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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队还是做人?

(2014-07-07 21:38:21)

站队还是做人?

 

宦海生涯,官场浮沉,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圈子,需要你去选择是站队还是做人。站队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圈子实力的强弱,而实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站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时风光的背后可能就是终生的蹉跎。那么,什么是确定的呢?那就是做人,对每个圈子都不偏不倚正面对待,知恩图报而不是见利忘义,这样的做人原则或许不能让你骤历超擢,但足以让你在“风不定”的官场中做到“人初静”。

唐代中后期的官场就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圈子——牛党、李党: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大多是高门大族出身的权贵子弟,通过科举中相对较为容易的明经科或父兄关系进入朝堂,但注重操守礼法,家风优良门风严谨;牛党以牛僧孺为首,多是中下层官员家庭出身,靠自身能力通过科举中难度极大的进士科踏进仕途,但行事较为浮华轻薄放浪不羁。两个圈子的党争持续近百年,史称牛李党争。

李商隐与柳仲郢就生活在这个党争时代。柳仲郢年长李商隐二十岁左右,两人出身相同,均是通过科举进士科起家;人生亦有交集,李商隐曾在柳仲郢手下有过差不多八年的任职经历。两人进入官场的时期,牛李党争正酣,李党上台,就把牛党全部赶出朝廷,庙堂为之一空。牛党卷土重来亦会将李党连根拔起。面对朝廷牛李两党的大格局,柳李二人有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选择,结果自然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人生。

进退维谷的李商隐

李商隐的文名人所共知,自幼便能写诗作文的他得到牛党令狐楚赏识。令狐楚将李商隐招进幕府,亲自教授他撰写朝廷奏章公文,还让几个儿子与其一起读书游学。开成二年,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与当年的主考官高铠关系甚好,在其面前大为称誉李商隐的才华。在令狐家的帮助下,李商隐顺利考中进士,新科及第。

进士之后,李商隐先任秘书省校书郎,又外任弘农县尉。两年后参加了科举中能快速升迁的制举,中书判拔萃科,这次中举与他在令狐楚指导下打下的公文奏章起草功底密不可分,因为书判拔萃科重点测试的就是应举者的公文奏章水平。这样,无论是从自己的进士出身上,还是从牛党令狐父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方面,李商隐应该属于牛党。在牛李党争时,他即使不站在牛党这一边,也不能转投李党阵营,如此方合乎做人原则。但这时,诱惑出现了。

当时朝廷李党势大,牛党暂居下风。李德裕在朝辅政,起用与之关系深厚的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王茂元邀请李商隐赴河阳幕府任职。一方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牛党令狐父子,一方是风头正劲的封疆大吏李党王茂元。不知李商隐是否经历过一番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但最终,急于升迁的念头战胜了知恩图报的做人原则,他投入了李党的怀抱,进入河阳幕府任掌书记。不久便得到了侍御史的官衔,并娶王茂元爱女为妻。仕途一帆风顺,情场春风得意,这一次弃牛入李,李商隐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表面上看,李商隐这次站对了队伍,进对了圈子。但这种脱牛入李的选择不仅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也为注重操守礼法的李党所不齿。短暂风光的背后,已然埋下了一生蹉跎进退维谷不容于两党的伏笔。

李商隐脱牛入李得到了短暂的顺利升迁。但好景不长,王茂元去世,李商隐无所归依只能返回长安寻找机会,而在长安的李党大佬对见利忘义投奔本党的李商隐并不感冒。李商隐在长安四处碰壁,一直没有得到中意的官职,只得千里迢迢远赴桂州进入李党郑亚的幕府。到了宣宗大中初年,牛党得势,令狐绹入朝辅政,牛党开始打击李党势力,郑亚被贬到循州任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到循州苦寒之地,数年不得调任,直到大中三年回长安后仍不能入朝,暂栖居京兆尹卢弘正处。

大中四年,令狐绹出任宰相,牛党势力益盛,李商隐处境更加窘迫,只能寄希望于改换门庭以改善境遇,这次他做出了出李返牛的站队。他屡次陈情希冀令狐绹能够原谅自己,而绹不置一词,他只得跟随出京外任的卢弘正到徐州。卢弘正在徐州的幕府解散后,李商隐又是飘零无处,他再次上书祈求令狐绹让自己入朝,令狐绹这次念在昔日之情答应了,但鉴于李商隐上次背弃牛党投靠李党的背叛行为,令狐绹只安排了个太学博士的虚职给他以示抚慰。

