闲适、孤傲、情趣,专注于个体生命的价值,执着亲情友情之间的温情,与台阁的官方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的自由放浪。

    从东晋至民国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湖州的诗词象湖州城外的山峦,绵延不绝又跌荡起伏,随意翻开几页,处处是美妙绝伦的音律。

    第一个对中国诗词有重大影响的湖州诗人是南朝诗人沈约。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德清武康镇)人。“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赫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则诵之,遂博通群籍。”(《南史。沈约传》)他善作文,历仕宋、齐、梁三朝。48岁时完成《宋书》。73岁卒,谥号“隐”。在诗歌中,他研究“四声五音”之说,将其引入诗歌,倡“四声八病”说,首创“新体诗”,要求诗歌在用字上必须按一定的声韵规律组合,以使诗歌朗读时能抑扬顿挫变化,遂使原来较为自由的来源于“诗经”“楚辞”诗体形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后人称这种诗体为“永明体”。它是唐代五言格律的前身,已经初具格律诗的规模与要求,唐代五言、七言格律诗正是在些基础上进一步严密、完善。
    这种诗体上的变化固然重要,但对湖州而言更大影响的是他带来的地域性、家族性诗人群体的形成。沈约代表的武康沈氏家族,出现了沈约、沈庆之、沈满源等一个沈氏家族诗歌群体。同时代,在吴兴乌程即现在的湖州市一带,也出现了丘灵鞠、丘迟父子为代表的丘氏家族诗人群体。这种地域性、家族性的特征,成为湖州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其绵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成就之高,十分罕见。比如,到了明朝的“苕溪五隐”与“岘山逸老社”,就是这种地域性、家族性的延伸中的典型例子。正德戊辰(1508),刘麟三十四岁,移居湖州,与吴珫、陆昆、龙霓等交往并结社,最后由于孙一元的移居湖州加入,遂称“苕溪五隐”。“苕溪五隐”社以五人为核心,同时存在一些外围的学者和诗人,如凌震(时东)、严凤(季祥)、施侃(邦直)等人,与刘麟交厚。这个湖州诗歌群体中,吴珫是巨族,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而刘麟是精神领袖,孙一元是个性先锋。这个群体不仅都居住在一个区域,而且相互缔结婚姻。如刘麟与吴珫是姻亲,孙一元与施侃是连襟。这个群体密切活动了大约有四年,经常徜徉在湖州岘山间呤诗作画。岘山是湖州城外最近的一座山,几乎是湖州的南大门。这座山对着苕溪水汇成的大湖碧浪湖,湖光山色自不必说,最要紧的是山上有一尊“苍石洼樽”,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岩石上水蚀风化成一圆形水坑,形似酒樽,可容酒5升。唐开元年间,李适之出任湖州别驾,常与朋友登岘山,饮酒赋诗,一醉方休。洼樽附近特意为此建了一亭子。李适之当宰相后,洼樽因此而闻名,人称“李相洼樽”。唐颜真卿在湖州做刺史时,也常与湖州诗人们在这儿饮酒唱和玩联句游戏,所以岘山是湖州诗歌的圣地。“苕溪五隐”是一群崇尚复古意趣的诗歌群体,自然更是追随过往诗歌先贤的足迹。这个组织后来因为孙一元的去世而松散。但刘麟这个精神领袖在,其后又与湖州的其他诗人组成了“岘山社”、“岘山逸老社”诗歌群体。“岘山逸老社”前后历三十余年,以唐枢和刘麟倡结“岘山社”为发端,人员众多。清人朱彝尊撰《静志居诗话》卷十一“韦商臣”条:“(韦商臣)与蒋恭靖瑶、刘清惠麟、孙佥事济、蔡同知玘、唐主事枢、陈参政谟、顾尚书应祥、吴太仆龙、朱太守怀干、张通政寰、施知州佑、李知县丙(即徐丙)、吴副使麟、□(缺字)参政龙一十五人,结‘岘山逸老之社’。……南苔(韦商臣)《秋社和朱霅峰韵》……霅峰者,名云凤,乌程人,官刑部主事,盖续入‘逸老社’者。”据此,“岘山逸老之社”后来扩大成为有十六名作家的湖州诗人群体。汤世贤等人出资修建的逸老堂成为刘麟等人结社的固定场所。刘麟、唐枢等人去世后,到了万历年间,许孚远等人再次在岘山结社。许孚远(1535-1604)是唐枢的学生,由湖州知府陈幼学“置田供会”。从刘麟退居湖州结“苕溪五隐”社,开始以岘山为名结社。