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二战亚洲日军修建的盟军战俘营(日军称为“收容所”、“看守所”、“刑务所”、“俘虏所”、“留置场”)到底是不是集中营?希望大家都来发表看法，愿来一个大讨论。
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是法西斯集中营
萧枫
二战虽然远去，但二战的历史永远铭记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不会随着记忆的远逝而被遗忘。特别是在欧洲波兰的奥斯威辛，因为纳粹德国修建了其最大集中营而闻名于世，残害各国共150余万战俘和普通百姓，有其“杀人工厂”之称，震撼了全世界。
在二战东方战场，倍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蹂躏的中国有没有集中营？答案是肯定的。就在中国的香港、台湾、海南、山东及东北地区，就有着众多的日本法西斯集中营，辽源（原西安县）集中营就是其中的一座。它是日本关押二战盟军高级战俘的集中营，这座特殊的监狱之所以被称为高级战俘集中营，是因为其关押的是从亚洲各战场俘虏来的盟军高级军事将领和文职官员，如美菲盟军司令温莱特中将、英远东联军帕西瓦尔中将、香港总督马克•杨爵士等。
六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首先在中国东北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经济及综合国力都处于劣势的中国军民，面对精心备战的侵略日军，残酷的后果可想而知，大批的中国军人和普通百姓被关进了日本修建的集中营，美其名曰“收容所”、“看守所”、“刑务所”、“俘虏所”、“留置场”等，应有尽有。但其实质只有一个，奴役和残害战俘。当法西斯野心欲称霸世界后，南亚及太平洋一些国家也遭受到了同中国军民一样的厄运。“死亡铁路”、泰缅铁路、“巴丹死亡行军”等等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奴役和虐待战俘的监狱遍布各被侵略国，监狱内日军对待战俘方式卑鄙、残忍令人发指，死亡率极高，因此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把这些“战俘收容所”称为“东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二战时期的集中营是东、西方法西斯侵略世界的产物，是法西斯阵营侵略瓜分世界的铁证，它成为了法西斯侵略、杀戮、虐待、奴役等反人道罪的代名词。“集中营”也称为“死亡营”，汉语《辞源》里没有它的出处，《辞海》“集中营”条目有其解释为：“反动派用来折磨、残杀革命者、战俘、劳动人民等的场所。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受到无限期的监禁、污辱、虐待、非刑拷打和野蛮屠杀”。
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就是法西斯集中营。由于辽源有着优质的煤炭资源，1931年“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关东军派遣河本大作接管了煤矿。日军介于辽源地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三个主要中心城市的中轴地带，离奉天（今沈阳）240公里，离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今长春）仅100公里左右，离辽源近在咫尺东丰县还有日军的军用机场，这样地处特殊地位并有着丰富资料的辽源便成为了日军眼里的“战略要地”。于是日军选择辽源城内通往矿区没有人居住的半山坡修建驻军兵营，称为北大营。表面上是日本守备队的兵营，实际兵营只占了少部分，这里还设有情报、侦察、审讯、监牢和狼狗圈，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集中营。
日本在被侵略国各地都建有同样性质的集中营，关押、虐待甚至杀戮战俘、普通平民。仅关押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盟军战俘的战俘集中营就多达200多个，如果说日本修建的法西斯集中营没有奥斯威辛那么大，那么在数量上却是奥斯威辛（40多座集中营的总称）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我国大陆的海南、上海和山东，日军还修建了众多关押西方领事人员、侨民的集中营，如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潍坊集中营等。
二战修建的集中营是东、西方法西斯的代名词，是二战特别的历史时期叫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概念。集中营实质就是监狱，而日本称谓的“收容所”也是监狱，但为什么我们不称其为监狱呢？其实这在全世界的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把东、西方的法西斯一切监狱统称为集中营。日本自己也承认并称呼在中国的“江塘集中营”，蒋介石政府也曾有“上饶集中营”、“息烽集中营”、“西北集中营”；这样统称为集中营更具有批判性和声讨性。
早在1998年沈阳战俘集中营被揭露之初，就曾被专家学者一致称为“东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全国媒体大幅报道了100多篇，这个概念在美国的华文媒体里也见诸报端。之所以被“誉”为东方的奥斯威辛，是因为这里盟军战俘被关押的时间达3年之多，远比欧洲战区战俘的关押期长的多，最主要的是这里的死亡率极高，达到了16%，而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才1.2%。
辽源（西安）二战盟军高级战俘集中营没有极高的死亡率，但它对于被抓进去的中国“反满抗日”分子却相当于判了死刑。而对于被关押在此的盟军高级将领和文职官员，一样遭受着日本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遭遇。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文明存在差异，战败被俘，在西方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像美国西点军校这样的军事学院里有专门讲授在什么时间应该投降保全生命保存实力的课程。但这在东方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军国主义思念根深蒂固日军，战败在他们眼里就是无能和耻辱，所以日军就是战死或剖腹也决不投降。被日军战败成其俘虏的战俘自然而然将受到日本的嘲讽、侮辱、歧视，肉体和精神上将遭受到日军的摧残，非人的奴役和疯狂的虐杀也当然不在话下。温莱特中将、帕西瓦尔中将等他们自被俘起的三年俘虏生涯，就是在这样日军的侮辱、打骂、虐待中渡过的，饥不果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由，包括与家人的联系，这是《日内瓦公约》中所不允许的。作为高级将领，更不因该参加劳动，然后辽源曾有路过北大营的目击者看见日军端着枪看守着一群“大鼻子”在院中拔草；当年的营救队员霍尔•雷斯的《奉天日记》中记录的温莱特这位美菲盟军司令的中将在辽源集中营里磨刀片的故事；1948年出版的《温莱特回忆录》（又译为《温莱特的故事》）也记录下了日军要求这些盟军高级战俘种植瓜果的劳动。温莱特中将是二战同盟军中被俘的最高将领，但他的遭遇和经历却和普通被俘的将领甚至士兵如出一辙。
其实辽源盟军高级战俘营发现揭秘之始，就被称为“集中营”，辽源本地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其发表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样的字眼，这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战俘集中营历史、战俘文化，要纵观全局，辽源这座盟军高级战俘营是整个二战集中营的活化石，因为关押的俘虏层次，决定了其地位，它是更高于亚洲其它集中营的“高级集中营”。
日本人称战俘集中营为“收容所”，是有着精心的考虑的，其目的是为了逃脱责任。所以特定的历史事件都会有后来的专家学者为其冠名，如日本称呼的“日清战争”，我们改称为“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呼的“沈阳事变”、“满洲事变”，我们称为“九一八战争”；所以日军设立的“俘虏收容所”，我们不能延续，所以一定要称为“集中营”，这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是在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统治的烙印；更是揭露日本破坏和平，侵略世界的反人道罪的暴行；东京大审判就判决所谓的俘虏营为集中营，我们必须执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可参见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04页）；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和现实需求相结合，为申遗及发展文化资源、旅游品牌打下基础。奥斯威辛因集中营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47年7月2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被辟为殉难者纪念馆。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定为“警示性世界文化遗产”，而关押同盟军最高被俘将领的辽源高级战俘集中营，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辽源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发现，它揭秘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乃至亚洲的又一铁证，现在省、市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之下，我们应该注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去挖掘战俘文化和战俘集中营的反人道罪暴行。甚至以点带面，统领全局，去研究和挖掘更多的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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