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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流传后世的奥秘

(2012-12-19 16: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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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永林

梁山人

东平湖读月楼

文化

分类: 水浒学精论

《水浒传》流传后世的奥秘

 

佘大平

 

    《水浒传》写造反的故事,描写早饭的英雄豪杰,为什么在明清两朝没有被禁毁,反而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对于许许多多《水浒传》的读者来说,这确是一个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

    明朝末年,有个叫李青山的人,因为“啸聚梁山”,闹得“二京鼎沸”,才由刑科给事中左懋第给皇帝上了一道“请焚毁《水浒传》”的题本。于是朝廷下令:“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此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过两年,明王朝就要灭亡了。此时《水浒传》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一百多年了。从朝廷这道禁令的语气来看,似乎并不很严厉。而且实际上也是行动不力,效果也就不怎么样了。《水浒传》照旧在民间流行,各种版本仍在不断涌现。到了清朝,也由朝廷发布过几次查禁《水浒传》的命令,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禁令。但是总的来说,情况并不严重,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从现有的历史材料来看,还没有见到因为刻印、发卖、评点或阅读、收藏《水浒传》而被杀头的记载。这同清初杀人如麻的文字狱血案比较起来,《水浒传》的出版者和读者要算是很幸运的了。

    要解释这个问题也难。简单地说是这部小说自身的忠义思想掩护了它,保护它躲过了封建专制残酷的文网,躲过了封建专制的屠刀,当然也保护了出版者和读者,从而使它能够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一路顺风。

    这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奥秘”。

    《水浒传》在其长期的成书过程中,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加工和创造,它的忠义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形成了完整而合乎逻辑的体系。在小说中,读者常常可读到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例如:第十九回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以后,在蓼儿洼里伏击何涛率领的官军,阮小五唱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七也唱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历来有人对这两支歌感到不好理解,甚至认为有点莫名其妙:既然要将“酷吏赃官都杀尽”,怎么又说要“忠心报答赵官家”?既然要“先斩何涛巡检首”,怎么又要将这个官军将领的脑袋“献与赵王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部《水浒传》中还有不少。这些问题如果用忠义思想来解释,就变得合情合理了。所以,明朝有个名叫袁无涯的书商在刊印《水浒传》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这位书商对《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他也是想借忠义思想来保护自己)。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无不是忠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艺术构思方面,《水浒传》在第一回便把梁山好汉设计为“妖魔”,将这一百单八位造反英雄说成是长期被锁镇于地穴之中的“ 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被洪太尉误放了出来。既是“妖魔”出世,当然要乱天下,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小说的这种设计,既没有触犯封建王朝的忌讳,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但是,这一百单八位天罡、地煞星并不是一般的“妖魔”,他们的出世,是“宋朝必显忠良”,是“天数”。小说进一步将忠义思想的光环加在这些“妖魔”的头上,使他们既要造反,又可以用那个时代所崇尚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为他们辩解。

    此外,小说还设计了九天玄女几次出现的情节。这些情节在小说成书以前就已经产生,《水浒传》又将这些情节更加细节化和具体化。九天玄女是上天的神灵,她的出现,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说成是上天神灵所授予,极大地增加了忠义思想的权威。这并不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戏不够,神来凑”之类的东西,这是高度的政治机智和绝妙的艺术技巧。

    在艺术描写方面,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叙述梁山好汉的造反故事,然而,几乎是在所有这些故事的后面,《水浒传》都要以宋江或梁山其他人物之口申明:梁山好汉反对贪官污吏和权奸佞臣,是为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他们愿意接受朝廷招安,为国家效力。另外,小说还最大限度地膨胀和充实了梁山征辽的故事,集中地表现了梁山好汉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小说在讲述梁山好汉征方腊的故事时,突出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七死八伤,损失惨重,以强调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小说的结尾还描写宋江等人被奸臣毒死,他们却死而无怨,是“忠为君王恨贼臣”。

    不难看出,《水浒传》为了保护自己而编织的忠义思想的“防护网”,是多么完整、多么严密了。

    仅有《水浒传》自己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由政治专制而造成思想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在从水浒故事流传到小说的成书这一漫长过程中,一直笼罩着“强盗说”的阴影,时常有人给它扣上一顶“强盗”的帽子,企图将它置于死地。因而,那些想要使这部小说广为流传的书商和有识之士,在他们刊印和评点这部小说的时候,还得另寻保护之法。这不仅是保护《水浒传》,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出版商和评点者自己。他们的保护方法主要有两种:

    其一,在书名的前面冠以“忠义”二字。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材料来看,几乎所有的“繁本”《水浒传》书名的前面都有这两个字。所谓“繁本”,是指一种“文繁事简”的本子,文学意味较浓,其刊印者大多是一些喝了墨水的书商。他们这样卖力地将“忠义”二字印到《水浒传》封面上,赫然标出,其用意当然是想借这两个字保护自己,给自己增加一些安全系数。“繁本”《水浒传》的读者,有不少是一些中下层的读书人。他们阅读《水浒传》,是要欣赏这部小说的传奇艺术和美学趣味,是要用传奇故事来消磨那许多的闲暇时光;但他们又特别讲究三纲五常,看重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在心里也同情宋江和李逵等人,可是,这必须是在同“忠义”挂上了钩以后,他们才会放下心来。因而,《水浒传》要吸引这部分读者,在封面上用大字标出“忠义”二字就是最好的方法之一了。

    其二,在这部小说的序跋中大谈“水浒而忠义,水浒而忠义”的道理,竭力为梁山好汉的造反行为作出合乎忠义思想的解释。几乎所有版本《水浒传》的前面都有这么一篇文字。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最为看重。他的《〈忠义水浒传〉叙》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阐述得非常透彻:

 

    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由于使用了这些颇有效果的“保护”方法,《水浒传》终于比较顺利地流传下来,甚至还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欢迎和欣赏。据记载,明神宗朱翊钧就非常喜欢阅读《水浒传》,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和都察院参与了刊印《水浒传》,为《水浒传》的流传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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