至万历年间,许孚远复举社集,这个以“岘山社”为名的诗酒结社时长达九十余年,师友相传,明代文人结社鲜有其匹。岘山社成员的著述颇富,据《吴兴备志》、《千顷堂书目》等志书,有陆昆《吴兴名贤录》若干卷、孙一元《太白山人漫稿》五卷、施侃《菁阳集》四卷、凌震《练溪集》四卷、《凤笙阁简抄》、唐枢《木锺台集》三十二卷(嘉靖三十五年刻本作三十卷)、《辖圜窗杂著》一卷、《激衷小拟》一卷《易修墨守》一卷、顾应祥《崇雅堂全集》十四卷、《读易愚得》一卷、《惜阴录》十二卷、《授时历法撮要》一卷、《归田诗》四卷、《人代纪略》四卷、刘麟《刘清惠集》十二卷、《刘清惠集》不分卷、《坦上翁集》不分卷、陈良谟《见闻纪训》二卷、《〈尚书〉纂言》、《天目山房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张寰《川上稿》二卷、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一卷、韦商臣《南苕集》一卷、孙济《苕溪集》、孙承恩《易卦通义》、《孙文简公集》二卷、许孚远《敬和堂集》十卷、《学庸论语述》五卷、《左氏详节》八卷、《乡饮会通》、《周易述》一卷等,不乏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明朝的这些湖州诗社内部之所以如此紧密联系,除了血缘、地域上的这些温情联系,更是一种精神上价值取向的同一。这种统一的价值取向,便是对自由山林生活的认同。诗歌群体中刘麟、孙一元这些外来重要人员之所以能够最终在湖州定居,主要是因为湖州有一种隐逸自在的山林气质。他们崇尚的山水只是外在的依托,真正的内在山趣在于他们对正统体制的蔑视,并在意识上与现有政权及世俗生活主动分离。以孙一元(字太初,原为秦人)为例,他的身上具有显明的非体制化或反体制化特征,如身世隐秘,行踪不定,衣着奇异等,其前一段以漫游为生,且有较重的江湖侠士习尚。后期定居湖州,与刘麟、吴、龙霓、陆昆结社以游,时称“苕溪五隐”,由此确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翰林交游方式的、更为脱俗、自主的在野生活的范型。但这些人都是从官员政治家庭出来的,有些只是暂时脱离台阁政治舞台,或是被贬或是丁忧,所以对民生政治,还是抱有特别的使命感,他们的诗歌广涉战争、寇乱、腐败、贫困等当代内容,这些诗带着浓厚的在野党的政治意味,具有批判性、悲观性,与台阁诗的牧歌基调截然有别,是一种借诗歌议政。这当然与正德万历年间在野党势力的日盛有关。同时,他们的学术上,也表现出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并影响到社会的知识选择流向。他们中的有些人拒绝参加科举考试,轻视功名,也轻视以经义之学为主体的官学,重视杂学的繁兴。对医术、地理、数学等杂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有通一种的,也有通数种的。如孙一元善“玄虚”之学,“宏才广识,知兵晓吏事”,吴珫“著书有《三才广志》、《史类》、《文编》,凡千卷 ,顾应祥著有《授时历撮要》、《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孤矢算术》。他们纷杂的知识体系已远非过去的正统官学所能涵盖,也无需获取体制化的认可即有自身价值,有自己的知识属性、流通方式及消费者。他们这个群体,据于他们“退朝”这个特殊的身份,更多的关注于自身在政治上的作用与著述上的留名。

    明朝湖州诗人的这一种山水在野状态及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在唐朝时早已经形成,唐朝的“韩孟诗派”也即“苦吟诗派”的代表人物孟郊,就是一例。孟郊,(751年-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人,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直至五十岁才中进士,五十岁任溧阳县尉,因不受重用而流连山水、吟诗作赋,不务公事,让人代为拟事,分其俸一半。六十四岁时,郑余庆招其就任兴元军参谋,卒于上任路上。孟郊长于五言古诗,由于长期贫困受压抑,其诗多写贫困及不平,诉说穷愁孤苦,用字力避平易浅俗。他在诗中表达的贫病痛楚,怀才不遇、有志难平的无可奈何,契合了许多落魄书生、贫民百姓的痛苦。这种对个体生命生存过程中的痛楚感受因为他的才气描绘得更加让人震撼。这种完全观注于自身存在状态的诗歌,较之明朝诗人们的诗体,更加纯粹自然,不带有政治上的功利。