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姚展雄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风华绝代的才子，他工书善画，通晓音律，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被誉为“千古词帝”，而且还崇信佛法，是一位虔诚的居士。
他的词不仅寄予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蕴涵着深深的佛理禅机。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流传不衰。
每每读李煜的词，不由得让人想起他与佛教的种种因缘。
悲剧人生
李煜做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历史误会。在父死子继的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生于帝王之家便有了继承王位的可能，然而身为皇子的李煜却无心参与权力的争斗。树欲静而风不止，谁知他的哥哥李弘冀却百般猜忌，骨肉相残，原因是李煜生就了一副“帝王之相”。尽管在现代人看来，这纯属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在古代，却含有“天命”的神秘暗示。为了躲避祸事，李煜隐居庐山，醉心于自然适意的山林生活。然而，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是，这种隐士般的浪漫生活却因为一桩残酷的宫廷血案而划上了句号，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李煜23岁那年，太子弘冀去世，他的几位兄长出家的出家，早亡的早亡，从此，他住进了东宫。两年后父亲李璟去世，李煜当上了一国之君。
李煜从一继位，就定下了对宋朝恪守臣道，以求偏安一隅的国策。在面对大宋王朝居高临下的威逼下，李煜能做的就是一再地卑躬屈膝，奉表修贡，期望能以此息事宁人，苟且偷生。
然而，李煜的俯首称臣，并没有打消掉赵匡胤吞并南唐的野心。宋开宝八年，也就是公元975年农历十一月，宋兵大举入侵，金陵城破，李煜“肉袒出降”，做了亡国奴。
亡国之后的李煜，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囚徒，这种巨大的落差使他陷入到深深的痛苦和耻辱之中而不能自拔。那种家愁国恨难以在现实中排遣，他不得不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更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恰好为李煜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
从此，李煜虔心向佛，开始了自己的修持之路。
佛教因缘
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烈祖李昪自幼家境贫寒，六岁丧父，八岁丧母，剃度于开元寺，在青灯古佛相伴下长大。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后主李煜自幼生活于这样一个信奉浮屠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因此上说，李煜之于佛教，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
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由此可见，李昪于建国后，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诸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李煜不仅自号“莲峰居士”(《墨庄漫录》卷七)，还说：“余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煜信佛，一方面缘于家族传统；另一方面，他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史称“为人仁惠，有慧性”，其于佛教，更是自种慧根。及至后来，国事蹉跎，身经百劫，李煜对佛教的痴迷程度比其父、祖更甚。
李煜于佛教，无需任何高僧大德接引，实乃自身遭际与因缘和合的结果。
笃信护持
“喜耽佛学，世味澹如”，寥寥八字，已表明了李煜的心迹。作为在家居士，李煜虔心向佛，顶礼膜拜，昼夜课诵不已。甚至在亡国之际，他竟乞福于佛，希冀能够挽救南唐摇摇欲坠的颓势。
他课诵佛经，跪拜佛像，几近痴迷。据史书载：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
他曾经亲手书写金字《般若心经》一卷，赏赐给宫人乔氏。
他还写有《看经发愿文》，发起誓愿。(《墨庄漫录》卷七)
他延请高僧玄寂入宫，口说《华严经·梵行》一品。(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
李煜在作郑王时就心仪禅宗，在文益处受心法。后经其弟子泰钦禅师的点化，顿悟万法本空的佛理。
金陵被围，南唐国运命悬一线，他仍在净居室闻听僧人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解《楞严》、《圆觉》经。(陆游《南唐书》纪卷三)
作为末代国主，李煜不仅虔心向佛，亲作佛事，还从经济、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大事度僧、建寺，礼敬高僧。
南唐开宝二年，李煜普度诸郡僧(《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曾经在宫中造佛寺十余座，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传卷十五)。他还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除大事度僧外，李煜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后主命境内崇修佛寺(《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他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江南余载》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诗词禅机
悲剧人生引发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艺术人生与诗词创作。
他失去的是整个国家，赢得的是顶级艺术，就像后人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由于特殊的经历，对于人生无常、诸法本空的佛理，李煜较常人体验得尤为深刻。其前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964年为悼念早夭的次子仲宣的《悼诗》：“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965年，哀昭惠周后的《挽辞》：“口丽今何在?飘零事已空”。大约作于同时的两首诗中：“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病中书事》)“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后期词作，无常之痛、空之深切尤为突出。
976年，李煜被掳入汴梁。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人生、世事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他独居一室，时时拷打自己的灵魂，用他深层的苦难对人生展开了一番彻底的探究。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以自然的无常来对比和象征人生的无常，在互比反衬中加重了对无常的双重体验，以至在无奈与绝望中发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哀叹!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绝命词”，更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着笔，揭示人生之短暂无常，经过大悲大痛、大彻大悟后最终化成了对人生彻底的悲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于无常，李煜是无奈的。无奈中品味孤独，思前尘，忆往事。孤独中，更加深了其悲悯情怀。在他眼中，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因此，他的后期词作中多次出现“梦”字。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多少十艮，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在梦中，他曾多少次与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连凤阁龙楼；梦醒时分，却依旧是“帘外雨潺潺”、“三更滴到明”。人生本无常，大梦本虚幻。梦中愈是辉煌，醒后愈是惆怅；梦里越美好，现实越冷峻。梦中、梦后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以梦来体验无常，加剧了他人生虚幻的感叹。
他的词作也涉及到空，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想得玉楼瑶殿月，空照秦淮”(《浪淘沙》)等。梦即空，空即梦。色即空，空即色。在前尘往事的空追忆中幻化出一系列色相：珠围翠绕的嫔娥、缠绵相思的情爱……，作者因空生色，因色悟空，传情入色，见色生情，循环不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他不止一次地吟咏人生无常，他不仅以词人的直觉体悟到无常，更以一个亡国之君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痛，品尝了无常带给他的苦酒。无常即为空。山盟海誓的爱情，惊天动地的帝王伟业，确实如镜花水月!历史已无情地道出答案：历代帝王，或明主，或昏君，终是一抔黄土掩风流；各个王朝，无不由兴到衰，走向灭亡之渊。
这些词作，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哀愁与悲戚，而是一种由江山零落后自身惨痛遭遇泛化而来的对自然和命运的悲悯与思索，其中渗透着李煜对佛教“苦谛”的顿悟，因而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魅力，以至于清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频频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