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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真相(2008-09-19 18:09:06)

    2008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发77周年纪念日,当天,邀请到一些抗联老战士、九一八撞钟手、义勇军后代、日军侵华历史研究者齐集一堂,共同纪念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九一八真相》一文是当天会议第一位发言人喻绍信院士的发言,我将再此陆续发出各位发言,自己的放在最后一篇,供大家了解。

 

    1931年9月1 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星期五。这一天,是中国百年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天,东北重镇奉天(即沈阳),在老百姓眼里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不但老百姓,就在处于敏感神经地位的军人,也都各干各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战火即起且迫在眉睫。

    在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不在沈阳的情况下,副总司令张作相正在自己的老家锦州小岭子为其父治丧。张作相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共患难的哥们,算是张学良的叔叔辈,他字铺臣,因而东北军人称张作霖为大帅;张学良为少帅;张作相为辅帅,有人误传副帅,东北军无副帅,另一个军界要员是参谋长荣臻,这天上午也在自己公馆里为他父亲庆寿诞,客厅里摆着酒席宴、麻将牌,还有唱京韵大鼓和二人转的,热闹非凡,一片歌舞升平景象,日本人瞅准了这个机会。另外,当时东北兵力正空虚,主要兵力被张学良调到关内参加军阀之战去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勾结日本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7月中旬通电反张,并进犯平津各要隘,张学良无比气愤,不顾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东北防御力量异常薄弱的现实,抽掉大批东北军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两个国防旅也被调到了关内,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整个东北的防务十分空虚,黑龙江、吉林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是武器装备低劣,人员编制未满的省防旅,而处于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只有四个正规旅,驻守在沈阳的主要兵力只有位于北大营的王以哲第七旅(我父亲是该旅军需官)。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七八里的地方,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兵营,周围筑有土围和外壕,没有防御工事,七旅三个团兵力全部住在营内,西边的围墙离南满铁路一华里,这里便是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湖。

    “九·一八”之前,日军在辽宁的兵力部署是:一为铁路守备队。由于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的主权握在日本人之手,所以他们便取得了在铁路沿线驻军的权利,沈阳守备队的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六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等地,是由日本国内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的。二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在辽阳(我老家)下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分驻旅顺、辽阳、公主岭、铁岭、海城等地;在旅顺口设有要塞司令部,辖炮兵大队及宪兵队等。所有以上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9月初到南满铁路巡视检阅部队,9月8日,日军竟在北边门架起机枪演习,随后不断进行巷战和演习。

    七旅旅长王以哲对上述情况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东北必有大的军事行动,作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再也不能这样麻痹下去了。

    为了使东北最高长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开完会后王以哲去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求他快作部署将关内部队调往关外布防。几天后王以哲从北平回来传达了张学良指示;我已派人报告了委员长,委员长指示;一切要先从外交解决,不要作军事抵抗,遇事要退让。

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原定时间为9月28日,因为这一天是农历8月17日,正是月明星朗之夜,地里庄稼已收割,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和射击,那么为什么提前十天于9月l8日发动了呢?原因有二:一是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揭露了日军“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借口作侵占中国的准备;二是日本内阁不赞成军方的莽撞行动,认为国力还不强大,怕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及美、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中国背后还有苏联,日本陷入四面楚歌,所以对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不赞成,故派作战部长建川少将前来制止,但在他出发前参谋本部早就有人向关东军发出讯号:“事情暴露,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坚决行动”。就这样,他们便决定将原定于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在建川到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逼政府承认,具体策划者是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少佐参谋花谷正,整个行动是由当时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柴山中佐的助手今井大尉指挥,执行任务的部队由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担任。具体行动方案是:1 8日晚第三中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中尉以演习为名率部队由虎石台向南运动,川岛率大部队到北大营外围、河本率小部队在柳条湖铁路边将炸弹引爆,川岛即指挥向大营进攻。

    谁知就在9月1 8日傍晚建川到达了沈阳,但被花谷正不动声色的安置在旅馆住下,洗完澡后穿着浴衣花谷正陪他喝酒,并在门口放了哨谎说保护他安全不要外出,一贯好洒的建川似乎也懂得花谷正的意思,但他并不说破。

    就在他们觥筹交错杯来盅往的时候,川岛大尉和河本中尉率部队乘着上弦的月光出发了。川岛把部队埋伏在北大营外的高梁地里,河本中尉带领七名士兵来到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边,亲自在铁路上装上了骑兵用的小型炸弹,然后看了手表,时针正指向夜1 0点20分,他深吸了一口气,果断地点着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被炸断的铁轨枕木向四处飞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是夜,北大营的士兵与往常一样,九点半便熄灯就寝进入了梦乡,这天是他们发薪饷的日子,手里有了钱心里美滋滋的,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冰雹似的枪炮弹即将飞临到他们的头顶,更不会想到这一天将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国耻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最黑最重的一笔。

    “九·一八”之夜,北大营最高值班长官是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他听到爆炸声后立即派人出动侦察,不到一分钟枪声大作,一连串炮弹落入营区各处爆炸掀起一堆堆火柱,侦察员回来报告:一群群日军在坦克掩护下边射击边向营区逼进,赵镇藩将情况报告给旅长王以哲,王旅长请示荣臻参谋长,荣臻回答说:“上峰已有指令,无论如何不要抵抗,不准还击”。

    七旅官兵有的被敌人用刺刀刺死,他们还不知道上级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一边撤退一边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来援助?咱们的飞机为啥不参战?”。凌晨五点多钟部队撤到东山嘴子,没过多久敌人骑兵又跟踪追来,部队随之向锦州撤退,整个营房及装备都丢给日军,“九·一八”之夜七旅共伤亡中校以上官兵320人。

    张学良从五月起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

    9月1 8日晚,他在前门外中和剧院偕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美国驻华武官观看梅兰芳演的京剧《宇宙峰》。

    王以哲旅长和荣臻参谋长给他挂电话是他们的待卫副官长谭海接的,回答是:“副司令早有明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命令,坚决不要抵抗?。”不一会接到了张学良电话重申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原则。王旅长一听激动地说:“在这么严重情况下,将在外军(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事实上北大营第七旅绝大多数官兵并没有完全执行“不准抵抗,枪放进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在日军进逼营区时奋不顾身的进行了抵抗,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才突围撤到东山嘴子集合向锦州撤退。

    人们只知道抗日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有谁知道“九·一八”一夜间日本兵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集中于沈阳的东北军一百多架各种型号的飞机;英制的维梅轰炸机,法制的布莱克战斗轰炸机、德制的容克侦察轰炸机、日制的“八人型”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还有从美国进口尚未安装的新飞机不知型号,全部被日军缴获。张作霖1928年6月4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之前,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沈阳兵工厂、炮厂、火药厂等均被日军占去。据统计,兵工厂及仓库中存放的武器有:步枪5万支;子弹300万发;各种山炮、重炮250门;炮弹1 O万发;另外还有火药40万磅等,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有人曾估计过,沈阳守军一夜间的损失达l8亿元以上,更严重的情况还在于:以上这些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又拿去屠杀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抗日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及全中国的老百姓。

    “九·一八”第二天,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刚由师团长提升为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中将,即向东北关东军各部队发出了迅速攻占各城市要塞的命令。当日,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大中城市都被日军占领。次日,占领葫芦岛,次日占领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

    至此,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亡,东北三千万同胞作了十四年亡国奴。

 

                                                                      喻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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