而当时湖州还存在着一个与孟郊苦吟诗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的诗人皎然。皎然,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卞山(今浙江长兴)人,中唐著名诗僧。是谢灵运的第十世孙。著作有《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今不见传,另有《杼山集》十卷、《诗式》五卷等传世。《诗式》是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重要的诗歌理论之作。此书主要从艺术手法上论述作诗的概要,在诗歌的取境、用事、品藻、四声等方面提出要求,总结出诗歌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七德”、“五格”及“辨体十九字”。综观而论,他提倡的是诗家的传统“中和”观点,强调的是平和、稳妥、蕴藉、怨而不怒、情而不溺、巧而不奇、近而意远。这些诗艺上的审美要求,是与他的生活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与他的诗书画群体成员颜真卿、陆羽、李冶、阎士和、刘长卿、张志和等人,奠定人湖州人延续至今的百坦荫凉的悠闲气质。

    湖州城外向西南行13公里在处,有一座叫杼山的小山。究竟有多小?陆羽曾经用脚完整地丈量过,是一千二百步。不过,那个时候的人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二次为步,所以按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二千四百步。那也还是小的,听上去象是一个小规模的公园。山虽小,却有三百尺高。山顶平坦似一张桌子,在周围群山之中举着,以清风青翠供着。山上遍植桂树,每年秋天,整座山象是一支巨大的点燃的蜡烛,散发着浓郁的甜香。唐大历八年,也就是公元773年10月21日,桂花又香醉了整个山头。湖州城里的文人墨客,一个个坐着吱吱哑哑的船儿,顺着这阵香气,摇过长长的苕溪,来到了山下的渡口。苔溪里苕花正漫天飘白着,客人们的身上、头发上、眼睛里都有一层雾蒙蒙的白。来不及抖落花絮,他们又被桂花的香气浸染了。桂树嫩绿闪光的叶片,衔托着粉白色的花萼,他们折得一枝二枝,闻着,慢慢悠悠地上了山。“群子游杼山,山寒桂花白。绿荑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好景致好心情。可今天他们不是为桂花而来的。他们是来看一座新建成的小茶亭的。只是一座不越方丈的小茶亭,可连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政客都来了。这个叫湖州的小城,好山水,好喝茶,好吟诗,好讲佛,好谈道,反正就是好玩,什么好玩玩什么。谁想出一个好玩的物事,大家必蜂拥而至。
  茶亭在山上妙喜寺侧。妙喜寺为南朝梁武帝(502-557)时所建,于梁大同七年(541)五月武帝于寿光阁会所司奏请置寺额。萧衍帝以东方有妙喜佛国,因以命之。旧置于湖州西金牛山。于唐高宗时将妙喜寺移建于杼山。在公元773年的这一天,也有二百多年历史了,算得上一座古刹名刹了。寺里的主持便是皎然。这是一个冲动的、热情的、面对死亡万分悲哀的一个人。他一生都在寻求如何面对死亡。他先是企图寻找到长生不老药,做个不死的仙侣。《杼山集》卷一有《五言南湖春泛有客自北至说友人岑元和见怀因叙相思之志以寄焉》一诗,其中有“资予长生诀”之句,下有小注云“予尝授以胎息之诀”,表明皎然早年学过道术,知胎息之方。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想。绝望之际,他又找到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否认自己的生存。既然死是不能避免的,那就消除生吧。没有了生也就没有了死。他便又一心使自己成为佛前的一缕空气。佛与道,不过就是这样同在与死亡呕气。于是,这个迷惘的痛苦的男人,徘徊在道家奇异鲜艳的炼丹炉与禅家般若空宗“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五言白云上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的青灯之间。一会儿是焚身如火,一会儿又是如置冰窟。但禅与道注定都不能帮他,只是使他更为痛苦罢了。