一个太学博士肯定不是志在千里的李商隐所能满意的,这时一直赏识其才华的柳仲郢转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商隐便应柳仲郢之邀进入东川幕府。在东川期间,李商隐亦是四处请托,希冀被人推荐入朝。这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将要入朝辅政的河东节度使卢钧,寄诗给他以求荐引。但卢钧曾经被令狐绹排挤过,对再次投向牛党令狐绹的李商隐更是鄙薄,没有为他说一句话。就这样,李商隐一直在东川待到幕府被解散,后客居郑州荥阳,不久便郁郁而终。

左右逢源的柳仲郢

面对同样的党争环境,不同于李商隐的忽牛忽李的站队投机,柳仲郢选择了不偏不倚的做人,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

和李商隐一样,进士及第后,柳仲郢先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不久跟随牛党大佬牛僧孺去江夏任职,在牛僧孺的庇护下,仕途顺畅。在基层历练一番后入朝,在谏议大夫任上处理关涉牛李两党利益的“吴湘狱”案件时,因能以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立场办理该案,得到了李德裕的认可。虽然最终的处理结果有利于牛党,但李德裕“不以为嫌”,“知其无私,亦重之”,随后便保举柳仲郢担任位高权重的京兆尹一职。任命下达后,柳仲郢去李德裕府上谢恩,表示以后要像报答牛僧孺的知遇之恩一样报答李德裕的提携恩情。

即使受到李德裕的赏识,柳仲郢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依然是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依归,而没有简单的附从李德裕。柳仲郢在吏部主管官员选拔的铨选工作时,就曾受到李德裕的压力。李德裕出身官僚世家,没参加过科举,因此在选拔官员时对进士出身的官员颇为压制。而柳仲郢则顶住了李德裕的压力,无所徇私,使出身进士的官员都得到了较为公平的任用。

后来,柳仲郢因得罪了内廷握有重权的宦官势力而被逐出京师,外贬郑州刺史。由于他始终都在牛李两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对两党不偏不倚,都有交往,且遇事不存党派偏见,就事论事,秉持公正,因此得到了两党一定程度上的谅解和尊重。外贬郑州刺史后,柳仲郢的仕途并没有走上下坡路,先后担任河南尹、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虢州刺史等封疆大吏和户部侍郎、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等中央要职。

在牛李两党针锋相对的大环境下,柳仲郢也力图以一己之力去调和缓解两党的矛盾。宣宗大中年间,牛党全面得势,令狐绹拜相辅政。而李德裕贬死海南崖州,李氏子孙受牵连未有在朝堂立足者。柳仲郢时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不顾牛党压力大胆起用李德裕的侄子李从质为推官,让其负责苏州方面的盐铁转运事宜,以便用俸禄维系李氏族人的生活。令狐绹对此颇为不悦,柳仲郢专门写信给令狐绹予以解释,“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用西汉任安面对卫青地位下降、霍去病日益得宠的时局而不肯背离卫青,和东汉吴咏面对马贤、庞参两位恩主彼此争斗的局面最终无奈自刎的典故,剖白自己的心境;并委婉的表达出对牛党打击李党过重的不满,“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希望牛党对李党不要斩尽杀绝,而应到此为止以大局为重。令狐绹阅信后大为释怀,对柳仲郢的行为表示理解,并将李从质升为正员官。

 

观柳仲郢一生,既能以自身实力通过科举进士科入仕,得到牛党提携;又能以自身操守获得李党认同。处理关涉两党利益的重要事件时,他不站队,不偏不倚,只从事情本身的是非出发而不夹带私情;面对曾经提携过自己的恩主,他坚守知恩图报的做人原则,宁可承受住巨大的压力也要照顾好李德裕子侄。其处世之道,既带有不偏不倚公正对待的平衡冷静,又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浓厚人情。故宦海虽历尽浮沉,但终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虽曾遭到贬谪,但又能很快东山再起,始终不倒,历任封疆大吏与中央要职。在牛李党争的大背景下,以人格操守置身恩怨之外,得到两党的谅解,以至于左右逢源,致位通显。

反观李商隐,才华远在柳仲郢之上,而为人操守却有霄壤之别。以城头变换的大王旗为指示,哪派得势就投向哪派,忽而出牛入李,忽而出李返牛。每次站队都看重利益,但在政治投机中已经失却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操守,反而并不获利。做官先做人,任何上司都不可能放心的重用反复无常的投机之徒的。数次投机站队之后,牛党视其为忘恩负义之辈,李党亦鄙薄其为人操守,目其为见利忘义之人,最终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一生蹉跎。虽负绝代之才,却无做人操守,只能在锦瑟年华中勉强维持着如梦人生。

站队还是做人?这是官场中需要时刻面对的试题。这既是仕途的选择,也是人生的选择。有圈子就有争斗,即使选择站队也不可忘记做人。李商隐和柳仲郢都是唐朝人,但他们的故事,并非唐朝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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