但湖州是个没有深沉痛苦的地方。这里的山不高,但一座座绵绵不绝;这里的水从天目山下来,溪长湖大,桃花荷花苕花梅花,不一样的四季,一样的烟雨迷朦。那些失意的外乡人来了,不知不觉也吟起了诗,忘记了难过。王羲之这样,苏东坡这样,杜牧这样,颜真卿也这样。而米芾、张志和等人,更是进了这山水,再也没有出来过,谜一样消失在里面了。苔溪是一条忘川,喝了她的水能让人忘记忧愁。皎然从小喝着他,骨子里早已经留不住长久的痛苦。有一天,他看到一段文字,道是房琯早岁隐终南山,往往闻湫中龙吟,后一僧以铜器拟之,大得房琯赞赏,大历间传至桐江,皎然戛铜效之,“以警深寂”。旁边其他和尚笑他,皎然曰:“此达僧之事,可以嬉禅,尔曹胡凝滞于物,而以琐行自拘耶?”从此,皎然自谓“达僧”了,放歌纵酒、交游名宦,吟咏情性。做回了一个热情的湖州男人。他的《杼山集》里,几乎都是他与友人送别、相聚的浓情,真诚、热烈,全不见一点出世之人的冷漠,甚至是感慨。正是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接纳了流浪至湖州的陆羽,并与陆羽结成了四十多年的忘年生死至交,也让颜真卿编了四十多年没有编成功的《韵海镜源》,在他的妙西寺的招瘾院里一年就完成了。他将杼山这座小小的山头,变成了儒、释、道合流,诗、茶、禅合一的格局,使它成了湖州历史上最辉煌的山头,也使山上这座小小的茶亭成了湖州人永远的骄傲。

    唐以后,北宋诗变为重议论化、散文化,内容大多与政治有关,南宋诗透着浓重的爱国文义情愫,这些都与皎然们留下的平和散逸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湖州诗坛上少有精采之作。但却在词上,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张先。他的词描写士大夫的诗酒生活、怜时惜春、男女相思等为主。在技术上常用长调慢词,使叙事、写景、抒情更为曲折多姿。他与柳永两人,是开创新词风的词人。在他之后的刘一止,湖州归安人,也是有影响的湖州词人。他继续保持了张先等的北宋词风,细腻深沉中呈现清丽旷达,对国家大事很少提及。当时正经历“靖康之变”,国破家亡时刻,另一派词人在词里奋起呼喊甚至投身战斗。直至宋末,国家已经完全沦陷,在遗民词人群中,湖州词人周密又浮出了水面。作为“清空派”词人的代表,周密对那种对亡国遗民的深切细腻感受,便他成了宋末词坛三鼎甲之一。他可以将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亡国之恨之情写得十分优美,将心情写得深沉凄哀。即便哀怨痛苦也是惟美的。湖州人可以为一个家园的失去而悲伤,却不会参与政治争斗的呐喊。悲哀、绝望正是成就一首好诗的条件之一,周密这样,赵孟頫也这样。作为一个前朝王族成员,却出仕为新朝庭服务的人,他的诗,充满了自责、矛盾,真切表达了自己的自怨自艾。诗风几近陶(潜)、谢(灵运)、鲍(照)之诗,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七言格律诗,清丽委婉,深沉细腻,犹如其书法,于俊美柔婉中蕴深长情味。他的诗到达了整个元代前期诗歌的最大成就。他的整个家族,赵孟頫夫妇、父子的诗文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声名。这种亡国之恨,也正是清朝诗歌得到空前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湖州诗人、词人及其留传作品之多,为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及。湖人陈焯、郑遵佶的《国朝湖州诗录》、《续录》收录至道光间的诗作者达一千二百人(见“市志”)。仅就叶恭绰《全清词钞》、朱祖谋《国朝湖州词录》统计,湖州词人有一百四十四人,其中有词集的九十三人。其次女诗人、女词人大量涌现,《全清词钞》所收录湖州籍女词人有十九人(含外地嫁来湖州的),而且都有集子。晚清词坛更出现了朱祖谋这样的大家。朱不仅创作成就突出,而且在整理、出版词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湖州的诗人们创设了湖州城的闲适、温情的气质,从唐开始,到宋、明、清,一直带领着全城的湖州人,自始自终浸淫在这种气质中,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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